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小人民的自決：誰是民族？誰可獲得外國介入的自決權？

◎葉明叡／Emory University 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博士

 

前言

看看這幾個月以來香港發生的事，抗議者被黑警爆打、性侵、被自殺、學生市民路人受到牽連，濫抓濫捕，暴力升級，港府甚至援引英國殖民時期法律宣布進入緊急狀態。大家都在問，什麼時候中國人民解放軍會入港？

被港府以及背後的中國北京政權聯手逼至此境地的香港市民，能否擁有主張自決的權利（the right to self-determination）─決定自己作為一個政治共同體的未來走向呢？而眼睜睜看著這種局面，我們其他國家的人民、其他國家的政府，又能做什麼？對內，我們人民當然是要持續監督政府，避免重蹈港府、北京極權統治的覆轍；我們政府則是強化政治經濟軍事實力，鞏固民主政府的存續。但是對外，我們在什麼狀況下，有以武力介入香港、幫助香港人民的正當權利呢？以上問題不只是發生在香港，世界許多沒有國家的（stateless）弱小人民、弱小民族，都面臨到相似的困境：

• 在這眾多無國家的人們之中，誰（who）可以被視為一個人民（a people）或民族（a nation）？
• 什麼時候（when），一個人民或民族可以取得外國政府能正當人道介入（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支持的自決權？

中研院陳嘉銘副研究員近日發表的一篇文章，回顧現有自決權理論限制，並進一步發展「以力量為理據的人民理論」（a ‘power’ account of people）來回答這兩個問題，建構出一套又好又簡單¹的人民自決方法論。一起來看看吧！

作者按：本文摘要整理自中研院人社中心副研究員陳嘉銘（Chia-Ming Chen）近期發表於國際期刊Global Policy的文章Instrument contra Human End: Self-determination as a Right to Protect Power（Vol. 10, Issue 1, pp. 137-143），若有本文作者評論處另為括號標註，如有誤解、超譯為作者之責。

 

做自己的主人：政治上的自決權利

政治上的自決權利，指的是一群人從原國家分離（secession），或是取得政治生活上的高度自治，目前有兩支主流理論：「初始基本權論」（primary right theories）和「僅限矯治權論」（remedial right only theories）。「初始基本權論」主張自決權是根據某些基本自由道德，自願的理由類似社會契約論，正當組成的政府、國家，需經過個別人民的自願選擇、同意（consent），因此反過來，要是有人不同意，那他應該有自決退出的權利。也有論者直接主張自決權是基於自由、政治平等、道德自主之類的價值。

陳嘉銘整理了基本權論的三個問題。首先，不管「人民」是客觀或主觀界定，這世界上潛在擁有自決權「人民」可能有超級多，這樣若大家都卯起來主張自決，會造成世界政治極度分裂，對整體人類是巨大的成本。第二，基本權論完全忽視了現存制度實施的價值，確實很多領土完整的國家，具備保障自由民主價值的制度，也忽視主權國家在國際法上的正當利益。第三，基本權論會造成國家的負面誘因，去積極在經濟上、政治上壓迫、弱化想要自決的人民（預防性鎮壓？），使他們即使在理論上有自決權，實際上也沒有能力真的進行自決。

「僅限矯治權論」則主張，若某地的人民遭受到統治該地國家的嚴重且持續的不正義對待，而且人民沒有其他方法可以保護自己免於國家的不義對待，則該國家失去統治該地人民的正當性，該地人民可以主張自決。僅限矯治權論之中，人們並沒有自決的初始基本權，而是要國家統治惡化到一定程度，才會觸發自決權的產生。

僅限矯治權論最主要的問題，就是忽視人民的自決意志（will），一定要被動觸發條件才能自決，但某國家中有一群人想要推動自決，一定不是吃飽沒事幹、福至心靈來搞自決，肯定有他們的理由，僅限矯治權論完全無法把這個理由及結成的意志納入考慮，對國家來說，也只是假裝沒看到而昧於事實。另外，因為一定要等到人民已經被國家欺壓個半死才能獲得自決權，此時外國政府的武裝力量才姍姍來遲進行人道介入，基本上注定會緩不濟急，幫助有限（都被國家暴力鎮壓完了、公民社會動員力、人民力氣意志血肉都被磨耗光了，是還要自決啥）。

