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崇涵 /北京師範大學—香港浸會大學聯合國際學院政府與國際關係系助理教授

 

民主和平論(Democratic Peace Theory)自九零年代成為國際關係研究中的一個重要命題。什麼是民主和平論呢?Russett和Oneal(2001)的專書《三角和平論》中提到三個主要和平框架,他們認為民主、經濟互賴與國際組織可以明顯降低國際衝突發生的可能性,並進而創造國家間的和平。1 這樣的思維也成為美國外交政策當中的一環。然而,這個理論也不斷地被挑戰,美國新任總統川普(Donald Trump)上台,更是帶來新一波的討論熱潮。

 

23690930782_ea27415e25_z

圖片來源:C.C. by Gage Skidmore

 

民主和平論真的有效嗎?與利益和平論的論辯

民主和平論當中有三個主要和平框架。首先,Russett 和Oneal提出的第一個框架認為民主國家彼此瞭解對方的政府體制,同時也愛好以非武力的方式解決爭端,所以民主國家之間不容易發生衝突。就算發生衝突,亦不會演變成大規模的戰爭。三角和平論書中所提的第二個框架是藉由經貿互賴加強國與國之間的溝通與聯繫。因為經過彼此經貿往來,兩國亦會考量相互利益的得失,是故衝突發生機率可能性降低。三角和平論的第三個框架是國際組織所提供的交流平台。藉由資訊的對等與透明,此平台也可以降低兩國之間因為資訊錯誤或誤判而造成不可彌補的過錯。以上三個論證支撐三角和平論的基本構成要素。為證明此論點的正確性,國際衝突學者列舉了大量的歷史事證,並提出了兩個相當關鍵的論述:第一,民主國家之間不打大規模的戰爭,但小衝突在所難免。因為國家間仍會產生許多利益上的衝突。第二,民主國家間不發生大規模戰爭,但這不代表民主國家和非民主國家不打仗;相反地,民主國家與非民主國家的衝突頻繁且激烈。2

經過多次的論辯,國際衝突學者認為光是以民主這個政治體制對和平的解釋是有所不足的。更有論者認為民主和平論不成立,提倡利益和平論:因為兩國間的相似利益,可以減低衝突的機率、創造和平的關係3民主國家間不發生戰爭,並不只是民主政體的關係,而是本身利益並沒有相互衝突。這一派學者認為,若要改進民主和平論,則吾人必須將利益這個因素加入考慮。主要是因為國家對於文化、社會、種族、和政治因素的看法,讓彼此可以在許多利益上妥協,而這些相似性更容易讓兩個民主國家維持一定的和平穩定關係。4利益和平論主要在探討國家間為謀求雙方利益的一致性,放棄傳統大規模武力相向的情況。此外,衝突雙方會儘量保持清晰的戰略思維與政策制定靈活性,避免戰爭一觸即發。

 

意識型態放兩旁,利字擺中間

學者認為民主和平論有需要更進一步的修正,主要是從諸多歷史事件中看出端倪。圖一詳述中美兩國間的「安全利益相似度」與軍事衝突。5自1960年以降,中美兩國雙邊關係隨著彼此在國防與安全的相似利益升高而有所改善。比方說季辛吉於1971年訪問中國,隔年由尼克森總統簽訂了上海公報。隨後卡特總統在1979年恢復與中國的邦交,此時兩國的利益相似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在1949年建國後的最高點。然而,中美利益關係並不是永遠保持高度的相似。比方說在韓戰與越戰時,兩國間相似利益越來越少。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也是兩國短暫的對人權與國家安全利益意見相左。大體上我們可以發現,當安全利益相似度越低,兩國發生衝突的機會是相對較高的。圖二是利用兩個非大國的利益相似度來做一個對比。以色列與敘利亞自1949到1992的利益關係也告訴了我們,隨著兩國之間的安全利益南轅北轍,兩國間的衝突頻率似乎有上升的趨勢。6

 

%e8%9e%a2%e5%b9%95%e5%bf%ab%e7%85%a7-2016-12-15-00-54-12

圖1:China-U.S. Interest Similarity and Militarized Conflicts 1949-1992

圖表出處: Charles C.H. Wu, Seeking Common Ground While Keeping Differences: Baltimore, MD: University of Maryland School of Law, Maryland Series in Contemporary Asian Studies, 2014, pp.19.

