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侍從主義在台灣：「苗栗國」是怎麼來的？

◎邱星崴／耕山農創社會企業負責人

 

本文為《主權獨立的人間條件：台灣如何成為一個自由平等、團結永續的新國家？》第十章 。書本導讀

 

近年來，台灣城鄉差距序擴大，資源與人口往直轄市集中，治理逐漸失能，地方處於崩潰邊緣。一方面，這是全世界新自由主義浪潮的現象；但一方面，台灣的特色在於承受了中國因素的衝擊，不僅加速地方性的瓦解，還重組為壓制在地歷史與文化的權力機制。

我們從地景上可以明確觀察到這點。地景是構成地方性的要素之一，而地景變遷背後往往是政治性的。苗栗與花蓮作為台灣的邊陲縣市，派系為了生存尋求中國擔當新恩主，在運作過程中，符合中國對於邊陲的凝視以及改造，具體展現在苗栗的大閘蟹以及花蓮的陸客夜市上。我以這些地景政治為分析對象，突顯背後幽微運作的機制。

本文的觀點是，台灣的地方性生產機制正面臨著嚴峻的挑戰，中華帝國持續整編地方，以地方派系作為中介，大幅度地改寫台灣的地景政治，使得台灣主權行使領土上排他的權力。中國與派系的合作，造就了台灣國內破碎、流動的中國主權飛地。

我認為這一套新的權力機制──中華新侍從體系，可能就是二○一八年民進黨地方選舉大敗的主因。我將指出新侍從體系的運作方式、侷限以及突破的可能性。

 

文獻與理論

中國銳實力刺穿著全世界，但台灣特色卻是與地方派系合謀，將台灣的地方性竄編為大中華拼圖的一部分。

根據人類學者阿君．阿帕度萊（Arjun Appadurai）的理論（Appadurai 2009），地方性涉及到複雜的社會技術，特別是儀式，重新將空間與時間社群化，涉及了對社會的想像。而社會想像是人們想像其社會存在的方式，這樣的理解既是事實性的，也是規範性的。用最白話來說，地方性涉及到台灣人如何成為台灣人的命題，但這一套歷史沈澱而成的機制，正受到中國政治權力投射的嚴峻挑戰，換言之，台灣的地方性在逐漸消弭當中，台灣人主體生成的邊界也日漸模糊，以台灣人最熱愛的夜市文化為例。夜市是台灣庶民文化的代表，當然是台灣的經典地方性之一。夜市無分大小，散布在台灣每一個生活圈，無論鄉村或都市，都是下班、餐後的休閒好去處。雖然夜市可以說是台灣很普遍的生活方式，但其相關研究並不多，其中最著名的當屬人類學者余舜德（2000），他認為，夜市不僅是台灣人民的夜間公共休閒活動，也是聚落的網絡節點，更是一種凝聚社區意識的認同空間。

余舜德的夜市民族誌，研究九〇年代台南的夜市，或可稱為，台灣工商業化後的經典夜市，帶有鄉村的人情味，也擁有都市的便利性。九〇年代的台灣，輕工業逐漸在世界市場喪失競爭力，許多廠商轉作內銷，而夜市在其中扮演關鍵角色。

余舜德發現，夜市高效能的零售機制、低成本的營業型態、消化滯銷或瑕疵品、讓廠商直接販售等特性，發揮了支持上游產業鍊的功能，由此為台灣經濟轉型作出積極貢獻。

在余舜德的敘述下，九○年代的夜市儼然是台灣人的道德共同體：夜市是日常與慶典之外的異質空間，其中各式元素交融出一種社群共感，此精神意識有其物質基礎，由各個聚落的網絡節點形成，這讓社群共同體的共感不僅僅是共同享用食物，更透過生活用品的生產與消費，將其流通範圍擴散於全台灣。夜市讓物的生產與消費在台灣共同體中流布，並且意外地發揮社群道德效果，包容了台灣曾經的經濟主體──製造業小頭家。

如今事過境遷，二十年後的今日，中華帝國龐然崛起，中國因素強力發揮作用，上述余舜德提及的內銷主力輕工業，早已經完全外移至中國，夜市轉為流通中國的廉價商品，而在山林邊區情況變本加厲，不只夜市的產品來自中國，有時連顧客都來自中國，不知不覺間，夜市也被一條龍垂直整合，余舜德描繪的黃金年代共同體再不復見。

事實上，不只是夜市，在花蓮還有許多為了迎合陸客的扭曲的情況，我將在後文提到。這些現象在地理學者依恩．羅文（Ian Rowen）眼裡是常態，都是中華帝國權力輻射的一環。

