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榮祥／國立中正大學政治系教授
※本篇轉載自《東吳政治學報》-溪望政治學的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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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以來，美國對於臺海問題的立場是採取所謂「雙重嚇阻」的作為，美國「反對」中國對臺灣動武，以及美國「不支持」臺灣獨立。一方面美國透過對於臺灣出售防衛性的武器來嚇阻中國對於臺灣所可能採取的軍事行動，在必要的時候，美國會介入臺海的軍事衝突；另一方面美國不支持臺灣獨立，不會為了臺灣尋求獨立而被迫捲入臺灣與中國之間的戰爭（Christensen, 2002: 8）。雙重嚇阻的政策源自於「戰略模糊」（strategic ambiguity）的策略思維，美國是否會介入臺海之間的戰爭將會視情況而定，如果一方挑釁對方，而另外一方並沒有違反美國的既定政策時，則美國會採取介入或是保持觀望的立場。戰略模糊策略的主要效益是讓臺灣和中國雙方對於美國可能採取的策略是模糊的，美國可能會介入或可能不會介入，端視誰先挑起爭端的情況而定。在戰術層次上，如果美國採取介入的方式，其可能的行動選項也是模糊的，不讓任何一方冒進地改變美國所無法接受的現狀或是逾越美國所設定的紅線。戰略模糊的天平之所以能夠保持平衡的關鍵因素是中國或臺灣選擇不挑戰現狀，然而如果有任何一方企圖改變現狀或是升高緊張態勢，則持續執行戰略模糊的政策，可能會讓均衡的關係變成單邊的傾斜，甚至會導致嚇阻失敗的後果。
支撐戰略模糊策略運作成功的兩大支柱：一、美國在亞洲的強大軍力以及臺灣的防衛能力可以嚇阻中國直接對臺動武；二、中國對於臺獨的動武威脅以及美國對於臺獨的反對警告，讓臺灣不會單邊地改變現狀。當第一個支柱被破壞時，例如中國直接對臺灣執行軍事行動時，美國會採取適當行動來回應臺海危機。當第二個支柱被侵蝕時，例如臺灣採取法理臺獨的行動時，美國會對臺灣施加壓力，以免讓中國有對臺動武的藉口。
戰略模糊的平衡結構取決於平衡國的國家實力大於挑戰國的國家實力或被保護國的國家實力，因為平衡國可以制約其中的一方，防止緊張態勢螺旋上升演變成戰爭狀態。然而，當挑戰國的國家實力漸漸可以追上平衡國時，則平衡結構會出現傾斜的情況：一方面挑戰國與被保護國的軍事實力差距越來越大，造成強制性外交的現象頻繁出現；另外一方面挑戰國與平衡國的軍事實力差距越來越小時，容易陷入安全兩難的困境。
一、延伸性嚇阻與戰略清晰策略、戰略模糊策略之關係
國際政治中牽涉三方之間的戰略互動，稱之為延伸性嚇阻。所謂的延伸性嚇阻是指當一個國家的盟國遭受另一個國家武力威脅時，則這個國家的領導者認為可以藉由對於潛在攻擊國家的報復威脅來保護其盟國；延伸性嚇阻可以區分成一般的延伸性嚇阻：防衛國以威脅來嚇阻攻擊國對於盟國的攻擊以及立即性的延伸性嚇阻：攻擊國正積極地準備軍事行動欲攻擊被保護國，而防衛國明確地表示或是具體執行軍事行動以防止潛在攻擊國使用武力（Huth, 1988: 1, 16）。延伸性嚇阻常常發生於兩個國家之間的領土界限衝突。一個國家主張要收復失土，另一個國家主張要維持現狀，兩個國家存在著不能妥協的利益衝突（Weede, 1983: 238）。當防衛國和被保護國的經濟連結越強、武器移轉越多以及攻擊國和防衛國的軍事力量越平衡時，越容易成功地嚇阻攻擊國採取攻擊的行動；然而即使防衛國和被保護國形成軍事聯盟，也不一定能夠成功嚇阻攻擊國的侵略（Huth and Russett, 1984: 516）。
