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方隅／美國密西根州大政治學博士
妖風：全球民主危機與反擊之道：當俄羅斯正面進攻、中國陰謀滲透、美國自毀長城，我們該如何重振民主自由的未來？
Ill Winds: Saving Democracy from Russian Rage, Chinese Ambition, and American Complacency
作者：戴雅門 Larry Diamond
譯者：盧靜
出版社：八旗文化
書本連結
戴雅門教授（Larry Diamond，學界許多人常暱稱他為鑽石先生）是研究「民主化」的大師級人物，政治或社會科學類的研究者及學生們一定都會看過他的書及文章。他長期在史丹佛大學任教，研究全球的民主化進程，是一位百科全書式的比較政治學者。更令人敬佩的是，戴雅門教授不只投入在學術研究當中，他更是身體力行，用演講、寫書、參與各種研討會或工作坊等方式，不斷在全球倡議民主的重要性與實踐之道。由八旗文化翻譯出版的這本《妖風：全球民主危機與反擊之道》正是戴雅門教授在這個全球民主面臨倒退危機、威權擴散陰影當中，為了民主政治所寫的一本「科普」之作，同時也是對威權價值的「宣戰檄文」。
本文和一般的書評重點可能不太一樣，我並不打算太深入介紹與討論《妖風》一書的重點，而是想要把焦點放在這本書出現的背景。我認為，如果要了解當前民主與威權價值的對抗，理解這背後的脈絡是很重要的。
（作者按）本書評原發表於鳴人堂，2019年12月24日。近來由於美國大選接近，美國政治成為了台灣許多人關注的焦點，因此筆者決定將本文重新刊載於本站，並且針對本文做一點修改和補充。在這本書的重要性上，由於台灣人對美國政治的關注，而有了更深層的意義，尤其是可以了解，美國「自由派」的人們是有可能同時批評川普以及認為應該要對中國強硬，這兩件事情其實不衝突，甚至，很可能是目前的一種「風向」。如果我們多理解不同意識型態的人們的看法，那有可能可以更加打入美國政策界或學界的對話當中，將台灣觀點加入。
《妖風》內容概要
首先還是要交待一下本書的概要。前三章就像是傳統「民主化」研究文獻的「科普」版本，用很簡潔的方式向讀者們介紹到底民主化是怎麼一回事，內容包括：民主的價值與必要性，民主化是怎麼發生，以及民主政治為什麼會陷入倒退的危機，讓威權政體重新復辟。簡單來說，民主政治的核心政治設計，是對權力的監督和制衡；民主倒退則主要來自政治人物繞過了種種制度、將權力集中。
接下來開始進入各國實際案例的討論，也就是他所謂的「妖風」（ill winds）主要吹送來源。第四章主要的例子是東歐和西歐的反民主浪潮，民粹興起，以及西方民主國家的危機。第五章是美國本身的民主倒退，其中尤其以川普總統當選為最。本章分析了川普當選的前因後果，尤其是政治「兩極化」的趨勢，以及對美國民主制度開出的病理診斷書。1
接下來的第六和第七章，他開始論述當今自由世界主要面對的兩大威脅：俄羅斯和中國。戴雅門認為兩者皆利用自由民主體制當中的各種公民權利，進行大肆地擴張與滲透，然而中國和俄國相較，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中國的野心和影響力更為全面，中國在逐漸渴望挑戰美國在世界經濟、政治、價值信念，甚至是軍事上的領導地位。中國比俄國的銀彈更充足，更有實力建立新的國際機制和金融機構，以及在全球的媒體、學校以及政商關係方面傳播宣傳內容，其作戰策略和影響力都遠遠超過俄國。因此，戴雅門認定當今民主體制最大的威脅來源是中國。
（補充：現在美國民主黨內有不少人仍然將俄國列為首要威脅而非中國，例如副總統候選人Kamala Harris在副總統辯論會上的發言，以及不少民主黨策士的相關發言或文章上面都有如此傾向。從這點來看，戴雅門的論點似乎並非自由派的主流。不過我們可以看到的是像戴雅門一樣的自由派學者們有愈來愈多的趨勢，我們當然會希望這樣的觀點可以持續發展。）