羅文（Rowen 2016）長期研究陸客，參與過多次陸客團，為此提出了精闢觀察：陸客涉及到主權邊界的重組，透過護照、入台證等，陸客的旅行就是中國作為政體的旅行──國家與旅行業者共謀，以內地化包覆陸客的旅遊經驗，並向外延伸，透過空間的介入，發揮國家的影響力。陸客的案例，恰恰可以說明，旅遊是國家領土化的治理技藝，陸客的存在成為中國主權的跳板，使陸客旅遊周遭中國領土化。

我打算再延伸羅文的觀點，指出：在地方的權力場域中，任何涉及到中國的人事物都具備著（1）作為中國政體的延伸（2）中國主權的跳板（3）將主體周遭中國化的特質。這一套權力滲透機制，藉由侍從體制的中介，以中國相關人事物為核心，延伸、整編周圍的秩序，最終與中國政治意志對接。用一句話說，新侍從體系的運作在台灣正創造出主權例外空間──對內排斥、擠壓，對外連通北京的權力空間，打穿台灣作為民族國家的主權裂縫。

上述機制必須以派系作為中介，以下我將簡述台灣地方派系的發展史，並以苗栗大閘蟹以及花蓮的陸客為例，說明這一套新侍從體系機制的運作方式。

 

派系與當代發展

台灣戰後派系發展

地方派系能夠與中國因素對接，有其內在權力邏輯。台灣曾經是一座派系之島。根據吳乃德（1987）的經典研究，國民黨在台灣之所以能夠遂行其統治，有賴於其戰後建立的權力結構──恩庇侍從體系。國民黨布建了二元派系的統治體系，從中央到地方每一個層級都扶持雙派系對抗的格局，以鞏固自身的統治，透過特權恩惠的發放交換政治忠誠，並輔以司法系統的威嚇，簡單說，就是用胡蘿蔔與棍棒齊下的策略，維持外來政權長期穩定統治。

直到解嚴後，台灣的地方派系逐漸瓦解。政治學者王金壽（2004）認為：反對黨的出現、派系內部的競爭、獨立的司法制度、中立的情治機構以及自由的媒體等五個條件，國民黨型塑的金字塔式派系逐漸山頭化和零碎化。從長時段來看，地方派系在台灣的勢力的確逐漸委縮，但唯獨兩個地方—-苗栗與花蓮—-侍從體系始終扮演著關鍵角色，至今未曾選出國民黨勢力之外的縣長與立委。

苗栗與花蓮的民主化程度相當低落並不是偶然，而與區域特質息息相關。苗栗與花蓮一東一西，雖然隔著中央山脈，卻擁有高度雷同的特質：

• 擁有豐富的原物料資源（煤礦、石油、天然氣、玉石、水泥等）。
• 資源開採需要大型資本與設備，本地人被迫成為承受高風險的 勞動力，無法單純傳統方式維生，青壯人口大量外流。
• 資源開採由公權力壟斷，壟斷租有利派系政治運作。
• 細膩照顧選民感受，開辦免費營養午餐、課後輔導；放煙火與 大型活動，提昇驕傲感。
• 財政昏迷指數進入葉克膜等級，大量販賣土地還債。
• 配偶介入政治，準備代夫出征。
• 大量開發建設，降低相對剝奪感。

簡言之，上述特點是屬於山林邊區的特質，此區域的資源基本上都屬於壟斷租，礦產、林業的開採，都需要特許權力，仍然保有侍從體系運作的基底（邱星崴 2013），這正是為何歷次民主化浪潮無法拍進苗栗與花東的原因，還在新的時代找到新的恩主，產生了侵蝕台灣民主根基的新侍從體系。以下我以苗栗的大閘蟹以及花蓮的陸客夜市說明新侍從體系如何運作。

 

圖：苗栗縣與上海市的合作計劃。出處

 

新侍從主義在苗栗：以大閘蟹為例

二〇一一年，我前往苗栗的部落訪談報導人，看到一個驚人的景象：許多廂型車輛停在農場外，一大群人簇擁著報導人，他穿著傳統服飾，穿梭在大閘蟹池旁，面對記者侃侃而談。我仔細一看是CCTV的攝影機，嚇了一跳。

    等到眾人離去，我詢問報導人才知道，那是中國中央電視台的記者以及上海的大閘蟹專家過來訪問，瞬間在我腦海構成一幅政治圖像，「穿著傳統服飾的典型台灣少數族群，操持北京話，飼養內地的大閘蟹，與來自上海的專家交流」，而這幅經典中國邊區的圖像將透過官方電視台的放送傳遍全國，又一次再現了「一個中國」的政治想像。

