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0年代初期白色恐怖簡述：國民黨國家的重建與台灣左翼政治的消逝

◎ 蘇慶軒／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¹

 

自從二月二十八日被訂定為國定紀念日後，政府與民間團體會舉辦各種活動，用以紀念1947年的族群衝突，以及其後國家以武力壓制族群衝突所付出的血腥代價。

國家暴力的施用僅能暫時壓制政治衝突，而無法徹底解決當時台灣社會對國民黨政府的疑懼與不滿。1948年國民黨政府金融改革政策宣告失敗，通貨膨脹至難以控制的地步，國共內戰情勢逆轉，共軍轉守為攻，國際社會也不願再介入中國內戰。內戰最終是以國民黨受到廣大中國人民唾棄而進入尾聲，國民黨軍兵敗如山倒，國民黨政府則是輾轉流亡中國各地，在1949年終至臺灣。情勢是如此發展，可以想見228事件後族群關係間的疑懼與不滿，在事件後又難免受到國共內戰情勢的牽引而變得更為複雜。那麼，國民黨政府是如何在社會疑懼與不滿的氛圍中重建與鞏固它在台灣的政權？受到國共內戰情勢影響的台灣社會，又在國民黨政府重建與鞏固政權的過程中受到怎樣的影響呢？本文嘗試以這個問題，介紹1949年國家與社會關係的轉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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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國家與國家權力

繼承韋伯（Max Weber）的定義，社會科學研究者視「國家」（state）為特定地域內合法壟斷暴力的組織。這個定義捕捉到國家的本質，使後來的研究得以在此基礎上追問與探究國家是如何有效統治社會。拆解上述定義，國家要有效統治至少要掌握三個面向：（1）領土（特定地域內）、（2）正當性（合法）與（3）壟斷暴力/強制力（coercion）的能力，壟斷的結果是這個組織（也就是國家）成為特定地域內唯一的政治權威。然而，這三個面向不可等量齊觀，就現實而言，壟斷暴力/強制力與控制特定地域涉及權力的物質基礎，諸如領土大小或軍隊數量，因此較易判斷這兩個面向上的掌握程度。但另一方面，統治正當性則涉及心理層面而顯得卻較為複雜，但如果只探討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係，則統治正當性會影響社會與國家合作的意願，此一意願會影響國家統治能力的強弱。

因此，歷史社會學者Michael Mann（1993）認為，國家在進行統治時會呈現出兩種不同的權力，一種是國家專制權力（state despotic power），意指國家統治菁英由上而下專斷處置特定事務（如軍事外交）而展現出來的權力，另一種為國家基礎權力（state infrastructural power），意指國家的施政與制度運作需要社會的合作與參與，形成雙向互動的運作模式，使國家透過制度運作影響社會，社會也能利用制度影響國家（黃崇憲，2008：336）。

從上述概念的介紹，本文試圖說明國民黨國家在台灣的統治，是先掌握強而有力的國家專制權力，但台灣社會卻因國共內戰局勢的影響，不願與國家合作清剿在台的共黨組織成員，使國家基礎權力難以展現。直到韓戰爆發後，共軍因為美國介入台海而無法消滅國民黨，使國民黨國家確立為台灣社會唯一的政治權威，台灣社會才轉而與國民黨合作，在1954-55年左右清除在台的共黨組織成員。此一國家與社會關係的發展與轉變，影響了1950年代初期白色恐怖的發展，使戰後台灣左翼政治消逝。國民黨政權因此享有約十年左右的時間可以不受挑戰地穩定統治，直到1960年代初期才又開始面對政治異議的反抗（臺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遺書工作小組，2015）。

 

1949年的國民黨國家與台灣社會

1947年2月28日國民黨政府以暴力對待台灣社會，為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係留下了難解而緊張的族群議題。此一議題在國共內戰情勢起伏的牽引與催化下，上升至針對國民黨政府的根本性質疑：國民黨政府憑甚麼統治台灣社會？此一質疑普遍見於戰後初期的回憶錄與口述史，且最讓國民黨難堪的是，提出質疑的並非只有台灣社會，中國社會與國際社會普遍具有反國民黨的聲浪。

上述的質疑反映了國民黨政府統治正當性已然受到減損，即使國民黨政府在228事件後依然握有台灣社會的主權（領土）與軍警（壟斷暴力），也難以消彌反彈。正當性減損的原因除了228事件血腥鎮壓引起的反感外，更重要的是另一個可供社會選擇的政治權威已然成形，也就是中國共產黨。此外，這個新興的政治權威透過軍事對抗，直接挑戰國民黨政府壟斷暴力的能力，還以當時較為進步的社會與經濟改革訴求，爭取社會的認同。於是國民黨政府的無能與欠缺統治正當性，成就了1949年輝煌的中國共產革命。

 

1948年國民黨政府金融改革政策宣告失敗，通貨膨脹至難以控制的地步，照片中民眾擠在上海一家銀行外等著換領金條。Henri Cartier-Bresson攝於1948年底。

那麼，具體而言，針對國民黨國家的質疑究竟對台灣社會造成怎樣的影響？

至少，從國民黨文件中可以發現，228之後中國共產黨在台灣組建的地下組織──「台灣省工作委員會」規模是不斷擴張。228事件之前的共黨黨員人數大概是70餘人，事件後至1948年五六月左右，發展到約285名黨員（石牌訓練班，1957：69-70）。1948年國共內戰情勢逆轉，共軍轉守為攻，五月台灣省工作委員會與中共華東局各派幹部至香港參加「香港會議」，討論經營台灣反國民黨的工作，會議決定擴大共黨在台灣的社會基礎（石牌訓練班，1957：71）。與此同時，中國社會各地學潮四起，國民黨軍亦在九月的遼西會戰、十一月的徐蚌會戰與十二月的平津會戰敗得一蹋糊塗。內戰情勢的轉變使台灣的共黨組織發展速度加快，至1949年底已有「黨員一千三百餘名，群眾兩千餘名」，雖然不如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原先的計畫，要在1949年底要讓黨員增加到「兩千人，群眾五萬人」，但此一組織性的地下反抗活動已然遍及全台（石牌訓練班，1957：71）。

