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民主與重分配－為何香港特首梁振英堅決反對普選？

◎ 顏維婷／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政治學博士候選人

 

2014年底，令人震撼的雨傘運動（香港佔中）在歷時兩個月後落幕了。整場運動反應香港人近十年爭「真普選」越發激烈的浪潮。

香港人爭取了好久，好不容易盼到了普選，但「候選人」卻得先經過北京的同意才行。北京說，這是要確保香港未來的行政首長有「愛國愛港」的特質。經過漫長的抗爭歷程卻得到「限制性政治競爭」的普選，這樣的結果對港人來說不能接受，他們要的是「真」的、擁有「開放性政治競爭」的普選。於是在九月底，雨傘運動爆發了。據統計，整場運動的參與人數前前後後近120萬人，也就是相當於六分之一的港民。 ¹

菜市場政治學延伸閱讀：沈智新，《為什麼跟政府爭取選舉權很困難？從香港人爭取普選權談起》

 

資料來源：Source: 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4/sep/30/-sp-hong-kong-umbrella-revolution-pro-democracy-protests#img-1

在那兩個月，全世界都等著看佔中的抗議者如何和統治當局互動。其中，香港特首梁振英堅定、完全不妥協的態度令人印象深刻。誠然，有北京做靠山的梁振英有足夠的政治資本去抵抗輿論，畢竟香港作為一個示範區，北京無論如何不能輕易放手讓其民主化。但作為一個香港本地的政治菁英，梁振英本人對「開放性政治競爭」亦是堅決反對。佔中三周後在一場接受外媒聯訪的場合裡，他明確地做出以下評論：

「（真）普選是不可能的……之所以候選人要通過北京的認可，確認其具有『廣泛代表性（broadly representative）』，主要是因為透過北京的認可，可確保候選人不受群眾影響，因而迫於群眾壓力去廣推社會福利政策。具廣泛代表性的候選人是要能繼續推行對商業友善的政策方向，並在確保對商人友善的前提去改善經濟不平等的壓力……如果代表性只是一個數字的遊戲，那麼一旦開放普選後，候選人勢必會向月收入不到1800美金的那一半香港人傾斜，並制定合他們口味的政策。」（筆者摘譯）²

簡單來說，梁振英認為，若推行真普選，會選出對投資環境不友善的領導人、會加速社會福利的擴張，在在皆會影響香港未來的經濟發展。

 

資料來源：http://www.mpages.co.nz/MpageMeadia/News/AWmDVLvg1UGLAcRzxJ-pnw%E6%A2%81%E6%8C%AF%E8%8B%B1.jpg

事實上，梁振英的發言值得深究。做為一個掌握政治資源的菁英，他為何如此怕真普選？究竟梁振英怕的是什麼？是選舉本身？還是選舉可能帶來的效果？而真普選真的會讓香港轉向嗎？這篇文章從政治學的角度希望帶大家用「政治體制與重分配」之間的關係，來試圖理解梁振英、甚至是其他香港的統治菁英，可能怕的是什麼？以及短期內香港的民主化是否可能？

 

1. 民主政體＝高強度重分配壓力

一個國家是否為民主政治體制是政治學核心研究主題之一。對一般人來說，大家通常認為民主與非民主體制間最大的差異，在於一個國家是否有「公平、公正、公開」的選舉。³  但很多政治學者卻不是這麼想，他們認為，民主與非民主體制的差異，除了公正的選舉外，還有「重分配的壓力」。

重分配指的是將社會的資源集中後，再由國家進行重新分配的過程。這個過程通常是透過稅收制度讓富人或既得利益階級繳出的多、收到的少，而一般人或普羅大眾則是繳出的少、收到的多。比方說，富人因累進稅率制要付出相對高額的稅，但很多福利政策又透過排富條款來限制他們得利；相反的，普羅大眾透過政策獲得較高的福利，但繳出較少的稅。在一多一少之間達到重分配效果，而一個國家的重分配程度則取決於各種稅收與福利政策加總的結果。

站在重分配的角度，政治學者們認為不同的政治體制，內部隱含的「重分配壓力」並不同。⁴ 在民主體制中，因為人人一票、票票等值的選舉體制，使得重分配的壓力變大。因為普羅大眾大多不是富人，會希望政府進行更多的財富重分配；自然地，佔大多數的一般民眾會選出同樣有重分配偏好的政治人物與政府。⁵   相反地，在非民主體制裡，不論是政黨的政治競爭或是人民的政治參與都受到限制，也使得政策決定過程淪為少數人的遊戲。當普羅大眾的聲音無法反應在政策過程中，政府受到重分配的壓力自然較小。