更荒謬的是，這位報導人是在苗栗部落中極少數的資深深綠支持者，從黨外時期就走上街頭，參與原住民運動，還擔任過政府要職。正因為我相當了解他的背景，才對眼前所見相當訝異。於是我直接問他，不怕被統戰嗎？他看了我一眼，說自己立場很清楚，不會輕易被改變。我心裡隱約感到不對勁，因為先前的景象正是中國官方的族群論述–中華民族一體多元，漢人與少數族群，在指導與被指導、輸送文化與學習文化的刻板形象下，和樂融融相處。

因此，大閘蟹給我的第一印象充滿政治意涵，但那時候還沒有中國因素的概念，還無法具體指認與描繪問題所在。隨著我持續進行研究，參與地方運動，才慢慢意識到，苗栗縣許多荒腔走板的現象，正是中華帝國崛起對邊陲地區滲透的結果。許多開發建設，其實是地景政治，大多在劉政鴻擔任苗栗縣長（2005-2014）任期內完成。

劉政鴻是在台灣地方派系全盛期養成的政治人物，延續地方派系發放資源收編忠誠的方式，在苗栗既有破碎、緊張的派系條件下（蕭新煌、黃世明2001），以非客籍之姿，成功打造自己的政治系統。劉政鴻任內大幅度舉債，免除全縣營養午餐、學雜費等費用：並且開發各項園區，引發農民抗爭，其中以拆屋毀田的大埔案最廣為人知。同時邀請三大男高音、施放煙火等大花公帑。

上述劉政鴻的政績，基本上依照兩個軸線展開：傳統地方派系開發分潤模式，以及新自由主義下區域競爭的模式，當然這兩種模式或多或少存在於台灣其他縣市，但在苗栗還有另一種特殊的政治行動軌跡──中國因素。

劉政鴻任內頻繁出國，一共四十四次，其中有三十次前往中國，比例高達六成八，往來相當密切。與此同時，卻很少人注意到，劉政鴻將苗栗縣悄悄地變成中國縣。許多與中國形象直接相關的場所，在劉政鴻任內，以觀光之名大興土木，除了藏傳博物館在籌備時遭到公民團體抗議中止外，其餘的少林寺、馬奮館、客家圓樓、閩南書院均等順利落成， 這些館舍缺乏實際效益，觀光效果不如預期，其象徵意含重於實質。

這不單純只是治理失能，而是尋求另一種政治紅利。劉政鴻的第三條施政軌跡，正是環繞著中國崛起的氛圍展開。這些館舍目前大多淪為蚊子館，但有一樣特殊政治地景還在蔓延中──大閘蟹。劉政鴻任內最誇張的一次是率團一百三十人，用經濟部補助招商獎金，去上海大吃大閘蟹（東森新聞政治中心 2012）。

大閘蟹，學名Eriocheir sinensis（中華絨螯蟹），分布於朝鮮半島至中國福建沿岸的通海湖泊、河流。二十世紀初，大閘蟹隨著船舶的壓倉水進入歐洲與北美，目前已經擴大蔓延，往東進入中亞，往南進入地中海；北美部份，也開始往加拿大蔓延，東岸也陸續出現（出處）。大閘蟹幾乎禍延全世界的危機，被聯合國國際自然保育聯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IUCN）列舉為百大外來入侵種，造成下列危害：

1. 破壞在地生態系統：大閘蟹為雜食性並且具侵略性，與當地物種競爭食物與空間，會造成在地水生動植物體變小，影響基因頻率與其他生物洄游。
2. 減少漁獲：破壞捕撈工具，盜食或夾傷捕獲物。
3. 有害衛生安全：大閘蟹是衛氏肺吸蟲的第二中間宿主。
4. 破壞設施：大閘蟹有打洞的習性，破壞當地的堤壩、防洪或防波堤、排水灌溉系統以及港口設施；遷移時，聚集在排水口，妨礙污水排放。

對台灣而言，尚有更可怕的後果，因為大閘蟹與台灣本土毛蟹基因接近，如果產生雜交，將影響台灣毛蟹的遺傳結構，發生生物污染，甚至族群滅絕。上述種種弊病，顯示大閘蟹絕對不適合引進台灣，但劉政鴻卻於二〇一一年強勢引進苗栗，國內輿論與學界高度反彈，但苗栗縣政府與漁業署仍然執意護航，認為做好防脫逃設施即可（陳佳雯2012）。

二〇一五年八月的蘇迪樂颱風，重重打了苗栗縣政府與漁業署一記耳光。颱風過境摧毀了養蟹設施，大批大閘蟹逃跑，造成八十個受災戶損失上百萬。 這只是表面上的損失，真正不可回復的，是上述學者擔憂的生態毀滅性破壞。

