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租中國─台商、廣東模式與全球資本主義》導論

◎吳介民／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中央研究院社會所副研究員

《尋租中國──台商、廣東模式與全球資本主義》
作者：吳介民
出版：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2019年3月

導論：台商、中國與世界（摘錄）

中國發展模式必須從廣東講起，而從廣東起家的加工貿易成長模式，則必須從台商講起。然而，台商對中國經濟的「貢獻」，不但牽涉海峽兩岸各自的歷史進程與身分政治，更涉及對發展與分配的價值判斷，因此多年來一直「說不清」，甚至「不可說」。從中國政府角度，過度讚揚台商對中國經濟之「貢獻」，有失「顏面」。從台灣角度，對「威權發展主義」採取批判者，不會聚焦於「貢獻」，而著重分配與剝削。對台灣，台商的政治效應更不容易分析，畢竟台商這個集合名詞承載了負荷過重的意義，「奇美」、「旺旺」、「頂新」、「台積電」、「聯電」、「鴻海」等等，各自攜帶著差異的政治想像。西進的台商作為「傳統產業」或「高科技產業」，更被賦予迥異的工業價值標籤。然而，所謂傳統產業在過去三十年則已歷經明顯的升級轉型。

一、台商之謎

2018年4月10日，一年一度博鰲亞洲論壇大戲上場，中國領導人習近平躊躇滿志地宣告：「今天，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工業國、第一大貨物貿易國、第一大外匯儲備國。⋯⋯今天，中國人民完全可以自豪地說，改革開放這場中國的第二次革命，不僅深刻改變了中國，也深刻影響了世界！」習近平在忙碌行程中，抽出十分鐘接見台商代表，根據《中國時報》報導，他向台商喊話，大陸改革開放四十年的發展，「功勞簿上要記上我們台胞、台企」，但他也要求台灣工商界旗幟鮮明地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堅定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習近平肯定台商對中國經濟發展的貢獻，同時語帶警示，要台灣資本家們與北京同一戰線，加入「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的隊伍。習近平的弦外之音是：在中國追求世界霸業的道路上，台商仍有相當的利用價值。但這句潛台詞不能說破。

2014年3月，台灣爆發太陽花占領運動，矛頭指向國共合作的產物「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攪亂了北京的「對台路線圖」。同月，美國國際關係學者米爾賽默（John Mearsheimer）發表〈跟台灣說再見〉，從現實主義角度，預測崛起的中國終將成為東亞霸權，足以排除美國在此區域的影響力，進而兼併台灣；雖然不在今天、明年或未來幾年內完成，但終究會在幾十年內發生。為何中國可以在短期間內經濟崛起？一個關鍵因素是：「台灣與中國發展經貿，幫助中國成為經濟強權，台灣因此協助製造了一個急遽發育的巨人，這個巨人抱持修改國際現狀的目標，包括終結台灣的獨立狀態，並將之納入中國版圖。總之，一個強大的中國對台灣不止是個難題，它還是個夢魘。」（Mearsheimer 2014）

習近平和米爾賽默對台灣地位的看法容或南轅北轍，但兩者之間卻對台灣經濟功能的判斷有著驚人的相似性：兩者都同意，台灣在中國經濟崛起的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中國改革開放過程中，台商協助中國發展資本主義，其結果是中國大幅增強了兼併台灣的國力，對北京而言，這是邁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一大步；但對許多台灣人而言，中國崛起與兼併台灣的企圖，卻是他們與日俱增的焦慮來源。

究竟，台商如何促進中國的經濟快速成長？

四十年前，當中共在摸索對外開放道路時，曾將台灣當作學習模仿對象，看中台灣企業的出口創匯能力。中國決策者當初設定的廣東創匯目標，今天回顧宛如「小打小鬧」，目標早已提前達成。不過，中國在1990年代初期之前，只能勉強達成貿易平衡，仍是一個外匯短缺的國家。但在短短十年間，中國外貿大幅出超，外匯儲備劇增，已將台灣拋在腦後。然而，真實故事遠比這段敘述複雜。

作者將解析台商在中國發展過程中，在中國與全球資本主義之間搭橋，協助中國與世界接軌；中國政府牢牢掌握這個機運，藉著全球價值鏈的移入，順勢將中國打造為世界工廠，汲取豐厚的經濟剩餘，累積外匯儲備，推動經濟與軍事現代化。本書經驗分析聚焦於：中國從國家社會主義體制向資本主義經濟轉型的歷史性階段，從1970年代末到2000年代中期的這段發展經驗。在這個基礎上，延伸討論中國從2000年代後期開始的產業轉型策略，連帶論及對外資與台商所帶來的影響。