 

 

團結真有「力」：誰是行使自決權的人民

既然前述兩者都令人不甚滿意，陳嘉銘於是發展出一個以「人民自我保護的實質能力」（the people’s capability of self-protection）為基礎，更為符合政治現實的自決權理論，他稱之為「以力量為理據的人民理論」。這個理論建立在僅限矯治權論之上，因為是要對抗國家的不義和暴政，某種意義上來說，也是需要一些觸發條件，但這些條件遠比僅限矯治權論更為積極。

先來看陳嘉銘怎麼界定自決權的主體：「人民」。他借用政治理論家 Iris M. Young 的「社會團體」（social group）概念，去辨識出一群被置於（positioned）國際社會和跨國社會結構中某個位置的人們。這群人有共同的經驗，因為他們分享著相同的前景、機會、威脅，他們也一起為了自身的利益而與箝制住他們的社會結構奮戰，這些經驗形成歷史的共感和彼此的連結，這些人就是一個國際社會團體。陳嘉銘認為緬甸的羅興亞人（Rohingya）即為一例。

面對到國家的壓迫，這些無國家的社會團體成員之中，會有積極者領悟到他們必須要培植團體「共同行動」（acting together）的能力，以產生抵抗國家的「力量」（power）。「共同行動」和「力量」是引用自漢娜‧鄂蘭的概念。共同行動時，人們會放下自己的私人動機，去追求集體的目的，並且在過程中不斷確認、強化成員彼此之間行動意願，這種共同行動能產生「力量」。

這「力量」是一股很特別的動能，它不是個人的私人力量加起來的總合而已，現代國家可能透過強大的科技和軍火，而擁有很大的武裝暴力，但若沒有人民的共同行動，還是沒有「力量」。所以為了要自保，社會團體成員需要建立政治組織─也就是一個政治共同體（body politic）─來把他們共同行動的「力量」給集結起來，成為能夠穩定依靠的一股持續對抗國家的力量（a permanent form of power）。

• 觸發條件：當一大群人共同行動、匯聚「力量」以追求政治共同體的建成，擁有自決權的「人民」就誕生了。

陳嘉銘說的這人民形成的過程，是訴諸民主，而非民族認同或文化相近，因為追根究柢，共同行動的先決條件是社會團體成員的自願參與（在這意義上，陳嘉銘的理論也有初始基本權論的成分存在）。但人民的邊界並不是任意武斷界定的，這些共同行動的人，之所以共同行動，是因為他們被置於一個相同的國際社會和跨國社會結構位置之中。

 

防患於「未然」：國際可正當介入幫助自決的時機

好，我們現在知道誰是「人民」了，例如本文一開始所說，香港市民這幾個月以來的共同型動，匯聚的能量，明確的目的，確認「香港人民」的誕生應該沒有問題。下一步是，那到底我們其他國家什麼時候才能正當地去介入香港事務、幫助香港人民呢？陳嘉銘認為洛克（John Locke）的政府和革命論很值得參考。

簡單說，洛克認為如果一個政府持續壓迫、不義對待人民，人民就有權挺身反抗推翻政府，這個人們的革命權（the right to revolution）和自決權的觸發條件很相似。首先，他們都是一種預防性的手段，不像前述僅限矯治權論一定要等到被鎮壓個半死，只要人們預期可能因為政府壓迫而失去「自我保護的實質能力」就可以發動（預防性革命？），革命權的目的就是要保護這種實質能力。

類比於自決的情境也是一樣，只要可能失去「自我保護的實質能力」，人民就有了自決的權利。不同之處在於這實質能力的內容，在革命權，因為人民形成的國家已經存在，所以要保障的是人民的「立法能力」（legislative power）；在自決權，國家或政治共同體尚未存在，要保障的是人們「共同行動的實質能力」（capability of acting together），以組成一政治共同體。