資料來源：https://politicallyme.files.wordpress.com/2011/12/unbalanced.jpg

2. 較「平等的社會」較可能「民主化」

既然民主政體面臨的重分配壓力較大，那麼在什麼條件下一個國家可能從威權轉向民主，也就是在什麼條件下一個政體的重分配壓力會「由小變大」呢？ 政治學家給出的答案是：當一個社會的財富分配較平等時，這個國家較容易走向民主化。⁶

由於民主化常常是一連串政治開放的過程，來自普羅大眾的壓力恆常存在，因此開放的速度和程度往往取決於政治菁英與既得利益階級的態度。因此，當我們發問「一個國家何時民主化」時，我們其實在問的是「既得利益階級何時願意接受民主政體」？既然富人與統治階級在政體轉型成民主化後，勢必會因重分配壓力而損失自己的財富（因為繳的多拿的少），那麼他們會傾向接受民主體制的前提，便是社會原本的不平等程度就較低。

換句話說，當一個社會在政體轉型前，財富分配就已較為均等，轉型後再進一步重分配的壓力較低，統治階級感受到的威脅自然較小。反過來，當一個社會財富不均等的程度很高，一旦民主化，統治階級必須放棄的財富相對可觀，此時統治菁英會很抗拒民主轉型，因為擔心轉型後可能對自己造成的損失。

這個邏輯弔詭的地方在於，財富分配越不均的地方越有重分配的需求，更需要民主體制來進行重分配，普羅大眾越是會表達對政體轉型的需求，但偏偏在財富分配越不均的地方，民主化越難實現，因為來自統治菁英的抗拒越大。⁷

 

資料來源：http://i.telegraph.co.uk/multimedia/archive/02847/skyline_2847979a.jpg

3. 極端財富不平等的香港⁸

那麼，從這個角度去分析香港，去揣測梁振英（甚至是很多跳出來說話的政商菁英）為何會反對真普選與排斥能照顧普羅大眾的福利政策，似乎就不難理解了。一直以來，香港財富分配不均等的程度在全世界一直名列前茅，且過去40年來不均等程度持續惡化。一般來說，吉尼指數(Gini Coefficient)是測量一國財富不均的指標。從0到100，0表示財富完全平均分配在每個國民身上；100表示財富分配完全不均，全都集中頂端百分之一的人身上。通常，當指數超過50時就代表一個社會極端不平等。若以吉尼指數來衡量香港，過去40年來，香港的吉尼指數從43上飆到54，整個社會走向高度分配不均等。與香港相比，同期台灣的吉尼指數雖然也是上升的，但是僅從28上升到34，遠不及香港的不均程度（事實上，台灣與全世界相比，是屬於相對均等的社會）。就連美國，一個被認為財富分配也急速惡化的國家，2011年的吉尼指數是41，也比香港來的低。⁹

不僅僅是吉尼指數，若我們將家戶收入按照高低分成10等份，在2006年時，所得前20%的家戶握有全香港56%的財富，但所得最後20%的家戶加起來卻只掌握不到香港總財富的4%。約略同期，台灣前20%的家戶握有全國40%的財富，最後20%的家戶則握有全國7%的財富。兩相比較，可以約略窺見香港貧富差距之大。除了財富分配不均外，普羅大眾在97回歸後的生活經驗，普遍是房價攀升與生活品質變差¹⁰  ，既得利益階級與普羅大眾之間的經濟矛盾之深，想見一斑

在這樣的環境下，香港短期內自然很難進行民主化。雖然我們可以想見普遍港人對於民主的要求可能會越來越熱烈，但統治菁英反抗政權轉型的誘因也隨之上升。梁振英對外媒的發言很精確地傳達出他做為統治菁英、及他所代表的商業菁英的立場，因為民主的香港不僅可能剝奪他的統治權力，更可能導致資產的大量流失。

4. 結語

這篇文章並非要論證只有財富分配均等國家才會民主化。解釋民主化的途徑眾多，仍有其他因素可能造成國家的民主化（像是政治菁英內部分裂）。本文的重點，在於提供一個理解政治體制的方式，並試圖理解在不同政治體制下，利益階級與普羅大眾各自有什麼樣的偏好與彼此可能互動的方向，也藉此框架理解香港特首梁振英的立場與態度。從政治學的觀點來看，當社會財富分配越不均等，人民對於民主化的渴望越大，但卻也正因為如此，政治菁英放手答應政治轉型的機率也越低，而梁振英正是這樣的政治菁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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