 

%e8%9e%a2%e5%b9%95%e5%bf%ab%e7%85%a7-2016-12-15-00-55-35

圖2:Israel-Syria Interest Similarity and Militarized Conflicts 1949-1992

圖表出處: Charles C.H. Wu, Seeking Common Ground While Keeping Differences: Baltimore, MD: University of Maryland School of Law, Maryland Series in Contemporary Asian Studies, 2014, pp.2)

 

若要討論利益與衝突的因果關係,則必須經由進一步的統計檢證來測試。然而,利益與衝突的主要因果關係在於;第一,若兩國對於某個議題意見相似,在利益上能達成共識,則兩國將尋求解決之道,發生誤會或誤判局勢的機會將大為降低。即使有所誤會,兩國也因為有共同的利益所在,而降低衝突的升溫(escalation)可能性。這就是利益相似降低衝突的第一個原因。以美國與加拿大在1947至1992發生五次漁業軍事衝突為例,論者認為這些衝突主要是針對漁業利益,而後來美加兩國依據衝突上的利益進行談判,也化解了紛爭。7第二,當兩國對某議題意見相左時,一致的利益可以防止衝突一觸即發,並能適時的採煞車。日韓兩國自二戰之後在教科書與慰安婦的議題上有很大的爭議,但因為兩國同時為美國的盟友,彼此擁有共同的安全利益。這也是為何日韓兩國能維持穩定關係的原因。

 

川普時代的外交利益和平論

 當運用民主和平論討論中美關係時,因為不夠具有彈性,而在解釋力上相形失色,此時利益和平論就顯得更為重要。川普當選美國第四十五任總統後,他對國家利益的追求比歷任美國總統都要更加直接。這也間接的驗證將來美國與中國在各項利益上必將有更多謀和。相同的國家利益能讓中美雙方創造一種概念,這種概念可以讓擁有相同利益的兩國視對方為「同夥」(ingroup) 。「同夥」的概念可以降低衝突發生的可能性, 8 因為擁有相同利益的同夥更容易視對方為朋友,而不同利益的將被視為「他夥」(outgroup) 。這種同夥與他夥的社會理論被廣泛的運用在外交政策的分析上。擁有相同利益的同夥,在許多國際關係議題上較容易合作,彼此互相信任;相反地,具有不同利益的他夥較不易相信對方,這種對於彼此的不信任是引發國際衝突的導火線。

 

%e8%9e%a2%e5%b9%95%e5%bf%ab%e7%85%a7-2016-12-15-00-58-15

圖片來源:網路圖案重組

 

以川普從商的本質來看,未來執政後在外交決策上面,不一定會堅守傳統民主陣營的意識型態,而有很大的機會改採利益至上的外交方針。若以Allison的外交決策模型來說,不難理解川普作為一個理性選擇者(Rational Actor Model),在制定外交政策時,會以國家的商業與安全利益為優先考量;同時,在繁雜的政府審查與外交決策過程中,他可能會以更明快與準確的公司經營模式,來擺脫官僚式的標準作業程序。9 北京當局若能明確掌握川普的特性,並對美國外交決策深入剖析,其實還是能夠擺脫諸多的不確定因素,利用中美彼此的共通利益,來達成區域與全球上的和平。10

 