• 觸發條件：當有足夠證據顯示，國家要以大規模暴力和不義惡搞人民，使人民失去「共同行動的實質能力」的時候，就是人民獲得自決權，而且國際社會可以相應地正當介入的時候。

歷經這幾個月的示威和抗爭行動，和港府與中國鋪天蓋地的巨大暴力持續周旋，香港人民展現了他們的自助意志和韌性，也展現了他們追求一個香港共同體的決心，這個政治共同體，不一定是香港獨立（雖然確實有這種主張出現），也可能是某種高度自治、符合香港基本法的特區政府，不論如何，香港人已證明他們有意願共同行動，並匯聚了強大的「力量」來與現在這不義的政府對抗。

這「力量」並不是暴力，要比暴力是絕對比不過不義政府的資源和各種武裝、監控科技的，但國家越是不義，就越失去其他人民的支持而沒有「力量」，因此這兩股「力量」之間的較勁，才是真正的實力對決。陳嘉銘認為，國際社會人道介入的目標，是維持當地「力量」之間較勁的完整性，因此策略上來說，只是要阻止國家對主張自決人民的巨大暴力（例如，阻止黑警治港、解放軍入港），至於剩下的部分，還是要靠自決人民自己去努力（國際介入似仲裁者角色，但在操作上究竟如何做到區分是不義暴力還是支持力量？陳文並無多說明）。

 

 

自決ABC

最後來回顧一下陳嘉銘所說的人民自決權理論要件吧！當有一群人：

1. 事實上有共同的過去─被置於相同國際社會和跨國社會結構位置
2. 意願想望共同的未來─願意形成政治共同體，集結「力量」為共同利益而努力
3. 處在受害狀態─被國家政府暴力對待，威脅到「共同行動的實質能力」

他們就形成了擁有自決權利的「人民」，國際社會也有介入幫助的權利。

符合以上自決方法論而擁有自決權利的人民，在這世界上，很不幸地，恐怕到處都是（說真的恐怕只比前面說的「初始基本權論」少一些些而已）。判斷是簡單的，行動卻無比艱鉅，無論香港人、羅興亞人、庫德族人和其他無數無國家人民要付出多大的犧牲，（要是沒有強國爸爸挺你的話）期待國際介入可謂近幾不可能（更不用說強國會依其國家利益適時補刀）。

陳嘉銘自己也在結尾承認，人民自決最終仍繫於國際政治的現實，無國家的弱小人民或民族，就算擁有了理論上的自決權利，根本也改變不了命運。或許或許，他說，有一絲絲的希望存在於我們（人類？）自己的良心和民主道德上（意思好像是，那就來一場激烈的信仰戰爭吧）。

後記

美國時間2019年11月27日，感恩節前夕，白宮發出聲明表示川普總統已簽署了《香港人權民主法案》（Hong Kong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ct）和《保護香港法案》（PROTECT Hong Kong Act）。

根據US Taiwan Watch美國國會觀測站的介紹，前者內容是：『要求行政部門進行年度審查，以確保香港從中國政府獲得的自主權，是否仍足以合理化美國法律所給予其「金融中心」的特殊待遇。若美國當局認為香港已不再有獨立的自治權，且（在這個情況下）不符合美國利益，那麼行政體系能夠終止「部分」或是「全部」當初1992年《美國－香港政策法》所給予香港的特殊待遇。這個法案也給予總統權限，對那些（1）對香港人做出威脅或任意拘留、酷刑、逼供；（2）違反中英聯合聲明；（3）違反香港自治；（4）在香港侵犯國際公認人權之行為，負有「知情責任」（knowingly responsible）者，實施制裁和旅行限制。』

後者《保護香港法案》的全名是「限制出口催淚瓦斯及人群控制技術至香港法案」（Placing Restrictions on Teargas Exports and Crowd Control Technology to Hong Kong Act），簡稱「保護香港法案」，從字面上即可看出意思。

這類法案基本上是規範美國國內行政部門處置對香港的關係，完全屬於「美國內政」，基本上距離本文中的國際人道介入、武力介入等方式還非常遙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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