延伸性嚇阻要能夠成功取決於幾個要素：一、防衛國的軍事力量優於攻擊國；二、防衛國與被保護國是軍事同盟國家；三、防衛國與被保護國之間有貿易關係；四、防衛國在軍事衝突中會採取以牙還牙的報復手段；五、防衛國家採取堅定具有彈性的外交政策；另外一方面導致延伸性嚇阻較無法成功的原因是被保護國與攻擊國相鄰、被保護國對於攻擊國來說是具有重要的軍事價值和重要的戰略物資（Huth, 1988: 41-55）。
美國持續軍售臺灣一方面可以展現美國防衛臺灣的決心，另一方面可以嚇阻中國採取先發制人的武力犯臺行動。戰略清晰政策的核心基礎是如果臺灣沒有挑釁中國，而中國卻選擇用武力來侵略臺灣的話，美國會選擇介入。嚇阻理論指出當嚇阻國越可能介入攻擊國和被保護國之間的衝突時，被保護國越可能進行抵抗，當介入和反擊的可能性增加，反而可以減少攻擊國採取攻擊行動的可能性（Smith, 1998: 317）。換言之，這樣才可能形成所謂的雙重嚇阻，一來嚇阻國對於攻擊國的直接嚇阻，二來是被保護國抵抗的決心也可以嚇阻攻擊國的攻擊。當臺灣有能力且決心抵抗時，美國可以獲得更多的戰略準備時間來馳援臺灣，不用過早介入或是需要大量部隊來增援臺海危機。同時，美國一方面可以透過臺灣所購買的武器裝備之後勤補保來限制臺灣的政治冒進如法理臺獨的實踐，但另外一方面確保臺灣有足夠的能力和時間來防衛自己，這樣也減少美國需要立刻介入的風險和成本。
相反地，若美國確實執行戰略模糊策略、不做太多具體作為的話，將無法展現延伸性嚇阻的決心，或是也有可能讓中國認為美國的決心太弱，可能不會介入臺海的軍事衝突。臺灣防衛能力減弱或是臺灣和中國的軍力嚴重失衡的情況下，當臺海的軍事危機發生時，美國如果要選擇介入的準備時間會更短；或是也有可能美國會認為介入臺灣的損失會很慘重，如果美國因此選擇縮手不介入，則必須忍受美國在亞洲名聲上破產的後果。另外，臺灣和中國的軍力失衡會降低中國發動臺海戰爭的成本，以及同時增加臺灣從事戰爭的成本，進而導致中國採取強迫臺灣統一的軍事行動或政治協商（Kastner, 2015/2016: 86）。在這樣的設想狀況下，美國基本上會失去其在美中臺三角關係的平衡者角色或是樞紐地位。嚇阻理論提到，防衛國面對一個相對較弱或是較溫和的挑戰國時，其可以採取一個較為模糊的政策來嚇阻挑戰國，但是當防衛國面臨一個強勢或可能會採取行動的挑戰國時，則防衛國和被保護國不穩定的關係反而會鼓勵挑戰國製造危機（Zagare and Kilgour, 2003: 604）。
影響延伸性嚇阻成功或失敗的原因之一是被保護國對於防衛國的價值，當被保護國對於防衛國的價值越高，延伸性嚇阻越容易成功，反之當被保護國對於防衛國的價值越低時，延伸性嚇阻越容易失敗；同時當防衛國過去對於防衛被保護國越強硬時，挑戰國越不容易對於被保護國採取虛張聲勢的行動，反之當防衛國過去對於防衛被保護國越軟弱時，挑戰國越容易對於被保護國採取虛張聲勢的行動（Kilgour and Zagare, 1994）。
被保護國為了嚇阻成功的目的必須小心翼翼地向嚇阻國傾斜，但同時也要避免過度傾斜，以避免加速危機的發生（Zagare and Kilgour, 2003: 604）。一般來說，民主國家因為受到國內民主結構的制約，因此其所傳遞的延伸性嚇阻信號較為可信，然而如果民主國家因為要避免「聽眾成本」（audience cost，即民意的反對或認同）的原因，選擇採取模擬兩可的政策意向時，反而會減損其進行延伸性嚇阻的可信度（Chan, 2004: 186）。換言之，嚇阻國採取戰略模糊的策略可以降低國內的反對聲浪，但搖擺不定的外交方針很容易讓攻擊國質疑其可信程度，認為嚇阻國可能只是虛張聲勢或是可以見縫插針。美國對於臺灣和中國執行戰略模糊政策的理性基礎在於，美國很難具體指出在何種狀況下不會協防臺灣，同時也很難決定中國攻擊臺灣是被激怒的（被迫）或不是被激怒的（主動），同時臺灣是一個具有自主性的民主國家，美國也很難區別臺灣哪些動作是會改變現狀的朝向獨立發展，或者哪些動作需要美國來介入保護（Benson, 2006: 180）。圖1可以說明戰略模糊策略與美中臺三角關係中，美國、中國和臺灣相對位置。
