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非是台灣人的台灣不可(3)－蔣渭水，台灣民眾黨，與右翼台灣民族論

◎吳叡人／中研院臺史所副研究員

 

※編按：本系列文把「台灣民眾黨」放在1920年代台灣民族主義發展的脈絡來討論，告訴大家台灣民族國家的論述是如何演變而成，讓大家理解近來在台灣政壇常被提起的蔣渭水和他所在的年代。在第二篇當中，介紹了「台灣非是台灣人的台灣不可」這句話的由來，以及蔡培火、蔣渭水等人所領導的自治運動，本章討論的是台灣文化協會分裂之後的左右路線之爭，尤其著重在台灣民眾黨以及右翼的台灣民族論。

 

Qu’est-ce qu’une nation?: 左與右的對峙

議會請願運動前期的反同化主義論爭，確立了「名符其實的台灣人」與日本人的民族區隔，以及這樣的台灣人或台灣民族是具有民族自決權的主體。然而台灣人在殖民統治下尋找認同的行動並未停頓於這點之上。一九二五年以後，隨著殖民地經濟剝削的加深，農運、工運隨之興起，階級問題的浮現，引發先前台灣人民族統一戰線內部的激烈齟齬，造成「民族解放」與「階級鬥爭」的對峙，尖銳地質疑剛剛從反同化主義論爭當中浮現的「台灣人」概念，並且在質疑之中進一步擴展，拓深，乃至激進化了它的內涵與意義。在這個階段的台灣人的左右論爭當中，素樸的「台灣人」變成了包含「工農大眾」等「第四階級」的「台灣人全體」，「以中華民族作為日本國民的台灣人」變成了追求民族解放的世界弱小民族一員的「台灣民族」，「特別參政權」的溫和自決路線，變成了「完全自治」的聯邦主義路線，甚至建立「台灣共和國」的分離主義。

這個階段最重要的論爭，是台灣文化協會左右分裂前後發生的「中國改造論爭」(1926-1927)，以及文協分裂後文協右翼所組成的台灣民眾黨 (1927)與左傾後的文協以及台灣共產黨(1928)之間長達一年多的路線論爭。然而必須注意的是，對議會請願運動及其理論的質疑，早在一九二三年第三次請願的前後就已經出現了。一九二三年初，早稻田大學教授，也是第一次日本共產黨的創黨人之一的佐野學就提醒台人「台灣議會不過是台灣人民族自決的第一步而已」，絕不可使台灣議會成為「台灣有產者壓迫台灣無產者的機關」。當年六月，《台灣》轉載佐野在《改造》發表的「弱小民族解放論」，更完整介紹社會主義思想史當中的民族理論與列寧主義的民族解放策略，並提醒「在弱小民族內部亦有榨取者和被榨取者」。

同年七月，許乃昌以「秀湖生」筆名在《台灣》發表「台灣議會與無產階級」，運用列寧主義理論，直指台灣議會設置運動為「民族解放運動的第一步的第三階級運動」。他指出，即使有朝一日台灣議會開設，也不是「全台灣人的解放」，而是「特殊階級的解放」而已，因為台灣議會屆時恐有成為日本資本主義與新興台灣資本家階級相互妥協，壓迫台灣無產階級的工具之虞。只有「第四階級」，也就是無產階級解放之日，才是「全台灣人真正解放之日」。因此，「台灣解放的意義不存在於第三階級，而是在第四階級之中輝耀著。」如同Abbé Sieyes 的「何謂第三階級？」一文(“Qu’est-ce que le Tiers état?”)在法國大革命之中重新界定了「法國民族」一般，許乃昌的「第四階級」解放論也在日益激進化的台灣殖民地解放運動中，迫使素樸的「台灣人」概念面對一次重新定義。有趣的是，許乃昌正是點燃三年後那場「中國改造論爭」的主角。

 