短短數年間，大閘蟹產業在苗栗上岸安居，目前共有五十八戶業者，面積達二十六公頃，放養四十萬隻。自二〇一一年起，至少已經連續舉辦五年的比賽，評審還邀請上海的專家前來。 舉辦比賽是產業邁向成熟的指標，意味著象徵資本的出現，能夠透過界線的劃分來製造階序，建構一種壟斷租，增加整體行業的市場價格。

大閘蟹看似擁有一切成熟在地農產業的形式，產銷班、合作社以及評鑑比賽一應俱全，並鑲嵌在地方派系網絡之中，成為人情交換物，承載著恩惠流動，增加壟斷租的選項與交換層次。但需要特別注意的是，大閘蟹的象徵資本來源自中國，位階劃分不全然由台灣在地團體決定，這代表著大閘蟹背後正是一種新型態混合的侍從體系。

大閘蟹作為外來產業的移植與生根，沿著地方派系盤根錯節的權力網絡向下紮根，第一批養殖大閘蟹的業者，都是政商關係良好的頭人，或者是政治人物自行經營的副業。根據三立新聞的報導，劉政鴻涉嫌將蟹苗與飼料的經營權交由樁腳經營的合作社。

以產業鍊的頭尾觀之，這是徹底的恩庇侍從體系產物：在生產端，蟹苗由中國單方面壟斷，只能進口。進口後，又被縣政府外圍組織壟斷，再下放到樁腳體系；而銷售端則依照人情分配，由大資本飯店買單，或親友團購，這兩年才看到路邊零賣。

大閘蟹成功地在台灣登陸上岸。不同於世界各地其他的案例，大閘蟹出於生命本能進入船艙意外傳播，台灣的大閘蟹卻是被人為搭上中華帝國整編地方派系的橋樑，以人情流通作為輸送帶，偷渡進台灣。正是在此特定條件下，大閘蟹有效延續派系生命，甚至成為捲動新社會關係加入的產業。

諷刺的是，中國因為過度污染導致大閘蟹減產，而擁有好山好水、期待開發的山林邊區，卻成為飼養大閘蟹的最加場所，尤其是廢耕、棄耕的水梯田，在縣政府的強力補助介入下，更讓業者有誘因向地主承租，許多還在耕作的水稻田也轉為大閘蟹場。麻煩的是，大閘蟹在中國與韓國均有危害水稻幼嫩部位的紀錄，顯示大閘蟹對於水稻生產有潛在的風險。 如今貿然比鄰養殖，恐怕再上演福壽螺悲劇，特別是台灣溪流逐步整治成功，反而成為大閘蟹的溫床。大閘蟹將由水梯田流入河川，最終前往海邊產卵，完成自身生命週期，成為不可能消滅的族群，如同發生在歐美的生態危機。

而這個悲劇，在台灣由山林邊區為起點。山林邊區長期受到壟斷與剝削，習於被人情恩惠體制分配資源。因此，當大閘蟹的蟹苗，被中華帝國復返崛起的浪潮拍上台灣的山林，此區域無論在生態上或政治上，都是大閘蟹產業最好的載體。大閘蟹是中華帝國崛起的權力投射，也是隱喻。劉政鴻任內最後一次出國，即是帶隊去中國參加「第七屆中國河蟹大賽」的比賽，中國媒體用「衣錦還鄉」形容。這替大閘蟹背後代表的中華帝國產業殖民體系下了最好的註腳。

另一個可以對比的註腳是石斑魚。同樣是橫向移植的產業，台灣的石斑魚是馬政府任內重要的《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政績，大批養殖業者前往中國投資，不僅血本無歸，還讓對方學會養殖技術，成為強勁的競爭對手，石斑養殖業最終只有兩岸政商關係良好的大型資本財團獲利，原先養殖小漁戶被迫拋售養殖場。

透過大閘蟹跟石斑魚的案例，我們可以看到，無論作為橫向產業的輸出端或輸入端，只要產業本身在中華帝國產業殖民體系下，最終都會造成原有地方性消滅的結果。

 

小結

大閘蟹與陸客在台灣，都牽涉到一整套政治經濟的架構在運作，是中華帝國權力投射在邊陲地區的地景政治。正是區域特質使然，讓山林邊區的侍從體系不僅不在民主浪潮下消退，反而跳過喪失影響力的舊權威，去尋找如日中天的中國新恩主。侍從體系的權力邏輯在於壟斷特權與政治忠誠的交換，因此能與中國政體完美對接，誕生了當代侍從體系的新興型態──地方派系嫁接中國恩主。大閘蟹正是中國主權飛地最好的隱喻，不斷打穿台灣國內的主權漏洞，正如同大閘蟹破壞田埂一般。而台灣政府對內受限於地方派系的掣肘，卻遲遲無法清除無論是實質或隱喻的中國外來種。

我們將在下篇當中討論另一個案例：花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