早期，傳統產業台商跟隨港商腳步進入中國。港台企業帶入資金、技術與市場，中國則提供充沛而低廉的勞動力。相對高素質的勞動力是毛時代的重要遺產。勞力密集的傳統產業，例如服裝、製鞋、玩具、箱包等日用消費產品，從今天中國發展成果來看毫不起眼，但它們卻曾經扮演非常關鍵的角色，讓中國在改革開放後獲得「第一桶金」，而且是數量龐大的一桶金。這是本書要講的第一個故事，也是中國經濟崛起的起點。

台商與港商在廣東珠三角，尤其是在深圳與東莞一帶的投資，帶動中國外向型經濟起飛。在製造業領域，台資的重要性很快地超越港資。直到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台資穿針引線，將中國連結到世界市場。台資協助創造了廣東模式，很快對其他地區啟動「示範作用」，1990年代中期急起直追的長三角地區，不論蘇州模式或昆山模式，都是廣東模式的變奏版。沒有廣東先行一步，就沒有各地區的出口導向發展。

1989年天安門事件之後，中國遭受西方民主國家經濟制裁，處境困難，改革開放陷入停頓。中國為了突破西方封鎖，熱切向「華僑資本」招手，給予特殊優惠待遇。在此中國困難期，許多台商逆向操作，加碼西進，在台灣造成一波沸沸揚揚的「大陸熱」。這一波熱潮，體現這些台商的機會主義式思路，其實也反映當時台灣本身產業結構調整的推力。1990年代後期則開始另一波「大陸熱」，資通訊（ICT）產業將裝配線外移到中國沿海地區，從廣東延伸到長三角。台資協助中國打下加工貿易的根基，為世界工廠做好了準備。

中國參加WTO之後，全球外資大量湧入，出口更加暢旺，中國大幅累積外匯儲備。這個階段，台資對中國的作用相形褪色。中國很快進入產業升級壓力期，勞動力成本調升，環保要求也提高，台商隨之面臨去留抉擇，適逢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來襲，催化一波「台商大逃亡」。之後十年，台商在中國的面貌急速改變。

二、中國式剝削

不論是廣東模式或中國模式，在官方宣傳下總是光鮮亮麗，但背後的剝削則經常被掩蓋起來。全球價值鏈，其實是一條又一條跨越國界、穿透階級與性別、破壞生態環境的剝削鏈。沿著價值鏈，人與生態必須付出的代價層層轉嫁下去。在一部描寫高跟鞋產業鏈的紀錄片中，設計師說：人們常以為時裝設計是個迷人行業，其實，只有5%是華麗，剩下95%是辛苦勞動。片中台商代工廠老闆抱怨：國際買主要你爬，你就爬；而中國民工拿微薄的工資，哪能穿上這些親手打造的華麗商品？奢華耀眼的光芒，遮蔽了冷酷的剝削鏈。

剝削，是所有資本主義經濟的要素，但剝削的具體形式，因時因地而異。中國模式的特色是，由國家打造民工階級，國家積極參與在剝削民工的競賽之中。台資，如同所有外資與中資，也都加入此具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但是，國家與資本都不願面對剝削民工的事實。如中國學者秦暉（2007）所言，中國競爭力倚靠「低工資、低福利、低人權」，指向政治壓迫的制度邏輯，製造出「畸形的效率」。中國工人因工資過低、福利太少而不得不加班掙錢，卻經常被表述為「工人喜歡加班」，這種論述正當化了超時加班。富士康工人連環自殺事件，揭穿了這個迷思。

典型的資本主義剝削情境中，國家放任資本對勞工進行壓榨；但在中國，國家針對勞資關係並非採取放任政策，相反地，國家從一開始便積極介入民工部門，而國家的介入反而確保了資本對勞工的高度剝削。為了探求中國式資本主義剝削的邏輯，作者提出公民身分差序理論：中國的國家制度製造出不同公民群體之間的身分等差關係，圍繞著公民身分差序體制，國家建構了二元勞動力市場、最低工資、等差化社會保險方案等制度設計。因此，民工便面臨「雙重剝削」的處境，一方面是典型的來自資本對勞動階級的剝削形式，這是傳統政治經濟學意義下的階級剝削；另一方面則來自國家對民工身分的界定，讓企業「合法地」採取次等公民的勞動待遇僱用民工，這是國家制度主導下基於身分而來的剝削。