第八章是從微觀的個人層面切入，討論民主政治面臨的正當性危機，以不同地區的調查研究來闡述人們對民主的看法。接下來從第九到第十三章，作者從各個層面論述民主政治應該要怎麼反擊威權價值擴散、重建能夠鞏固自由權利的體制，他也在第十三章的部份具體指出現在立刻就需要的國內政治制度改革。
日前，中國駐英大使劉曉明在BBC的節目HARDtalk上與主持人對談。劉曉明表示：中國沒有政治犯，不會害怕不同意見者，沒有監控人們的思想和言論，人民有表達意見的管道。在中國，每個人都自由且幸福。（????????）
論點與寫作的斟酌
這本書維持戴雅門教授一貫的寫作風格（例如在前一本中文翻譯作品《改變人心的民主精神 – 每個公民都該知道的民主故事與智慧》當中也可以看到這樣的風格），以深入淺出的方式介紹民主政治的定義、必需性、民主化的理論與相關研究成果，然後以大量的案例來佐證。這本書延續過去他一貫的「民主化」主張，認為我們都應該站出來抵抗威權擴散。
筆者對全書的論點內容並沒有什麼特別想要質疑之處，但有一點比較可惜的是，在論述民主政治的問題方面，本書並沒有提到近十餘年來民主化研究出現的「典範轉移」，也就是解釋民主轉型與倒退的主要因素，從「經濟發展」轉變到「分配不均」。這其中重點之一在於「現代化」理論的失敗。最開始的時候，學者們認為經濟發展最終會「導致」民主化，因為當人們富起來了之後，就會有更多的時間、知識及資源去追求政治權力／權利；然而，這種線性發展的民主化史觀，幾乎已經證實是錯誤的期待。民主政體本身遇到很多問題無法解決，很多時候，治理危機的根源就是失控的經濟不平等，而讓威權價值有機可乘。如果本書可以再多補充一些關於不平等與民主治理問題之間的關聯，那麼讀者在看當今民主政治問題的時候，或許會更能夠理解為什麼今日會出現強人政治的崛起和威權價值的大幅擴散。
其實，美國政治出現兩極化，很大的原因也可以從這樣子的政治經濟學角度來切入解釋，尤其是全球化所造成的貿易「輸家」和「贏家」差距擴大，才會讓民粹型的政客有崛起的機會。像川普這樣子類型的政治人物，並不是橫空出世的，他們代表著一定數量的選民心聲。
除此之外，我對這本書的寫作方式有以下兩點顧慮。首先，他對川普總統的態度非常明確，認定他是加速破壞民主制度的原因之一，並且直言不諱本書的寫作就是因為受到川普當選的刺激。這種寫法必須承擔的風險就是，在美國一開始就排除了一半的潛在閱讀人口，直接把共和黨及「保守派」支持者排除在外。2
（補充：不過，筆者還是非常推薦川普的支持者們來看一下這本書。現在網路上有一個熱門的討論就是在於，支持川普需不需要犧牲什麼樣的價值。對很多人來說，支持川普的理由很簡單，就是因為他推出很多對中國強硬的政策。不過這當中「有些人」會覺得有疑問，自由派的人們為何還要花時間去談什麼民主政治人權價值，為什麼會有需要價值排序和取捨的問題？事實上就是川普的確是改變了很多民主政治當中的常規，由民主政治理論大師戴雅門來跟大家說川普哪裡做得不好，應該是會有說服力的。對台灣的川普支持者來說，可以多了解一下他的爭議在哪裡，以及美國的人們在意的事情。畢竟，從美國人的角度來說，中國問題從來不是他們首要必須要考量的重點）
同時，如果我們用比較嚴謹的因果分析來看，川普之於民主政治的倒退，到底是「因」還是「果」這其實是有爭議的，因為在川普之前全球民主政治就已出現倒退的徵兆，民粹式的政治人物和極右翼的政黨早就已經在很多地方興起（包括美國在內，茶黨也不是短期忽然跑出來的）。如果要把川普認定是整個民主倒退「現象」之一或許是沒問題的，但如果說川普是「導致」民主倒退的元兇之一，這個論點可能就會面對很多的挑戰。
補充閱讀：〈美國都是「左派」在亂？談什麼是左派、右派〉
〈誰在挺茶黨跟川普？〉
第二點顧慮在於，有的時候讀者會不太確定戴雅門教授所對話的對象是誰，例如在第九章，他開始呼籲大家採取行動。但這邊的「我們」讀起來並不像是指涉社會大眾，而主要是政策界的菁英，還有在行政部門工作的主管層級，或政策執行者。目標觀眾群的設定和定位，可能是本書對特定讀者來說會有疑問的地方。不過，這並不影響到書中各論點的論證過程，主要是風格和設定的框架（framing）選擇問題。
美國的中國政策大辯論