在台共黨組織的發展之所以受到壓制，與中央政府搬遷來台有關。國民黨政府在國共內戰局勢逆轉後，開始有計劃地將中央機關陸續遷往台灣，此一遷移的影響，是讓一個設計用來統治全中國的國家機器，逐步建立在一個很小的島嶼上。對於共黨組織而言，即使此一國家機器已經在國共內戰中被打擊得殘破不堪，但國家壟斷的暴力（國家專制權力）與共黨反抗的力量仍然相對懸殊。因此，1950年一月起，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的核心幹部如蔡孝乾、陳澤民、洪幼樵與張志忠等人陸續被捕，台灣各縣市的地下組織均受國民黨情治機關的壓迫。

然而，上述對於共黨的壓迫，並未阻止社會對國民黨敗亡的預期，且在逃的共黨成員可以偽裝為一般人民，等待解放時刻的到來。與此同時，從中國撤來的難民潮與遷移過來的軍政機構，更顯示國民黨政府幾乎已到窮途末路。可以想像當時台灣社會甚至是部分國民黨政府機關及部分成員預期會「變天」，中央日報（一般報導，1949）亦刊載社論譴責觀望的「投機份子」，這些跡象顯示，當時的主流想法預期政權更替不過是時間問題。

 

歷史的轉折及其影響：國民黨政府遷台、韓戰爆發與國共內戰的凍結

然而，我們透過後見之明可以知道，歷史的走向並不如當時預期，出乎意料的發展使政治選擇有其代價。

1950年六月韓戰爆發，美國宣布台灣海峽中立化，美國海軍巡弋台灣海峽，國共內戰就此凍結，共軍渡海攻台結束國民黨政權的可能性近乎消逝。此一出乎國家與社會意料之外的轉折，使國民黨政權暫時穩住了局勢，中央日報還需出言建議「勿存苟安心理」、「繼續堅強奮鬥」（一般報導，1950）。對台灣社會而言，原先與國民黨進行軍政競爭而作為另外一個政治權威選項的中國共產黨，因為美國介入台海而無法將其所能夠控制的範圍跨越海峽而擴及台灣，國民黨就此成為目前台灣島上唯一的政治權威。可以想見接下來是殘酷的鎮壓，先前打擊共黨地下組織的成果，可以就此進行整肅與清算。與此同時，國民黨政府也透過接收台灣社會後所遺留下的日治時期殖民統治機制，讓台灣社會與國民黨政府合作，共同追緝逃亡的共黨組織成員。

村里民大會成為宣傳共黨成員出面「自新」、「自首」的場域，保甲組織也讓村里鄰長成為國民黨政府基層社會統治時的協力對象。此外，日治時期遺留下來的戶政體制與戶籍資料，也提供憲警與情治機關進行戶口突襲檢查、掌握靜態人口的依據。延伸運用戶籍資料而製作的國民身分證，成為移動人口必備的證件，以供憲警的盤查。換言之，國民黨政府將保甲、戶政與警察等基層統治機制，制度性地匯聚起來。逃亡的共黨組織成員只能在諸如苗栗山區像「野人」一般地遊蕩與躲藏（藍博洲，2003：193-194），又或者因為沒有國民黨政府換發的國民身分證，而使中部山區基地的組織成員無法下山，動彈不得（張金爵口述，2003：143 -144），組織性的活動已然瓦解而消逝²。

除了這些制度性穿透台灣社會的統治機制外，國民黨政府亦試圖讓共黨成員的家屬與政府合作，協助勸誘在逃的共黨成員向政府自首自新。如果家屬不願合作而執意庇護，就必須承受極大的壓力，在憲警戶口檢查的壓力下度日，如新竹地區的施儒珍為了躲避追緝，在家人的庇護下自囚18年，外人難以想像其中的辛酸與煎熬。

 

來源 http://www.coolloud.org.tw/node/76088

 

國家與社會合作的成效具體展現在1950年代初期的白色恐怖上，在國家與社會合力清剿此一左翼政治勢力後，從此「自由中國」即邁入長達近四十年的威權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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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 一般報導，1949，〈社論清除匪諜與投機分子〉，《中央日報》，8/1，版2。
• 石牌訓練班，1957，《共匪特工的作法》，出版者不詳，編號000930。
• 張金爵口述，2003，〈省工委風雲之女〉，國家人權紀念館籌備處（編），《白色封印》，台北：國家人權紀念館籌備處。
• 黃崇憲，2008，〈利維坦的生成與傾頹：台灣國家研究範例的批判性回顧，1945-2005〉，謝國雄（編），《群學爭鳴：台灣社會學發展史，1945-2005》，台北：群學。
• 藍博洲，2003，《紅色客家人》，台北：晨星。
• 臺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遺書工作小組，2015，〈兩代抗爭者〉，呂蒼一等，《無法送達的遺書：記那些在恐怖年代失落的人》，新北市：衛城。
• Mann, Michael. 1993.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Vol. 2: The Rise of Classes and Nation States, 1760-191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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