中國改造論爭

左右論爭發生的社會背景是二零年代台灣本地社會內部的階級分化。如涂照彥所指陳的，一次大戰之後不少台灣本地地主因米價或地價的暴漲而致富，但物價的激烈變動卻反而使一般農民生活陷入極端不安之中，也使殖民地台灣社會經濟狀況出現「前所未有的流動性。」從一九二零年起，台灣農民開始要求製糖會社提高蔗糖收購價格，並且對台灣總督府將官有土地廉價賣給退休官員等情況，展開激烈的反對運動。另一方面，以受大戰景氣刺激而勃興的工礦業為中心，也發生了工潮。首先一語道破殖民地台灣此種階級分化現象的，是《台灣民報》從一九二六年五月到七月間所連載的日本社會主義理論家山川均的論文「弱少[小]民族的悲哀」。這篇文章指出台灣島民的內部正在出現階級分化，一小批台灣人資本家已經在和日本資本家勢力逐漸結合，因此「早已不能把島民看做一個全體來對待了。」此時日本資本與島民的對抗，暫時將島民間的階級對立推到後景，但是「內地的資本的壓迫若愈成功…即愈將促進台灣民族自身的階級的分化作用，而且在這種作用的進行的一步一步間，台灣民族的民族主義的問題，同時將漸漸地帶階級問題的性質。」隱藏在山川均冷澈的文字背後的，是正在醞釀中的台灣民族運動的分裂：階級問題的浮現與工農運動的興起，直接向文化協會非政治的啟蒙主義與議會請願溫和的「士紳運動」，提出了「進入真正的運動！」(「実際運動に入れ！」)的要求。

然而直接使台灣解放運動路線衝突浮上檯面的不是山川均的殖民地台灣分析，而是一場關於如何改造中國的論爭。從一九二四年中國國民黨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提出聯俄、容共與農工三大政策，並申明國民革命在推倒軍閥與軍閥所賴以生存之帝國主義時起，如火如荼的中國國民革命與反帝運動即成為東亞政治的焦點。反帝運動當中，國共勢力，尤其中共勢力獲得空前擴張，而孫逸仙的反帝民族主義與列寧與第三國際的殖民地民族解放論在這個氛圍中形成微妙而緊張的理論結盟。一九二五年三月孫中山過世後，國民黨分裂成左右兩派，左派的汪精衛與掌軍權的蔣介石在九月驅逐右翼的西山會議派取得大權，共治廣州國府。然而正當蔣強調中俄團結，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之一部份的同時，國共矛盾也開始浮現。一九二六年三月，蔣介石發動中山艦事變，抑制了中共在黨內之擴張，但也和中共達成暫時性的妥協。同年七月，北伐開始。如此令人困惑，卻又充滿張力與可能性的中國解放運動，緊緊地捕捉了在帝國主義統治下的台灣知識份子的注意力，也激發他們對台灣解放的思考與想像。

 

圖為陳逢源像。來源

 

一九二六年八月底，正當蔣介石準備揮師北進，討伐吳佩孚之際，陳逢源在《台灣民報》一百二十號發表了「最近之感想(二)─我的中國改造論」，評論中國的局勢。陳開宗明義就指出社會進化有必然的階段，無法跳躍。他引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唯物史觀公式，指社會組織必待生產力充分發展之後才會顛覆。故資本主義未發達到極致不會有社會主義之實現。以此為前提，他指出現在中國的社會組織，大部分仍是封建制度，而軍閥割據正是此封建制度之表徵之一。他反對中國走俄國革命路線，因中俄國情不同，而主要最大不同在於中國深受帝國主義侵略，而且地理位置容易受敵，無法抵禦列強。

另一方面，帝國主義摧殘，正是中國資本主義無法發達的原因，但中國陷入封建的軍閥割據，國家不統一，則是無法驅逐帝國主義的因素。然而與其以武力統一，倒不如以增長商工階級勢力為捷徑。中國商工階級近年確有成長，他們為了自身利益，也主張撤廢不平等條約，所以如果其財力能漸次增進，逐步以自身力量與群眾力量壓倒軍閥，打破封建，應非空想。欲促進中國資本主義之發達，應集資合組股份有限公司，才有辦法與外國大資本對抗。如果中國人連股份公司都組不起來，則表示中國人無奉公之精神，與經營大組織的資格，遑論社會主義。作為結論，陳說：「我們的中國改造論…總講二句，不外是由資本主義這條道路跑去便是了。」