美國執行戰略模糊策略的目的是保持一定的彈性，同時嚇阻中國使用武力和抑制臺灣尋求獨立，而美國不必選邊站，確保以和平的方式解決臺海問題是美國的底線（Tucker, 2005: 186-211）。然而，戰略模糊的策略反而促成中國持續施壓臺灣和測試美國的底線以及美國過度抑制臺灣，讓中國認為美國並沒有堅定地支持臺灣（林正義，2007：7）。九五、九六臺海危機證明中國運用強制性外交的手段對於臺灣進行武力恫嚇，同時測試美國防衛臺灣可能採取的行動選項，尋求戰略模糊空間的可能破口。同時，美國會抑制臺灣的外交作為，擔心臺灣的行動會挑釁中國，讓美國被迫介入臺海戰爭，但是過度抑制臺灣的結果，反而讓中國認為美國偏向中國，臺灣和美國的關係是不穩固的或是存在著嚴重間隙。戰略模糊策略原先設定的雙重嚇阻，反而遭遇中國和臺灣的雙重挑戰，中國持續對於臺灣採取強硬路線，而臺灣執行深化民主和繼續維持現狀，卻一直被中國界定成是追求獨立。換言之，戰略模糊策略的缺點是會中國和臺灣皆會試探其限制（Dittmer, 2005: 31）。過去美國雖然避免在中國統一和臺灣獨立選邊站，然而，美國持續對臺軍售所產生的效果可以嚇阻中國對臺動武以及維繫臺灣的現狀。
因此美國選擇執行有條件的戰略清晰策略，更可以促成臺海之間的和平以及權力平衡。所謂的有條件的戰略清晰策略是指一方面美國不支持臺灣追求法理獨立，不會為了臺灣單方面改變現狀而與中國開戰，另外一方面美國對於中國貿然以武力犯臺的行動將不會坐視不管，會採取適當的行動來加以回應。圖2說明著戰略清晰策略與美中臺三角關係中美國、臺灣和中國的相對位置。至於美國如何介入中國武力犯臺的戰術選項仍然可以保持一定的模糊空間，端視情變狀況的變化而定。當美國持續對臺軍售武器時，不僅可以延長臺灣有效抵抗中國入侵的接戰時間，同時也給予美國較充裕的時間來準備可能的因應行動。美國透過出售臺灣質量並重的軍事武器，不僅讓臺灣可以防衛自己，更重要的是增強臺灣的不對稱作戰能力來嚇阻中國武力犯臺。當臺灣可以有效地自我防衛時，同時也會減低美國需要立即派兵馳援的強大壓力。相較於戰略模糊策略，有條件的戰略清晰策略較能夠發揮嚇阻中國的效用。因為戰略清晰策略可以減少一方錯誤判斷另外一方的意圖和能力所發生衝突的風險（Haass and Sacks, 2021）。然而，中國雖然沒有直接入侵臺灣，近年來仍然持續執行軍機和軍艦繞臺、軍機越過臺海中線或是進入臺灣西南的防空識別區等邊緣性作為以及用飛彈和火箭砲對臺鄰近海域的試射，最主要的目的是抗議臺灣與美國之間的軍事、外交和經濟的夥伴合作關係。臺美之間的密切合作讓中國較無法質疑美國和臺灣之間非正式聯盟的可信度或連結性，同時讓臺灣的戰略價值成為美國亞洲利益不可或缺的一環。
二、結論
臺海衝突一直是美國在亞太地區執行延伸性嚇阻策略的重中之重。美國對於臺海衝突長期以來信奉戰略模糊策略，欲達成同時對於臺灣和中國的雙重嚇阻之目的和效果。過去的戰略模糊策略之所以能夠奏效，取決於美國強大軍力的樞紐地位。當中國快速崛起之後，已經變成世界數一數二的經濟強權，並且其運用經濟發展的利益來提升和擴大其軍事實力挑戰美國所主導的印太安全秩序。美中之間權力轉型的變化和反轉，讓美國的戰略模糊策略越來越無法抑制中國的強勢作為和擴張政策。因此，美國在確保臺灣不會挑釁中國和單邊改變現狀的情況下，選擇執行戰略清晰政策，扮演平衡者的角色來維繫臺灣的安全，較能夠嚇阻中國的侵略行動。當然，這不表示中國會放棄其邊緣性的政策（Brinkmanship，即幾乎要發動戰爭的邊緣狀態），因為中國的戰略目標可以對於美國和臺灣形成嚇阻作用，運用可能涉入戰爭風險的恐懼來阻撓臺灣和美國發展正式外交關係，同時也讓美國需要審慎考慮出兵介入臺海危機可能會負擔的沉重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