如果把這本書放在當今世界上對於「中國因素」的輿論脈絡下，或許是跟本書內容同樣有意思的討論。尤其在美國，川普總統上台後大幅度改變了對中國政策的基調，美國與中國雙邊關係的本質，已經出現了顯著的變化。目前，美國行政部門（尤其國防、外交、經貿部門）將中國視為一個主要的「競爭者」，以及對許多方面國際秩序的威脅者，這種「風向」是在近兩三年內快速改變而形成。我認為，理解這樣的風向，跟理解對民主政治危害的「妖風」同等重要。
這本書中的觀點在很多美國媒體的書評上面（甚至是一些中文世界的媒體訪談），被稱做對中國的「鷹派」，就連在自由派的媒體（例如紐約時報）都是如此，認為戴雅門對中國的看法太過激進。為什麼說「就連」呢？這邊還是得稍微補充一下整個美國政治的脈絡。所謂自由派（liberal）通常是比較支持民主黨的人們，他們傾向於支持環保、人權、少數群體權益、禁槍等政策；保守派（conservative）是比較支持共和黨的人們，他們較支持個人主義，反對政府過多干預，通常會支持減稅、反對任何會對企業或個人有所干預的政策。在外交政策上，自由派的人們通常比較支持所謂國際建制（institution，例如國際組織、自由貿易等機制）的作用，他們主張外交政策不要一下子做太劇烈的改變，傾向於相信國際建制的功能。相對來說，保守派則是較注重「權力」關係，認為要用比較強硬的方式達成外交目的，主張採用比較直接的方式來處理對外關係。
過去大約三十年間，美國對中國政策一個典範主要就是現在我們會歸類為自由派或建制派的觀點。舉例來說，先前有一百位重量級的東亞研究專家聯名寫了一封公開信，發在華盛頓郵報上，標題是「中國不是敵人」，內容主要是呼籲川普總統和國會議員們重新考量中國政策，他們覺得現在的中國政策太過激烈，不利於解決問題。期待國際建制發揮影響力，這是長期以來美國對中觀點的典型代表。（補充：假設民主黨重新執政，那也很可能會採取這樣的原則來處理中國問題，用多邊的、國際組織的方式來面對中國）
然而，現在這樣的典範正在進行轉移。現在美國政策界有共識：中國問題很嚴重。這個是不分黨派與立場的政策界菁英們的共識。只是，大家對於解決問題的手段以及可能性，看法不同。保守派和建制派的歧異在於兩點，第一是中國會不會讓自己更負責任地參與到以西方為首的國際秩序當中；第二是該怎麼讓中國參與其中。
與所謂的「鷹派」相較，建制派認為要採取溫和一點的方式，他們認為事情是可以改善的，中國是會改變的（這是過去20年來的共識），所以他們覺得應該要用比較像以前那子的交往政策（engagement）方式，讓中國參與到國際社會當中。強硬派則認為以往國際建制和自由貿易等途徑都沒辦法逼迫中國做出有意義的改變，甚至，中國正在強力地挑戰既有的國際秩序，因此要用強硬手段來處理。
美國對中國的立場轉變其實不是一天兩天的事，而是長期的演變。但是較為可惜的是，川普的出現，加速了政治兩極化的過程。例如戴雅門教授長期以來都是民主政治的堅定支持者，因此很堅持推廣民主化和維繫民主鞏固的重要性，但這樣的看法竟然會被理應很重視民主、人權議題的自由派媒體形容成「鷹派」（通常鷹派這個詞會用來形容部份保守派或者共和黨人的外交政策），可見得中國議題是真的非常地兩極化。3
不過，正如同戴雅門教授在訪談中所說的，許多自由派的人們對於中國的看法是有些過於天真了，即使中國對外輸出威權價值早已是顯而易見的事，但許多人並不覺得這有什麼大不了。我自己的觀察是，在川普當選之後，由於討厭川普而不願意更新對中國看法的政策界菁英實在不在少數（他們會認為，凡川普說的都是錯的，川普要對抗中國肯定是錯的），不願意好好地看待中國對於公民權益的壓迫和對外擴張的野心。戴雅門的確不是專門研究中國政治的「中國通」，但他在書中所說的這些民主政治遇到的危機，以及獨裁政權的威權價值輸出，已是不用再懷疑的現在進行式。美國的學界與政策界對於這個題目仍然在辯論當中，但至少，近來有愈來愈多的傳統上很相信國際建制會發揮規範作用的自由派學者、或者是傳統上比較偏向自由派的智庫們，也開始察覺中國對外輸出「威權式資本主義」並影響民主政治這樣的現象。（補充：甚至，台灣議題也成為政策界當中辯論的核心議題之一，例如最近針對「戰略模糊」的討論正熱門。關於戰略模糊的定義，以及美國政界對此的討論，請參閱本篇）這或許是本書問世背後更值得我們去了解的脈絡，因為這樣的辯論走向，會直接影響到美國（甚至全世界）面對中國的方式。
