@吳冠昇 Assistant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South Alabama
※本篇轉載自《東吳政治學報》-溪望政治學的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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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政治學報》延伸閱讀：
第三十八卷第一期戰後日本天皇論的起點：丸山真男與津田左右吉的天皇戰爭責任論
對國際關係感興趣的讀者，應該都聽過約翰·米爾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這位極具影響力的學者。他的代表作《大國政治的悲劇》（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是美國各大政治學研究所國際關係課程的必讀書目。2025年5月初，米爾斯海默在《國際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期刊上發表新作〈戰爭與國際政治〉（War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進一步闡述其對戰爭與國際政治關係的核心見解。這篇文章點出了許多重要的觀點，但礙於篇幅，這裡僅挑選幾個重點來討論。
Mearsheimer, J. J. (2025). War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49(4), 7-36.
米爾斯海默指出，當今國際社會，特別是在歐美，對武裝戰爭的討論聲音日益減少，背後有兩個主要原因。第一，當前多數政策決策者與官僚成長於冷戰後的1990年代，那是一個美國獨霸、幾無國際戰爭威脅的單極體系（unipolarity）。換言之，美國在當時是全球軍事實力最強大的國家，戰爭對他們而言不僅遙遠，即使發生，也不被視為會威脅美國本土生存的問題。
第二，一如他過去一貫的主張，米爾斯海默批評自由主義對國際關係的詮釋，認為許多決策者過度著重於推動民主、強化經濟合作等目標，即便歷史從未證明這些措施能有效防止戰爭。例如，一戰爆發前各國間已建立密切的經貿往來，卻未能阻止世界大戰的發生；又如福山（Fukuyama）在1990年代提出的「歷史的終結」理論，主張民主國家終將成為全球趨勢，如今也已被現實發展所否定。 [1]
政治和戰爭的關係
正如托洛茨基（Trotsky）所言：「你或許對戰爭沒興趣，但戰爭可能對你感興趣」（You may not be interested in war, but war is interested in you）。戰爭在今日社會中較少被討論，並不代表它已不存在，或不再具有重要性。而要理解戰爭，首先必須理解政治。米爾斯海默強調，戰爭的本質正是政治的延伸。如同著名戰爭理論家卡爾·馮·克勞塞維茨（Carl von Clausewitz）所說：「戰爭是政治以其他手段的延續」（War is the continuation of politics by other means）。換句話說，戰爭只是實現政治目標的另一種方式。
政治這門事業，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國際層面，即使表面風平浪靜，背後往往是激烈且殘酷的競爭。即使在民主社會中，妥協、談判與合作當然存在，但當核心利益受到挑戰時，沒有人能保證對手會信守承諾、選擇退讓。在現實政治中，關鍵時刻的風度與寬容往往是種奢侈。因此，選戰經常被比喻為「政治的戰爭」，甚至被形容為「割喉戰」，因為它與真正的戰爭一樣激烈無情，都是一場關乎權力與生存的鬥爭。
政治到了國家層次，也不會因此變得單純。自古以來，歷史往往是勝者為王、敗者為寇，而贏家通常就是那群能夠撰寫法律、書寫歷史，甚至塑造整個國家體制的人。米爾斯海默認為，許多人會覺得這樣的說法太誇張，跟日常生活的經驗脫節，畢竟我們平常生活中很少真的感受到那種激烈的政治競爭。但他反問：如果我們把國家目前用來維持秩序的制度拿掉，例如司法系統或警察機構，人們是否還會一樣遵守秩序、服從國內的權力結構？還是整個社會就會陷入混亂？事實上，米爾斯海默認為，只要一個群體的生存稍微受到挑戰，這個群體往往就會立刻做出反應，為了生存而展開鬥爭。直到今天，世界上仍有不少國家深陷內戰，某種程度上，也正是對這個觀點的具體印證。
到國際層級，政治的競爭與戰爭之間的連結就變得更加難以掌握。國際社會並沒有一個真正有效的「國際政府」，能夠全面管理各國之間的秩序。如果聯合國真的能扮演這樣的角色，那為什麼它對烏克蘭，甚至十多年前的敘利亞，都無法採取有效行動來遏止戰爭？更何況，在對外關係中，如果一味盲目信賴他國，只會讓自己陷入不利的局勢。國際關係中沒有永遠的好朋友或好戰友。歷史上的例子很多：同樣在二戰期間並肩作戰的美國與蘇聯，戰後沒多久就迅速轉變為彼此最大的對手。