  1. Bruce Russett and John R. O’Neal, Triangulating Peace: Democracy, Interdependence,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New York, NY: W.W. Norton & Company, Inc., 2001).
  2. 包宗和、倪世雄,2010,《當代國際關係理論》,台北:五南。
  3. 許多學者以資本主義和平論來進一步闡述兩個資本主義國家較容易維持和平。請見 Patrick J. MacDonald, The Invisible Hand of Peace: Capitalism, the War Machin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ost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Michael Mousseau, “Coming to Terms with The Capitalist Peace.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36(2):185–192. 2010.
  4. Bueno de Mesquita, Bruce B. 1983. The War Trap. New He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Erik Gartzke, “Kant We All Just Get Along? Opportunity, Willingnes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Democratic Peace,”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2 (1998), pp.1–27; and Erik Gartzke, “Preferences and the Democratic Peace,”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44 (2000), pp.191–212. Joanne Gowa, Ballots and Bullet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Christopher Layne, “Kant or Can’t: The Myth of the Democratic Pea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 (1994), pp.5–49.
  5. Charles Chong-Han Wu, Seeking Common Ground While Keeping Differences: Using the Case of Cross-Strait Relations as a Case. Baltimore, MD: University of Maryland School of Law, Maryland Series in Contemporary Asian Studies, 2014.
  6. 本文所採用的相似安全利益是用Signorino和Ritter提出的S演算法(S algorithm) 計算國家聯盟相似度產生。數值越高,代表兩國對安全利益的需求與相似越接近。請參見 Signorino, Curtis S. and Jeremy M. Ritter, “Tau-b or Not Tau-b: Measuring the Similarity of Foreign Policy Posi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43(1): 1999, pp.115– 144.
  7. Kevin J. Sweeny, “The Severity of Interstate Disputes: Are Dyadic Capability Preponderances Really More Pacific?”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47 no.6 (December 2003), p.728-750.
  8. 這個理論被稱做Social identity theory。Margaret G. Hermann and Charles W. Kegley Jr, “Rethinking Democracy and International Peace: Perspectives from Political Psycholog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9 no.4 (1995), p.511-533.
  9. Graham Allison所提出的外交決策三大模型,第一個模型是理性行為者模式(Rational actor model),這個模式認為理性決策基本上進行的方式是:界定情勢、選取目標、尋求所有可行的方案、對各個方案選項做出評估與排序,然後做出選擇。另兩個模型是:組織決策模型(Organizational process model)和政府官僚程序模型 (Governmental process model)。也就是說,通常外交決策要經過政府,尤其是外交單位的「標準作業程序」,由分工明確的不同單位來蒐集情報、做出政策建議,而且每個不同的組織與部門會依照自己組織的觀點,甚至是自己組織的利益來做建議,互相競爭政策結果。參考:〈川普再度震驚全球:關於「一個中國」,我們需要知道的是…〉。
  10. 本文中所謂的利益主要注重在國家層次上的利益,並非個人或政府單位的利益。另外,利益的相似主要探討國家間安全或經濟上面的利益。對於領土的爭端上,若兩個國家對於領土的所有權有所衝突,我們將之稱為不可分割的利益(incompatible interest),國家一定會就領土上的利益進行更激烈的行為。最後,這裡探討的利益並不著重於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在對於利益上的探討與辯論。現實主義偏重對相對利得的探討,而自由主義對於絕對利得比較看重。本章所探討的利益是以國家安全角度出發,將利益看做是一個整體的概念。

接收最新文章訊息,歡迎支持菜市場臉書專頁訂閱 RSS

本文採用創用CC姓名標示-非商業使用-禁止改作 4.0授權,歡迎轉載與引用。轉載、引用本文請標示網址與作者,如:吳崇涵 利益與和平:川普時代的中美外交新角力 (引自菜市場政治學 http://whogovernstw.org/2016/12/22/charleschwu1/)

利益與和平:川普時代的中美外交新角力
Tagged on:                 

3 thoughts on “利益與和平:川普時代的中美外交新角力

  • December 23, 2016 at 10:17 pm
    Permalink

    看完本文,非但並未增加對中美關係的理解,反而徒增許多理論名詞和困惑。

    1.本文介紹了兩套理論:民主和平論、利益和平論,告訴我們該用後者,而非前者,來看待中美關係會比較好。

    然而,卻未說明為何後者比較好。文中提到站在利益和平論的立場來說,「相同利益的兩國是對方為『同夥』…可以降低衝突發生」;但民主和平論一樣也可以解釋這點,引用本文所言「經過彼此經貿往來,兩國亦會考量相互利益的得失,是故衝突發生機率可能性降低」,這和利益和平論的差別和在?若無重要差別,那何以說利益和平論較之民主和平論更能解釋中美關係?

    2.文中提到「若要討論利益與衝突的因果關係,則必須經由進一步的統計檢證來測試。然而,利益與衝突的主要因果關係在於……」。這段話讀完前半部會以為利益和衝突的因果關係根本「還未確立」,但後半部作者卻說「知道」因果關係。

    3. 最後作者提到:「若以Allison的外交決策模型來說,不難理解川普作為一個理性選擇者(Rational Actor Model)…」,為什麼我們需要這套外交決策模型才能知道川普制定政策會以國家利益為優先考量?或者說,這套模型究竟在本文中解釋了什麼?

    Reply
  • Pingback: 歐巴馬健保:壓垮希拉蕊選情的最後一個炸彈 – 菜市場政治學

  • Pingback: 被誤解的一中政策?川蔡通話後美國媒體報導的文字探勘分析 – 菜市場政治學

Leave a Reply

Your email address will not be published. Required fields are mark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