這篇隨筆隨即引發了激烈的反應。一九二六年十月，一連四期的《台灣民報》刊登了許乃昌的長文「駁陳逢源氏的中國改造論」，從列寧主義的觀點，全面批判陳氏的論證。許首先指出，馬克思的重點不只是社會進化論，而是一切社會進化必然要行向革命。其次，他認為所謂軍閥根本就是帝國主義的工具，並非單純的封建勢力。要改造中國，不但要打倒軍閥，還需根本反對帝國主義。歐戰後中國資本主義看似有發展，但許多工廠事實上掌握在外人手中。只要外國資本主義還在中國一天，中國資本主義就不可能發展。更有甚者，中國現在是帝國主義列強的公共半殖民地，根本不可能學習日本明治維新發展資本主義圖富強，因此「現在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向帝國主義鬥爭的過程(中國國民運動)斷然不能和後進的資本主義國家與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相競爭的過程(日本明治維新)相混。」

那麼，救治中國的方策為何？陳引述了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指出代表中國各階級的中國國民黨所提出之國民革命運動，是中國的唯一生路。然而他再引用瞿秋白論文，指出國民革命可以有兩種進行方式：一是資產階級指導的妥協路線，一是由無產階級領導的全面鬥爭。第一條路是國民黨右派戴季陶等主張，第二種是國民黨左派汪精衛蔣介石。國民革命必須由無產階級領導，走第二條路線。中國資產階級是反動而妥協的，因為他們有的根本是帝國主義豢養的，有的雖反帝卻不敢行動，又害怕下層民眾。各國的社會進化並不依照相同的途徑，中國社會組織，「不是封建制度，也不是資本主義制度而且更不是普通的封建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間的過渡期。而是帝國主義時代特殊的殖民地式中間型態。」在「世界經濟」形成的帝國主義─資本主義之最高階段時代，世界歷史的進行不是一國獨立的行動，而是世界相互影響互相聯繫的。在此條件下，各國社會進化有可能因各國特殊原因或世界互相關聯之影響，或緩或急。「那末哪一種國家，便可以不待資本主義充分發展，就能夠一躍而入更高級的社會？那是帝國主義時代，受世界資本主義所支配的殖民地式落後國家。這些國家，不是純粹的封建制度，有不是資本主義社會，它的唯一出路，便是國民革命─打倒帝國主義。這個反帝國主義運動必然要匯合於世界無產階級的社會xx[主義]運動，而整個的打倒世界資本主義的統治權。」

針對許乃昌的挑戰，陳逢源也回敬了一篇長文。而另一位左翼立場的論客蔡孝乾，也以一篇列寧主義式的評論加入論戰，批判陳氏。許乃昌也再對陳氏的反論加以反擊，整個論戰延燒至一九二七年二月。然而這場論戰最主要的論證其實在最初交鋒的這兩篇文章之中已經清晰的呈現出來了。

在這場論戰中，中國並非純然只是用來影射台灣的一個隱喻(metaphor)而已─論者對中國改造確有真實的關心。然而隱藏在關於中國改造激烈的爭論的絃外之音(subtext)，是山川均所指出的日本帝國主義下「台灣民族自身的階級分化」以及因此「逐漸帶有階級問題性質」的「台灣民族的民族主義問題」的身影。透過對「帝國主義的半殖民地」中國的民族解放路線的辯論，這場在台灣發生的「中國社會史論戰」直接觸及了殖民地台灣民族解放的路線問題。山川主義者連溫卿─也就是領導左派奪取文協主導權的靈魂人物─在一九二八年的一篇評論「台灣社會運動概觀」中，明白指出中國改造論爭的主題正是台灣社會運動內的路線衝突，並且清楚扼要地勾勒出這兩條路線及其爭論焦點：

「…由中國改造問題，而引起對資本主義的論爭，亙三個月間，而雙方的主張『台灣有資本主義也是沒有？』很引起一般社會的留意，一是主張，台灣雖沒有所謂資本家，那自然就沒有資本主義的存在，所以台灣要豫先使台灣人的資本家發達起來，能夠到達和日本資本家對抗的地位，才是合理的，欲著到這個目的，需要以民族運動去進行的，他的主張，和這個主張，卻是相反，台灣雖有資本家也沒有發展到能夠獨立的地位，因為在台灣的資本主義，已經鞏固了地盤的緣故，而被壓迫，榨取的台灣人，不是只限於少數資本家及地主而已，此外還有最大多數的勞動者及農民的存在，所以欲解放台灣人，應該要主張階級爭鬥，前者的主張是因為以少數的利害關係為根本的要求，所以能和當局所標榜的『內地延長主義』一致，其限界是以獲得政治上的獨立為止，換句話說，是以他們所主張的『台灣議會』設置為其極限，而後者的主張是以最大多數的台灣無產階級的解放為其目的，所以不同是當然結果，而互相駁擊也是脫不離的，因為無產農民，及勞動者的利害關係不能和那少數地主、資本家的一致的緣故。」

