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宏恩/內華達大學拉斯維加斯分校政治系助理教授

 

Hetherington and Weiler. 2018. Prius or Pickup?: How the Answers to Four Simple Questions Explain America’s Great Divide.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極端政治的誕生:政客如何透過選舉操縱左右派世界觀的嚴重對立
譯者:陳重亨。
出版:有方文化。
出版時間:2019/8

 

  

 

《極端政治的誕生》這本書,簡潔又連貫地介紹了美國政治科學界對於美國、以及全世界政治兩極化的最新實證研究。閱讀本書對於政治學的學者、政治工作者、乃至於對於當今兩極化政治憂心的選民們都有所助益。本書雖然沒有探討亞洲的案例,但本書的研究方法以及結論也跟亞洲各國息息相關。

這本書的兩位作者都是政治行為學的名教授,因此,要理解本書也可以從政治科學的方法論來鳥瞰。本書主要的論點是,人們的世界觀分歧最後導致了當今政治的兩極化。世界觀分歧是原因,而政治兩極化是結果。

讀者很快就可以舉出一堆理由挑戰這個因果關係:什麼是世界觀、怎麼聽起來超級抽象?為什麼世界觀是因不是果?為什麼不是兩極化改變人的世界觀?假如人的世界觀一直分歧,為何以前沒有政治兩極化、現在才有?處理這些問題,就是近年來政治科學家的拿手絕活,也是本書接下來各章節的主要內容。

在第一章,作者回顧了這幾年來生物政治學(biopolitics)的相關研究,說明人的世界觀至少有部分是天生的。作者定義的世界觀,就是人們是否覺得世界是個危險的地方。這種世界觀很顯然跟近幾年生物政治學研究中,人們對於外在環境刺激的受影響程度有關。生理上天生對外在威脅或嘔心越敏感的人,長久下來自然覺得外在世界很危險,因此希望世界是不變的、可預測的。而生理上天生對外在刺激不敏感的人,就會更覺得世界很安全,也會更想積極探索尋求新鮮感。既然世界觀是天生的,那他就是影響人們其他行為與態度的原因,而不是結果。

在確認世界觀是原因之後,作者在第二章說明世界觀如何測量,以及為何用世界觀來解釋人類行為會比其他的解釋更好,例如傳統上測量自由派與保守派。作者以美國為例,舉出連大多數美國人也不知道自由跟保守的真正意義,而保守二字雖然在中文看似負面,在美國仍是一個正面的形容詞。相較之下,作者認為可以用大人對小孩的教養態度,也就是原本英文書名中的養育小孩的四個問題,來準確抓到人們對世界的看法。

接著,作者就用教養小孩態度題組測到的人們的世界觀,來解釋人們的各種政治行為。在第三章跟第四章,作者舉出無數的例子說明了有不同世界觀的人不只投票行為不一樣,而且對於政策的看法也不一樣,甚至每天吃什麼東西、喝什麼飲料、看什麼電視、買什麼車子、住什麼地方也都不一樣。但就算世界觀不一樣的人有不同的政治態度與生活習慣,也可能只是碰巧不同啊?而這又如何解釋近年來的兩極化,而過去沒有?

在第五、六、七章,作者提出了一個整體的解釋架構,這跟整個人類的歷史有關,而政治人物精準的抓到了可以透過選民世界觀來推進極端政治的機會。第五章說明了美國二戰後原本兩黨政策都差不多的羅斯福新政時期,因為出現民權運動、越戰等事件,不同世界觀的人對這些事件有迥異的態度。因此美國兩大黨政治人物抓到這個機會讓黨內支持者沿著世界觀歧異這條裂縫大重組(realignment)。在第六章,則是美國的恐怖攻擊以及接下來的對外戰爭,這些世界的重大變化進一步刺激了不同世界觀的選民分邊站,兩大黨政治人物與選民之間的交集越來越少。最後第七章,則是因為中東戰爭引發的大量前往歐洲的移民,移民同樣會刺激歐洲選民們把世界觀納入投票選擇的重要考量,因此導致歐洲選民的投票行為也越來越隨著世界觀選邊站。在這些重大事件發生當下,由於人們生活型態改變,越來越不跟或不需要跟別人當面交流、越來越在社群網站與電視間建立同溫層,因此這個兩極化就推波助瀾不斷放大,最後透過民主制度反映在整個國家政策與對外關係上。

 

過去20幾年中,美國兩大黨支持者在自由-保守的意識形態上差異越來越大。圖片來源

 