在中國，全球化力量與中國公民身分差序體制產生共生關係，讓資本得以對民工進行雙重剝削。結果，全球化並沒有緩和原先經濟社會的不平等，反而鞏固另一種不平等體制，創造出「民工」這個新階級。在此脈絡下，當人們思索資本（包括外資與內資）對中國發展所釀生的後果時，必須納入剩餘汲取與經濟分配的視野，同時考慮資本主義剝削的普遍性以及中國特色剝削機制的特殊性。藉此分析視野，我們才能透視台商（外資）、廣東模式與中國發展的連帶關係。

三、新重商主義政策

台商作為全球資本的前鋒，連結中國與世界市場，協助中國進行改革開放後第一階段的資本積累。借助外資發展出口經濟，中國迅速成為製造業大國。過去在東亞發展模式中，外資在南韓和台灣並不關鍵。反觀中國，外資扮演重要角色。然而，不像以往依賴理論所預測，外資導致低度發展的後果，中國不但沒有陷入低度發展，反而很快地鞏固了半邊陲地位，甚至展露挑戰核心國家的強烈企圖心。為何中國可以抵抗「依賴情境」？首先，中國在1970年代末開啟對外開放時，中共已是一個高度權力集中、強勢控制經濟與社會、具有導引政策能力的政權；並且，中國在區域地緣政治上享有顯著影響力。這部國家機器已具有高度的自主性與能動性，因此，當中國再次與資本主義世界接軌，中國在地體制能以相當強的國家能力切入全球價值鏈，發揮其能動性；地方政府能夠在其與價值鏈鑲嵌的節點上攫取經濟剩餘，並推行產業升級政策，攀爬價值鏈之權力階梯。其次，中國開放外資參與的策略「內外有別」：對於加工出口型的外資，中國的開放性很高；但對於內銷市場型的外資，特別是策略性產業，中國則相當小心，保護國內市場，嚴格規定外資所有權比例，並提出合資合作、技術轉移等要求。

從勞力密集傳統產業開始累積國家財富，中國政府將其中一部分投資於基礎建設並扶植重點策略產業，短短幾十年，中國的工業結構與城市面貌已煥然一新。2000年代以來，中國ICT產業自有品牌與產業鏈成長迅速。其中，龐大國內市場、國家重點政策扶持，以及跨接啟動策略，都是重要因素。ICT產業為何能在短期間興起？最值得注意的是，ICT新生態系統在廣東珠三角地區的浮現。這個系統以廣大國內市場為依託，獲得國家政策重點扶持，在研發方面採取人海戰術與挖角策略（包括從台灣挖角），先從若干關鍵產業環節突破，以「跨接啟動」在短時間提升製造能力，進而以低價搶占全球中低階市場占有率，再切入已開發國家市場。「華為」與「中興」等重點培育電信企業都有類似軌跡。在其創業過程，中國政府以分配內需市場與各種優惠補貼來推動所謂的「後發優勢」。手機產業中，也可看到華為、小米、OPPO都採取同樣戰術搶攻全球市場占有率。

觀察中國電信業與網通業拓展世界版圖的路徑，我們如果從國家行為來評估，就會發現它屬於「新重商主義」國家政策，例如，美國經濟學家羅德里克（Rodrik 2013）分析中國經濟策略就採取這種觀點。新重商主義以國家權力統整資本，背後驅動力是經濟民族主義（不能忘記習近平不時強調「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有種觀點認為，中國在跟隨「新自由主義」的進程，這個判斷有待商榷。中國其實利用了全球化自由貿易的環境，搭便車，玩新重商主義戰略。中國的「國家左派」曾警惕中國走「新自由主義」道路，其實是項莊舞劍，他們真正擔心的是─中國走上西式市場民主政治，也就是「顏色革命」的前兆。

基於同樣扶持民族工業的邏輯，中國政府也以國內市場來培育相當於YouTube、Google、Amazon、Facebook等視頻、網絡聯通和社媒功能的新興產業，例如土豆網、優酷網、百度、阿里巴巴、騰訊（微信）等（後三者即所謂的「BAT」）。近年來，中國的電子商務與「共享經濟」發展迅速，也與國家產業政策息息相關。此產業政策中的戰略矩陣，包含「國家監控社會」、「國內市場保護」與「跳脫西方技術壟斷」等相互扣連的環節。中國政府結合了「國家監控社會」與「企業尋求利潤」兩個動機，例如電子商務中企業與國家的共生合作關係，企業提供商業交易活動的數據以協助國家進行社會監控、執行審查，而國家則給予企業壟斷或寡占性特權，因而達成「社會控制的商業化」。這種對內社會控制模式必然傾向建造一個封閉性政治經濟系統。最近，西方國家對中國控制手法的驚覺，彷如大夢初醒。其實，中國這項大戰略已行之有年、得心應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