「中國改造論爭」不過啟動了連氏所描繪的這兩條路線的公開衝突而已，它們之間的對決，將在此後一年內更進一步尖銳化，他們各自的主張也將在這段後續的對決當中越來越清晰。從本文所關心的台灣民族主義意識型態發展史的角度觀之，這場點燃左右衝突的論戰對於「台灣人」或「台灣民族」的觀念的發展已經產生有兩個重要的影響。第一，這場陳逢源的「第三階級論」與許乃昌的「第四階級論」的對決擴張了作為政治範疇的「台灣人」或「台灣民族」的內涵。透過「無產階級領導的國民革命」路線的提出，許氏迫使陳逢源在回應許乃昌的批判時，修正最初以「商工階級」─亦即民族資產階級─為中心的狹窄而天真的民族解放視野，轉而提出「包含所有階級」的「國民主義」(Nationalism)路線。換言之，儘管許乃昌未能說服陳逢源接受「第四階級」的領導權，卻迫使他必須承認解放運動的目標應該是包含第四階級在內的「台灣人全體」的解放。

第二，這場論戰雙方大量引用了左翼的─特別是列寧主義式的─民族解放理論與政治語彙，如「被壓迫民族」、「弱小民族」、「國民革命」、「民族解放鬥爭」等。這個「解放語言」的語言實踐 (language practice) 的結果是，在被套用在經驗現實的過程中，這些語彙開始被實體化：「台灣人」或「台灣民族」不再是前一階段那種素樸的「以中華民族作為日本國民的台灣人」，而開始逐漸轉變成被左翼理論賦予實體的一個「解放的範疇」─世界殖民地弱小民族一支的台灣民族。更重要的，這個實體化的過程，意味著「台灣人」與「台灣民族」的內涵開始被激進化與深刻化。

 

文協分裂─民眾黨對文協/台灣共產黨 (1927-28)

隨著「中國改造論爭」這場「理論鬥爭」的逐步加溫，文協「內藏的兩個潮流」(連溫卿語)之間關於「台灣解放」的路線鬥爭也逐漸表面化。一九二七年一月三日，連溫卿領導的左派在文化協會臨時大會取得文協路線主導權，迫使右翼的蔡培火、蔣渭水等退出文化協會，從一九二零年以來主導台灣民族運動的自由主義統一戰線於焉瓦解。必須說明的是，這次分裂所形成的左、右兩派，只是社會主義者與民族主義者各自形成的鬆散結盟。在社會主義陣營當中，還存在著較溫和的連溫卿的社會民主派，與激進的共產主義者這兩派；相對的，在右派陣營當中，也有著蔡培火為主的「合法的民族運動派」與蔣渭水領導的急進民族主義派。

從一九二七年初文協分裂到一九二八年台共建黨，社會主義者以新文協為根據地，民族主義者另組民眾黨，他們一邊勉強維持自身陣營內部的妥協，一邊與民族運動內的敵對陣營以及台灣總督府持續進行理論與政治鬥爭。在這個充滿張力的歷史氛圍當中，左右論爭進入一個更激烈的階段，而兩個陣營內部的激進派，也逐步取得了各自陣營的論述主導權。最終，左右兩條激進路線交鋒的結果，促成了左右兩個激進的台灣民族解放論述的出現。

 

圖為台灣民眾黨初期使用的黨旗（1929）。來源

 

從文協到民眾黨─右翼台灣民族論

一九二七年初，退出左傾的新文協活動的舊文協派就開始積極籌組獨立的政治團體。二月蔣渭水宣傳籌組「台灣自治會」，在綱領中主張自治主義與「為台灣人全體利益，以合法手段擁護無產階級」，但隨即被總督府諭令中止。三月二十三日，著名的自由主義殖民學者東京大學教授矢內原忠雄應蔡培火之邀訪台，四月十日起進行全島巡迴演說，以殖民地自治主義呼籲大眾，受到熱烈迴響。受到矢內原演講成功之鼓舞，蔣、蔡等人在四月底矢內原離台後將「台灣自治會」改為「解放協會」，並將綱領改為簡潔有力之「期待實現台灣人全體的政治、經濟、社會解放」。