因此，為了生存，國家只能選擇讓自己變得更強大。然而，即使出於防禦、自保的目的，這樣的行動在其他國家眼中，往往會被解讀為潛在的侵略威脅。最終，彼此陷入了「安全困境」：雙方都以提升安全為初衷做出政策選擇，但結果卻是讓彼此都更不安全。說到底，戰爭的發生，往往只是國家在求生存過程中做出的理性選擇。
讀到這裡，會讓人不禁覺得，現在的局勢是不是又回到了二十世紀初，彷彿世界大戰即將爆發。但很多人也會認為，現實並不是這樣。對此，米爾斯海默特別強調，他的意思並不是說國家之間不能合作，或者戰爭一定會發生，而是提醒我們：那種結構性的風險，其實一直都在，而且在今天的國際關係中經常被低估。舉例來說，中美之間當然可以在氣候變遷或其他議題上合作，但這些合作始終籠罩在一層深層競爭的陰影之下。美國如果有機會，還是會想辦法抑制中國的崛起；而中國如果找到突破口，也會積極推動國力擴張。合作的存在，並不代表衝突的可能性就因此消失，雙方的摩擦仍然有可能在某個瞬間被引爆。
戰爭的決定與正當性
既然戰爭這麼恐怖，那如果人類可以制定出一套合理、符合國際法的理論，來規範什麼情況下可以發動戰爭，應該對維護和平有很大的幫助。正義戰爭理論學者認為，以下三種情況可以構成開戰的正當理由：第一，有跡象顯示即將遭到攻擊，因此可以先發制人；第二，經由聯合國安理會的授權；第三，為了阻止種族滅絕等大規模暴行而出兵干預他國。但米爾斯海默認為，這些學者對國際現實的理解太過理想化。就拿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來說，這場戰爭是否符合上面三種正義戰爭的條件之一？很顯然並沒有，但俄方依然聲稱自己有正當性。
正義戰爭理論的支持者其實也知道，他們的理論在現實中可能行不通，所以他們補充了一個例外狀況，叫作 supreme emergency（至高緊急狀態），意思是說，在這種情況下，國家可以忽略前面那些條件，做出他們認為為了生存而必須做的事情。
米爾斯海默認為，這種想法會有問題。首先，不可能每個國家都會乖乖按照這個標準來行事。現實中，大國就算違反了國際法，也很少真的受到懲罰。所以對大國來說，只要他們打得出正義戰爭那幾個理由，就可以堂而皇之地說自己出兵有理；就算理由不符，也總能用別的方式包裝一下、自己圓回來。反過來說，那些一昧堅守這些限制的國家，就等於把所有的軍事優勢和先機都拱手讓人。畢竟，等到最後一刻才出手，在戰略上往往就已經太慢，結果就是吃虧。這當然不是說國家都不在意道德(Morality)，而是說，當道德和戰略考量同時出現時，後者才是真正決策的關鍵。如果剛好能用道德來當藉口、那就更好了。
戰爭的擴大與不可控性
米爾斯海默在文章的最後一部分談到戰爭的進程。他認為，一旦戰爭開打，通常都會逐步升高，原因有好幾個。
第一，戰爭本身往往是一個政治決定，同時也是一個建構外部敵人的過程。戰爭其實就是達成政治目的的手段，所以理論上只要目的達成就該停手，這才是最理性的做法。然而，現實中很多領導人為了爭取選民支持，在戰爭爆發之前就會訴諸民族主義，把對手描繪得很壞。這種做法在戰爭剛開始時或許能提升凝聚力，但當戰事持續、傷亡增加時，民眾的情緒也會越來越激烈，原本煽動起來的民族主義反而變成政治人物難以駕馭的洪水猛獸。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當領導人發現自己無法再有效控制這股情緒，甚至無法收回自己先前講的話時，戰爭就容易繼續升高，雙方也因此更難退場。
另外一個戰爭通常會升高的原因，跟所謂的「文人—軍人關係」有關。實際上，非軍職的政治人物在戰爭開打之後，對戰場的管理能力非常有限，畢竟他們本身就不具備軍事專業。這種情況下，軍方往往就會主導戰事的發展方向。以美軍為例，美軍本身並不主動尋求戰爭，但一旦開戰，他們的傾向是用壓倒性的兵力快速而徹底地擊敗敵人。這種思維和策略，某種程度上也會限制文職領導人原本所希望達成的「有限作戰」目標 (Limited War)。
而且，戰爭本身的進程也常常會推動衝突升高。舉例來說，如果一個國家原本只是發動一場有限戰爭，結果取得了勝利，很多人就會覺得應該乘勝追擊、進一步擴大戰果。歷史上，美國在1991年的波斯灣戰爭打贏了卻沒有除掉海珊就撤軍，這至今仍是許多人批評的重點。當時不少人認為，美國應該更進一步，把海珊徹底推翻。
總的來說，米爾斯海默在這篇文章中，對他所提出的現實主義論點進行了更進一步且細膩的說明與推論。不論你是否認同他的觀點，不可否認的是，從古至今，許多軍事戰略家都強調理解軍事與戰爭的重要性。從孫子提出的「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到後來西方的格言 Si vis pacem, para bellum（欲求和平，必先備戰），其實講的都是類似的道理。這些觀點，對於維護台海目前的和平，仍然非常重要。
※註腳
[1] 有關於福山的辯解，可見這篇菜市場文的摘要
https://whogovernstw.org/2018/11/02/austinwang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