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型正義油罐車可以開到多遠的地方？

◎藍士博／/ 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執行長

※《東吳政治學報》延伸閱讀：

第四十二卷第一期威權統治下的學術五毛與知識生產——一份轉型正義與知識不正義之間的跨領域研究倡議

一、2026 年的轉型正義油罐車

歷史討論往往強調因果關係，但是歷史發生的過程則存在著極高的偶然性。2026 年的台灣社群，就見證了一場關於轉型正義的奇幻化學反應：101 董事長賈永婕的頻繁發言與行動，意外成為引發社會重新注目轉型正義的火種。這股浪潮的成因或許繁雜，可能是受惠於白色恐怖題材電影《大濛》在票房上的破億熱度，或是 Alex Honnold 徒手攀爬 101 所帶來的媒體高峰，讓大眾的視線恰好落在了賈董事長身上。然而最關鍵的轉折，卻是來自她個人的真實與直白。賈董事長不僅在社群中承認自己對於「白色恐怖」歷史的認識缺乏，並且立即實際造訪林宅血案的現址「義光教會」、與當年的見證人監察委員田秋堇聯繫。

圖源：賈永婕的跑跳人生

隨著賈董事長的臉書發文即時更新與新聞媒體的專題報導（截至2月22日，華視的田秋堇委員專訪已經有89萬的驚人點閱數）讓台灣社會從林宅血案開始重新關注戰後台灣民主運動的發展歷程。脆（Threads)等網路平台上討論、轉述台灣史、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轉型正義的文章一篇篇浮了出來，甚至連購書平台的即時榜單也前所未有地被相關書籍霸榜、賣到斷貨。

有人戲稱賈永婕董事長是2026年台灣轉型正義的油罐車，因為她幾乎是每天一爆地讓台灣社會、新聞媒體、輿論「重新」認識台灣解嚴前後的黨外民主運動，而且效果驚人，但是，重新認識其實也揭示了一個直接的問題/情境——對某些（而且還不少）的台灣人來說，那些被「我們」認識、理解、推崇的歷史可能從來就是不清楚、不認識，不知道的。

我們這個共同體始終缺乏對於某些時空與價值評判的共識——比如說，轉型正義。

二、轉型正義很難有「共識」，教育現場需要更多的支持
我的看法是，缺乏共識的主要原因來自於沒有共同的、足夠的認識與知識。一個共同體的集體意識不可能來自一個折衷、妥協的「共識」，而是存在是非、對錯、善惡、褒貶的常識，是共同體經過傳遞、論辯與確認的最終結論。

「油罐車」一方面爆破了台派異溫層、青年世代對於台灣史的認知盲區，另一方面其實也凸顯了台派同溫層過去選擇性忽略，或者不願意正面迎向的戰場——教育領域。每一位透過買書、線上課程、社群媒體、造訪人權相關館舍進行「補課」的台灣人，其實也都代表著在教育場域上我們應該可以做得更多、做得更好。

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從2024年開始舉辦「228教學在教育現場的現況與困境」系列論壇，邀請第一線的中小學教師分享他們在授課時的真實經驗與壓力。經過整理我們發現：第一個問題在於當前需要傳遞給同學們的知識太多、太廣，但是歷史課能夠爭取到的時間非常有限，分配給台灣近代史特別是戰後民主運動甚至只有兩節課、90分鐘左右。

圖源：2024年二二八國家紀念館臉書貼文

時間限制不僅讓老師不容易把歷史講完、講清楚，更重要的是，缺乏故事與情節的歷史課程幾乎無法感動學生，很難觸發他們的同情與共感。所以，教學現場目前存在的第一個問題是我們確實有教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黨外民主運動，但學生可能無法在授課後將一位受難者的故事、受難者家屬的遭遇、一起政治案件說清楚講明白。更不要說，給予這一段歷史一個具備轉型正義價值的正確評斷。

三、轉型正義必須成為社會常識，不是假中立
第二個實際存在的問題，是從台灣社會到教育現場至今都存在的價值空白，所謂的假中立現象。解嚴以降台灣擠牙膏式的民主改革當然減輕了社會可能發生的動盪，但是妥協與折衝的政治現實，往往讓教學現場的授課實況變得瞻前顧後、左支右絀。