五月八日集會時，再改「解放協會」為「台政革新會」，但仍維持原綱領。五月二十九日再改名為「台灣民黨」，舉行組黨儀式，會後並發表宣言，指出「本台灣民黨之出現，就是順應時勢的要求，也就是實現同胞幸福的總機關，擬從事於全台灣人的政治、經濟、社會的解放運動」，要求台灣同胞覺醒，「農工商學各界」團結為台灣民黨奮鬥。五月三十一日提出結社申請，再度遭禁，禁止理由之一是「『本島島民』或『本島人』如此可藉表示的語言很多，為何特意標舉『台灣人全體』」顯然有「懷抱民族自決主義之嫌。」七月十日，與當局妥協，將意像鮮明之「期待台灣人全體的政治、經濟、社會的解放」原綱領改為溫和穩健的「確立民本政治，建立合理經濟組織，即改除社會制度之缺陷」後，台灣民眾黨獲准正式成立，是為台灣史上首見之台灣人合法政黨。

在民眾黨組織化過程中，舊文協派人士一面與新文協論戰，一面向總督府進行抗爭，而一個右翼的台灣民族解放運動論述遂逐漸成形。從民眾黨組成之前的幾次組織化嚐試所提出的綱領，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六日通過的民眾黨綱領解釋案之中的「對階級問題之態度」六條，以及一九二八年七月十五日所提出的民眾黨第二次全島黨員大會宣言草案這幾篇重要的文字當中，我們歸納出這個右翼台灣民族解放論述的六個原則：一、以「民族解放」吸納「階級鬥爭」；第二，政治運動優先；第三、以工農階級作為民族解放運動之基礎；第四、反對階級鬥爭與共產主義，主張階級合作與利益調和；第五、黨作為多階級之民族解放統一戰線之領導機關；第六，台灣民族解放運動作為非共產主義的全世界被壓迫民族與階級反帝運動的一環。

以下我們將以這些文件為本，以舊文協派人士─特別是蔣渭水─在這段時期的個別論述文字為註腳，逐一討論這六個原則。必須先說明的是，蔣渭水以其雄辯與理論的能力，幾乎全面主導了這個論述的整個形成過程，因此吾人若將一九二七年以後出現的右翼台灣民族解放論述直接稱為「蔣渭水主義」亦不為過。

首先，這個論述試圖以「民族解放」構想吸納左翼的階級鬥爭路線。誠如總督府本山警務局長所言，從解放協會、台政革新會到台灣民黨─即台灣民眾黨的前身─不變的綱領「期待實現台灣人全體的政治、社會、經濟解放」，清晰地道破了舊文協派以「台灣人全體」為民族自決主體的「民族自決主義」立場。更重要的是，「台灣人全體」的概念是「中國改造論爭」的產物─它是包含了許乃昌所謂工農等「第四階級」的一個擴張了的「民族」概念。因此，右派提出「民族/台灣人全體的解放」的構想目的不在對抗或否定階級運動，而在以民族運動吸納階級運動，進而指導階級運動。民眾黨綱領解釋案「關於階級問題的態度」第一條「全民運動與階級運動需同時進行」的真正意義即在於此。

為何民族運動優先於階級運動？右派提出兩個論點。第一，從社會發展史的角度觀之，在日本帝國主義壓迫下的台灣根本尚未發展出成熟的本土資本主義，因此台灣人內部也尚未出現真正的階級矛盾。在殖民地台灣，所有台灣人共同承受了來自「資本家經濟的榨取的人和政治支配者同一體」的「官僚與內地資本家」集團的民族與階級的二重壓迫。這也就是矢內原忠雄所反覆陳說的，「大體而論，[在台灣]民族運動即階級運動，階級運動即民族運動」的「殖民地社會性質」。既然如此，則台灣人各階級自當首先結成民族的統一陣線，齊心對抗「我們的公敵」─日本人的「官僚與內地資本家」才是。這個論點是親近蔡培火派的陳逢源在「中國改造論爭」立論之延伸。第二個論點是蔣渭水引自列寧的左派主張：從世界解放運動的經驗觀之，帝國主義國內被壓迫階級的解放運動，應取階級鬥爭，但殖民地的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運動則應採取民族運動，兩者必須加以區分。其理安在？殖民地勞動大眾在帝國主義的長期壓迫下產生的對支配國國民的不信任，以及因落後之經濟狀況而生之「國民主我主義」之類的小資產階級偏見必須等待帝國主義消滅後才會慢慢消失。殖民地解放運動因此必須立基於殖民地弱小民族民族意識強過階級意識的現實。

