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智新／英國倫敦政經學院政府系博士生
近來，台灣政治性的社會運動風起雲湧，各種議題鼓動人民走上街頭，太陽花學運更是許多人的街頭初體驗，社會科學家們對於這類公民參與政治的議題一向非常有興趣，其中一個重要討論是關於，為什麼人們會想要參與這些社會運動呢？社運參與者自己和懷疑社運的人們，應該都常在思考到底參加社會運動有什麼意義吧？
來源：http://world.yam.com/post.php?id=1729
社會科學家的疑惑
理性選擇（rational choice）學派的社會科學家們對這種公民參與政治活動的行為一直存在不少疑惑。因為主張理性選擇理論的社會科學家們認為，人們只會去做對自己有好處，也就是效用（utility）為正的事，如果效用小於付出的成本（cost），人們就不會去做，比方說，一碗麵賣100元，如果只能帶來等同於80元的效用，經濟理性的人們（homo economicus）就不會買那碗麵來吃。
基於這個很強的假設，理論上，人們決定是否參與各類型政治活動（接觸政治資訊、參加造勢晚會、投票、抗議、參選等等），首先會思考的是議題是否切身相關，比方說，一個農夫不太可能去關心半導體產業政策，因為那與他的生活太無關，除非他有買科技公司的股票。
理性選擇學派宗師之一的Anthony Downs就提出人們會對政治議題理性忽略（rational ignorance）的理論，該理論認為，如果取得政治資訊（例如收集服貿相關討論資料）所需的成本大於那些資訊所能帶來的效用，那麼理性的人寧可保持無知，Downs進一步提出一個投票悖論（paradox of voting），他指出：一張選票對於選舉結果以及公共政策的影響相當有限，通常對選民帶來的效用比出門投票的成本（花時間投票、交通費、鞋子的磨損成本、交通過程出意外的風險等等）小，準此，人們會去投票實在是一件很奇怪的事。那如果連投票都是不理性的，怎麼願意出門抗議？甚至甘冒受傷乃至刑罰風險？
另一位政治學大師則對公民參與政治的行為提出另一重要疑惑。提出集體行動邏輯（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s）的大師Mancur Olson的疑問是，集體行動通常追求的是群體利益，例如公司的工會活動追求的是所有公司勞工的權益，而不只是工會成員或工會領導人的利益，那麼為什麼有些人會積極參與活動？而他的研究成果指出，小團體的動員能力較好，因為利益分享的群體比較小、成員間的意見也比較容易整合，相較之下，大團體可能追求的是一大群人的重要利益，但是得到的利益要跟太多人分享，團體成員間容易有意見衝突，個人的貢獻在大團體間也不容易顯現、偷懶也不容易發現，因此有很多誘因讓人想搭便車（free-riding），例如，消費者團體相對於食品業者是大團體，有食品安全問題時，消費者卻比較難以整合以爭取利益，業者卻容易形成有利的利益團體遊說政府各有關部門，進而使政府政策對業者有利。所以，為什麼民眾會去參加社會運動？投票或上街頭似乎得不到直接的好處，如果別人衝鋒陷陣，自己反而可以坐享其成，不是比較好嗎？例如覺得民選總統還不錯，就讓其他人去努力，如果運動成功了，即使原本反對的人，到時候自己也能夠投票、也可以參選，那為什麼有人那麼笨，會去費力氣呢？
來源：http://www.ettoday.net/news/20140324/338262.htm
到目前為止，有許多研究不斷討論這類問題，本文簡單介紹幾項經典、普遍的說法。每個關心政治、參與社運的人或許就是基於以下的各種不同原因，選擇貢獻己力於看似不理性的活動，形成民主國家的公民社會。
可能的解釋一：互助
首先介紹的是基於理性原則的互助概念。只要社運形成社會風潮時，網路上就會流行一段德國牧師Martin Niemöller的名言：「起初他們追殺共產主義者，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共產主義者；接著他們追殺猶太人，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猶太人；後來他們追殺工會成員，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工會成員；此後他們追殺天主教徒，我沒有說話，因為我是新教教徒；最後，他們奔我而來，卻再也沒有人，站起來為我說話了。」這段經典文字鼓勵大家，即使事不關己也要為公益發聲，因為今天別人被迫害，明天可能換自己被迫害，今天幫別人說話，明天別人才能（會？）幫你說話，這是相信人類會互助合作的一項概念，其中也蘊含著社會是一種重複賽局（repeated game）的想法。
Robert Axelrod的著作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指出，傳統賽局理論研究，例如大家最耳熟能詳的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經常告訴我們自利的人類難以合作，但現實上，人類在滿足囚徒困境的情境時，還是常常合作，原因就在於人類是生活在重複賽局的環境，人與人接觸不只一期一會（原意就是一輩子只見一次，這種情況下還能很認真友善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