這個兩極化有可能改變嗎?作者在結論其實沒有給出很正面的答案。一個是可能世界有其他大事件讓人們更重視其他面向而不再是世界觀,例如全球暖化。另一個則是因為政治與企業都需要錢,而政治與企業都不能只靠一半或更少的人支持,因此長久之後政治人物跟企業家還是會被迫回到溫和偏中間的立場。但也正是因為沒有明確的答案,這個問題才這麼需要被投入研究,我們也因此更需要目前已經有哪些累積的研究成果了。

對於亞洲各國來說,其實台灣大學領軍的東亞民主化計畫(Asian Barometer)也有在亞洲各國透過面訪問卷測量民眾的世界觀,學界也有探討這世界觀對於各項態度的關係。舉例來說,一篇最近的研究發現人們對小孩的教養態度跟人們是否支持憲政上的分權制衡(立法院可以制衡總統)有顯著相關,越支持小孩子要聽話、不要頂嘴的人們也越反對立法院制衡總統。

但對於亞洲的新興民主國家來說,選民的世界觀更重要的研究議程往往不是國內支持哪個政黨或政策,而是會影響人們對過去威權領袖的懷念、或對當今其他國家威權政權的仰慕。尤其在小國們被要求選邊站的2019年,亞洲各小國人們的世界觀及其對政治、外交的影響就尤其重要。而各國的政治人物們顯然也注意到這一點了。本書中提供的各種研究方法與文獻回顧,可以是亞洲各國研究兩極化與世界觀的一個指引,而近年來確實也出現許多本土化的研究結果,例如有學者發現台灣人的個性(personality)跟政黨支持有一些關聯、而對威權的看法也對台灣、南韓、新加坡的投票選擇有解釋力。

假如世界觀所推波助瀾而成的兩極化,在歐美暫時沒有明顯的解方,那解答會在亞洲的新民主國家們嗎?無論如何,我們都站在人類歷史的前緣看著、也推動著這一切前進。    

 

《極端政治的誕生》導讀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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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thought on “《極端政治的誕生》導讀序

  • September 23, 2019 at 3:01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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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國昌與柯文哲聯手操弄民粹?

    九月二十三日,立法院財政委員會進行「108年7月總統專機違法走私菸品案相關調查、處分及改善作為」專案報告,會場內有黃國昌慷慨激昂、會場外有柯文哲左酸右嗆,不過兩個人都有共同的目標,就是無視程序正義,透過煽動情緒的方式,來操弄民粹。

    黃國昌的質詢重點,幾乎全部集中在華航董事長要不要下台,甚至表示「大家都用偵查不公開當擋箭牌」,作為批評交通部與相關部會的理由。

    這就奇怪了,黃國昌擔任過中研院法律所研究員,理應知道「偵查不公開」是確保司法獨立的重要原則;而背後所代表的程序正義理念,更是黃國昌一再強調的訴求。結果在整場專案報告中,黃國昌的焦點沒有放在最重要的改善作為,而是只在意華航董事長要不要下台,以及要不要向他道歉。

    柯文哲也沒放過批評陳菊的機會。受訪時得知陳菊並未出席專案報告,便回以「大號版吳音寧」,顯見對於憲政的外行以及其對於吳音寧的「念念不忘」。事實上,以總統府、立法院之間的關係來看,總統府秘書長僅有在涉及到總統府相關預算與主管人事案時,才會到立法院列席備詢。

    過去國民黨時期的楊進添、曾永權,都是依此慣例,並未出席廣大興案、甘比亞斷交案等立法院委員會報告,這一次因出於對立法院的尊重,才由副秘書長施克和至立院說明。

    再者,柯文哲刻意將陳菊與吳音寧串聯起來,自然是要讓他的支持者想起當初吳音寧堅持依法行政,不願至市議會備詢,讓柯文哲沒面子的往事,進而連結起同仇敵愾的記憶,是不折不扣的政治操作。然而,陳菊和吳音寧不出席,本就是法律規定,依法行事,不就是柯文哲市長最愛說的「該怎麼辦就怎麼辦」嗎?怎麼一遇到對自己不利的情況,對規定的態度就轉彎了?

    從黃國昌到柯文哲,不約而同地都暴露出無視法律規定、程序正義的狀況,藉由挑起支持者情緒的方式,來達成自己想要的政治目的。這種典型的操弄民粹手法,與他們所宣稱的「新政治」,似乎有著非常濃厚的諷刺意味。https://talk.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2924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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