第二，民族運動優先意味著奪取政權的政治運動必須取得優先地位，因為「現代國家政治社會組織下的殖民地民族，非先獲得政治上的權利」難以進行社會與經濟之改革。這就是「期待台灣人全體的政治、社會、經濟解放」綱領中，政治解放掛帥的原因。基於這個思考，民眾黨在一九二八年初透過台灣民報社論向從事社會解放的新文協與從事經濟解放的農民組合進行喊話，主張組成「我們台灣民族」的政治的統一戰線：

「…在殖民地的我們台灣人中，固然也有少數的有產階級，然而在政治上都是一樣地沒得政權，絕對沒有勢力來操縱台灣的政治與日本內地及諸列強的有產者階級，能夠左右政局或是創設有利於自己的法律是不能的。故從政治上而言，我們台灣民族同是被壓迫者，在經濟上同是被榨取階級…所以我們台灣解放運動的這三個團體，從政治上─譬如關於廢除惡法的運動都能取得共同戰線是無疑…然而獲得政權的運動，在普選實施的現在，這三個團體的聯合時期已經成熟。故如果誠意的為全台灣民眾謀解放，應該早日統一共[同]戰線進出罷！」

政治的統一戰線的目標，是「我們台灣民族」的特別參政權，這意味著爭取台灣自治的運動─包括議會請願運動─必須持續而且更積極進行。

第三個原則是「以農工階級為基礎的民族運動」，表現在「對階級問題之態度」的第二條「擁護農工勢力即實行階級運動」和第三條「扶助農工團體之發展，造成全民運動之中心勢力」之上。蔣渭水這個著名的主張從字面上一望即知是取自孫中山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所提出之三大政策中的「扶助農工」政策。為何民族運動必須以農工階級為基礎？首先，從消極的角度觀之，右派必須至少在論述上收編( co-opt)新興的工運與農運─特別是農運─的訴求。即使連最右翼的蔡培火一派也必須正視在總督府與日籍大資本家聯手掠奪下，台灣農民所遭遇到的日益廣泛而深刻的剝削。換言之，即使連最溫和的一派也必須承認如果不能實現佔台灣人口百分之五十八的農民階級的解放，「台灣人全體的解放」只是一句空話而已。然而對這些溫和右翼份子而言，所謂「農工階級」扮演的角色基本上是消極的被解放的客體。對於急進的民族主義者蔣渭水而言，「以農工階級為基礎」有另一個更積極的理由：農工階級大眾的革命潛力足以矯治知識階級與資產階級出身運動者的脆弱根性。換言之，在蔣渭水的構想中，「農工階級」是積極的民族運動的主體：他們是防止運動倒退的良性激進力量。

第四個原則是反對階級鬥爭與共產制，主張階級利益之調和。對舊文協右派，特別是陳逢源等所謂「土著地主資產階級」而言，這個原則或許意味著「不外是由資本主義這條道路跑去便是了」的「發達民族資本」的路線，然而對舊文協的左翼蔣渭水而言，這個原則不折不扣的承襲自孫文的「民生主義」路線─也就是一種「發達國家資本，抑制個人資本」的非共產的社會主義。在「階級爭鬥與民族運動」一文中，蔣引述一九二三年孫中山與越飛的聯合宣言，指出「中國尚且不合用共產制度，而況於台灣呢？」。對孫文主義者蔣渭水而言，「農工商學之聯合」並非只是第四條後半所謂「造成全民運動之共同戰線」的民族運動策略而已；它同時清楚指涉孫中山在「民生主義」第一講所描繪的那種以「分配之社會化」達成「社會上大多數利益相調和」的社會經濟願景(socio-economic vision)。而蔣本人也在日後模仿孫中山的語氣說：「民生主義就是階級運動。」如同前述的第一、二個原則，舊文協的左右兩派又一次從曖昧的文字中各取所需，從而維繫了他們脆弱的團結。

 

圖為台灣民眾黨1929年底開始使用的黨旗。來源

 