遠一點的例子，是陳水扁政府時期推動的同心圓史觀、教育本土化政策，馬英九政府就試圖以「課綱微調」的名義來「再中國化」；微觀一點來看，在轉型正義還沒有成為這個國家/共同體/社會的常識以前，第一線教師在授課時缺乏足夠的「後勤支援」，轉型正義與人權議題無法在公民或歷史以外的課程中找到切入點，又或者，任何一位家長、學生的投訴也都可能影響教師後續持續投入的教學熱忱。

所以我們可以這樣說，在沒有確立戰後民主運動發展歷程、轉型正義與人權的價值，並且讓她們成為台灣共同體的共識以前，教學現場不僅在授課時間、課本篇幅等的資源都極其有限，甚至連授課時也必須字句斟酌。於是，當我們的歷史、人權與轉型正義在課程中的主詞與受詞不明，甚至缺乏加害者與受害者的身影，僅僅只是蒼白無趣的幾頁文字，又怎麼可能感動目前更習慣節奏明快、聲光刺激的短影音世代呢？

四、轉型正義其實是最國際化與在地化的題材
常常聽到的質疑是轉型正義是鬥爭中國國民黨的工具！但是，轉型正義其實是民主國家在擺脫威權統治以後，針對過去威權統治戒嚴時期種種侵害人權的行為進行真相調查、追究加害者、賠償受害者、平反冤屈及清除威權象徵的系統性工作。更何況，台灣過去所進行的所有對於受難者及其家屬的賠償、轉型正義的系統性工作等一直都不是由中國國民黨負擔，而是由中華民國政府來負責。換言之，過去阻礙台灣民主化發展並且將轉型正義責任（不管是政治、倫理或賠償）外部化的中國國民黨，從來就不是受害者，而是逃避責任的加害者。

另一方面，轉型正義其實不僅是台灣可以與國際接軌，同時也是最具在地化的教材。二十世紀以降，台灣、東亞、東歐等地存在許多因為極權統治而造成的人權侵害事件。近年來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不只與世界各地的台灣人團體、也與德國漢堡、韓國釜山的民主抗爭紀念館、日本琉球和平祈念館等單位進行學術研討會、交換展覽與講座等系列活動。國際交流的重要性，在於台灣在戰後爭取民主、自由的過程至今還沒有被國際社會認識，過去歐美對於所謂「自由中國」的誤解還需要釐清。

更何況，轉型正義的地理範圍其實遍及台、澎、金、馬、綠島等地，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黨外、民主化運動的故事透過同心圓史觀，應該成為每一個縣市政府落實轉型正義教育的內容題材。事實上，人權教育迄今可以透過史料研讀、口述訪談、文學、音樂與影像創作、實境走讀等方式，建構跨學科又彼此互文協力的教學資源網絡，需要教育部、文化部、內政部等主責機關從打造人權教育生態系的角度重新思考。

五、轉型正義的推動不能仰賴機遇與運氣
轉型正義議題大爆發當然是喜聞樂見的現象，但是我們不應該只寄望於特定的個人，如何從體制與結構中創造更多的契機、投入更多的資源、強化行動與實踐的信念，才有可能讓轉型正義成為這個社會毋庸置疑的常識。

我們必須了解：轉型正義或者歷史傳承的最大困境，在於人類除了 DNA 以外，無法傳承信念、價值與記憶給下一代。我們現在對於台灣歷史與民主的理解，必須認真且持續地透過教育推廣，才有可能降低代溝所形成的認知落差。更不要說，現在還得更進一步面對認知戰、免洗帳號在社群網路上用假消息來洗歷史。

最後，其實也是我認為最重要的一個關於轉型正義的道德課題：我們不應該將轉型正義的責任（記憶與傳承）推託給受難者及其家屬。不義的發生到後續的平反其實都是我們每一個人的責任，因為那是有人替我們承擔、為我們付出代價，我們才有可能擁有現在每一分秒的民主與自由。我們即使幸運沒有遭逢不幸，那也是國家機器偶然挑選了別人，或者我們袖手旁觀。就算你是二十一世紀以後才出生、才搬來台灣的台灣人，你也應該好好認識這塊土地上曾經發生的不幸與勇敢，這不單單只是民主與自由不會從天而降，而是你不認識威權與獨裁，他們就有可能隨時捲土重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