然而前述幾個原則所描繪的階級合作與階級利益的調和，如果沒有政治行動的誘導介入，是不可能自動出現的。「對階級問題之態度」的第五條「本黨顧慮農工階級之利益，實行合理的階級調節，使全民運動之前進不致阻礙工農利益」與第六條「台灣各階級民眾應集合在黨的領導下，實行全民解放運動」清楚地提示了這是政黨─台灣民眾黨─責無旁貸的使命，也就是第五個原則：「黨作為多階級之民族解放統一戰線的領導總機關與各階級利益的調和者」。毫無疑問，這個「全民革命政黨」理論直接承襲了改組後的中國國民黨的意識型態。主導民眾黨組織的蔣渭水就毫不諱言地說：「我理想中的民眾黨，是要造成『黨是台灣人解放運動的總機關』，如像中國國民黨是中國人解放運動的總機關一樣。」從組織面而言，採取「民主集中制」的民眾黨則和國民黨一樣受到了列寧「先鋒黨」(vanguard party)概念的深刻影響。

第六個原則是「台灣民族解放運動作為非共的國際被壓迫民族與階級反帝統一戰線的一環」。將這個「台灣民族主義之非共的國際主義」(non-communistic  internationalism of Taiwanese nationalism)立場表達的最淋漓盡致的，是民眾黨第二次和第三次全島黨員大會的宣言。首先提出這個立場的是一九二八年七月十五日起草的第二次大會宣言：

「世界帝國主義受到歐洲大戰之影響發生了經濟恐慌。如欲解決其困難勢必對本國無產階級及殖民地弱小民族加強榨取。這就是帝國主義內之無產階級及殖民地弱小民族受到帝國主義之壓迫與世界潮流之刺激，全體覺醒，鼓起勇氣進行解放運動的原因。    俄國民眾之革命、德國勞動者之暴動、英國勞動者之總同盟罷工及日本無產政黨之出現等，莫不是無產階級抬頭之現象。其他埃及脫離英國之控制、土耳其之獨立、印度之自治運動、中國之國民革命等，都是弱小民族蹶起的現象。兩者之解放運動時為現代新興之兩大勢力。而這兩者都站在帝國主義支配下的被壓迫地位。因而務必同並相連、互相扶助，以打倒帝國主義公敵為共同目標，採取聯合戰線，一致進攻。故今日從事解放運動者，無論是誰，絕不是孤軍獨戰者。於此，我們殖民第弱小民族當然要協力合作相互援助。全世界帝國主義國內之無產階級，尤其是日本國內之無產大眾，理應和我們竭誠共同戰線攻守同盟。…在此，我們欲求台灣人之解放，對內先要喚起全台灣人之總動員，對外與世界上之弱小民族和無產階級聯繫，共同奮鬥，如此始能達其目的。」

一九二九年十月十七日秘密發表的第三次大會宣言，延續二次大會宣言的精神，依序分析世界局勢、日本情勢、與台灣地位，指出帝國主義國家之間，以及帝國主義國內的矛盾日益擴大，已經從基礎動搖帝國主義，因此世界無產階級與殖民地民眾必須進一步相互聯繫，對帝國主義進行共同鬥爭。值此情勢，民眾黨對內應鞏固黨對台灣人民之領導，「在外則聯絡世界無產階級及殖民地民眾，參加國際解放陣線，以期與世界解放的潮流匯合。」

這個看似列寧的第三國際路線的「國際解放陣線」，其實源於孫中山的非共反帝國際主義之思想。孫中山晚年的反帝民族主義思想深受列寧民族理論的影響。列寧民族理論的礎石─在帝國主義的時代世界各民族應被區分為「壓迫民族」與「被壓迫民族」─以及東方被壓迫民族與西方被壓迫階級應結成反帝的國際解放戰線之主張，深刻地影響到孫中山，成為其晚年在三民主義演說中所提倡之「公理對抗強權」的弱小民族聯合反帝理論的核心。然而中國歷史學者李玉貞一針見血地指出，孫中山的弱小民族反帝陣線構想和第三國際的世界革命有根本的差異。她引述戴季陶對孫文晚期思想的詮釋，指出孫中山構想的，是「把世界上在國際聯盟中所謂五大國壓迫下的各個國家和弱小民族聯合起來，組織一個和帝國主義的國際聯盟對抗的國際」。孫中山的「大亞洲主義」，就是這個構想的延伸，因為在地域上，大多數被壓迫民族都位於亞洲。但是這個以中國為核心的新國際是「全民性的，不分階級的」，也因此戴季陶為孫中山這個國際主義構想取名為「民族國際」(Nations International)─一個以與蘇聯主導的第三國際在思想上有著根本對立，並且在地緣政治上隱然與國聯和第三國際相抗衡的「三分天下」的構想。蔣渭水主導下的台灣民眾黨的「國際被壓迫民族與階級的解放陣線」雖然有明顯的列寧主義色彩，但從蔣反對第三國際霸權，堅持台灣解放運動自主性的立場觀之，民眾黨的國際主義在精神上所呼應的，毋寧是孫中山反帝非共，「濟弱扶傾」的「民族國際」路線。

上述六個原則構成了一九二七年台灣民族運動以後舊文協派所形成的右翼台灣民族解放運動的論述。如前所述，這個論述內部存在民族運動右翼的蔡培火與蔣渭水兩派的緊張關係。根據總督府警察沿革志的分析，「大體上蔡培火一派以民族自決主義為其理想毫無疑問。以此為基礎考慮內外情勢之推移，尚不敢脫離日本統治，只訴求於內外輿論，啟發島民，以此為背景，以殖民地自治為其終極目標，而欲經過合法政治運動逐步達成此一目標。與此相比，蔣渭水一派受到中國國民黨革命運動的影響很大，欲將全台灣人民組織化，併行推動民族運動與階級運動，與世界弱小民族及無產階級相提攜，與帝國主義作鬥爭，實現殖民地解放，亦即，台灣之民族的獨立為其目標。此點可由第二、第三次黨員大會宣言中想像得到。」從這個銳利的分析當中我們得以理解，蔡培火的「合法民族運動派」與蔣渭水的激進民族主義結盟的最重要基礎，其實在於「台灣人全體的政治的解放」，也就是「我們台灣民族」「獲得政權」的運動，亦即台灣人的民族自決。二次大會以後，蔣渭水「右之左」的路線支配了民眾黨，蔡培火派雖然逐漸退出活動，但仍然留在黨內，而此舉至少在形式上默認了二次、三次大會宣言的「民族國際主義」路線。兩派的正式決裂，要等到一九三零年八月蔡培火派另組台灣地方自治聯盟之後。如是，吾人若謂「蔣渭水主義」從一九二七年文協分裂到一九三零年民眾黨分裂這三年多當中是台灣民族運動右派的主流論述，應不為過。

整體觀之，這個論述大致上可說是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後決定的反帝「國民革命」路線的台灣版。而既是「台灣版」，就意味著它不是機械的移植，而是因應台灣現實的運用。什麼是「台灣現實」？最重要的一點是，台灣解放不是中國解放的一部份。半殖民地或次殖民地中國的「國民革命」路線可以運用在「殖民地民族」台灣人的解放運動的基礎是兩個解放運動具有共同的反帝課題。然而中國反帝的對象是西方列強與日本，而台灣反帝的直接對象是日本。一九二零年代後期中國國民革命的「革命外交」重點在解除不平等條約，但這些不平等條約中並不包括馬關條約。換言之，從事「國民革命」的中國國民黨當時從未打算與日本決裂。這個歷史情境清楚說明了，蔣渭水和台灣民眾黨的「台灣人全體」的解放運動和中國國民黨的國民革命是平行而不同的兩個運動。

蔣之籌組「台灣民眾黨」，引進中國國民革命路線，就如同越南民族主義者潘佩珠模仿國民黨改組改越南光復會為越南國民黨一樣，是中國本土之外的殖民地解放運動受到孫中山晚年反帝民族主義與「民族國際」思想的影響的具體個案。換言之，二、三零年代的孫文主義，並非只是中國解放的綱領，也是解放世界弱小民族的綱領；它不只是中國民族主義，也是一種國際主義。我們必須在這個脈絡之中來理解蔣渭水的孫文主義信仰與國民黨路線：他所主張的，不是中國民族主義，而是殖民地弱小民族台灣人的民族主義；他不是中國民族主義者，而是期望與中國以及世界被壓迫民族與階級之解放運動相互提攜的國際主義的台灣民族主義者。他所催生、主導的台灣民眾黨─他所說的「台灣人解放運動的總機關」─正是民報記者克良(何景寮)筆下「處在特別台灣政治情況下，具有特殊任務的政黨」：

「台灣民眾黨產生於台灣，其任務應當盡力於台灣民族的解放，其目的需要謀台灣住民全體的利益，於政治上、經濟上、社會上、教育上自當為全體住民，求得自由和平等，以此為其奮鬥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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