或許，戴雅門教授立場鮮明的論點和觀眾設定方式，可以讓（美國的）光譜上偏向自由派的人們有多一點的共識，更加理解中國帶來的威脅；同時，他可以讓（台灣的）認為「抗中保台」非常重要的人們，理解到川普這個人的一些爭議言行在哪裡，進而了解到，批評川普的某些行為，跟支持對中國強硬的政策，是可以並行的。至於那些認為中國不是民主政治威脅的人們，也可以從戴雅門的論述當中看到中國是如何持續進行動搖民主政治的行為。
在整個世界格局隱隱然（再度？）形成民主與威權兩大陣營的對抗態勢之時，身在中國對外擴張影響力第一線的台灣，更是無法置身事外。我們都必須要更了解中國，更了解民主與獨裁代表的價值，而且也必須要有長期對抗「妖風」的心理準備。
延伸閱讀
- 什麼是獨裁政治？跟民主有何不同？我們為什麼要理解這些？
- 《大國攤牌》：中美關係為何走到如今地步？
- 中國崛起及其對台灣、香港和美國的意義
- 美國與中國競爭之下，台灣的外交選擇
- 川普時代的美中台關係：NATSA圓桌論壇筆記
- 從國際智庫的報告淺談美國政府對中國政策的轉變
- 國際專家怎麼看中國經貿？一帶一路、經濟竊密與貿易戰
- 政體變遷的國際面向：民主輸出、威權擴散與中國因素
- 中國「銳實力」的影響與因應：從「國家安全」到「人類安全」
- 利益與和平：川普時代的中美外交新角力
- 沒有安全感的強國：談中國對外關係的解釋因素
- 關於「一個中國」，我們需要知道的是…
註釋：
- 從這邊要再來談一下所謂「科普」的重要性。通常學術研究的結果都會和現實世界有時間差，例如川普當選之後，學者們開始蒐集資料、分析、寫成初稿、投研討會，然後投稿期刊，經過審查和修訂的過程，兩三年之內發表的都算很快了。川普當選總統已經是三年前的事，但現在才陸續有更多相關的研究出來。因此，像戴雅門教授這樣子的書很重要，因為它的觀眾群是一般人，如果可以用系統性地方式把學術研究成果，以一般人可以理解的方式做了一個整理以及論述，那麼會更有助於公共討論。 ↩
- 「保守派」非貶意，僅是意識型態標籤。在美國，主要的政治爭論都是在自由派與保守派形成的政治光譜上，各種民意調查必定也都會問受訪者覺得自己是自由派或是保守派；相對來說，在台灣主要的爭論點通常是國家地位選擇（統獨）與中國因素的問題，不像歐洲國家的左右之爭或美國的自由保守之爭。參考：〈美國都是「左派」在亂？談什麼是左派、右派〉、〈政治意識型態：台灣人左傾與反商？〉 ↩
- 民主國家的政策產出本來就是各方多元意見角力的結果。這或許會是一種不穩定性和不確定，但這是政策產出的常態。這樣的狀況或多或少地反映出民主與威權價值對抗的不對稱性。在威權國家，獨裁者可以一錘定音，然後，可以大方地利用民主國家的各種開放公民權利來散播威權價值，例如新聞自由、學術自由等各方面，都是「無聲的滲透」以及擴展「銳實力」最好的途徑。然而，民主國家的宣傳要進入威權國家時，總必須費盡心思，還常常會被各種審查制度掉（想想看，在中國上網搜尋只能用百度，上面會蓋掉敏感字詞，Google等公司不能進到中國營業，但百度可以在全世界各地都使用）。這個拉鋸過程是不對稱的競爭。 ↩
2020美國總統大選》中國比較希望誰當選？川普拜登「對中政策」比一比
https://www.businessweekly.com.tw/international/blog/3004265?utm_source=newsletter&utm_medium=email&utm_campaign=201022bw&utm_term=bigcover&utm_content=pic01
美台港部落主義禍害 美國會之亂折射社經矛盾
亞洲週刊2021年04期(2021/1/18-1/24) 黃宇翔
美國國會山莊的滾滾煙塵，響起了自由民主的警鐘。號稱民主燈塔的美利堅國會被支持特朗普的示威者攻佔，共五人死亡，包括一名警察。事件發生後，令人不禁聯想二零一四年台灣太陽花學運攻佔立法院、二零一九年反修例暴亂示威者攻佔立法會大樓作比較，這都讓美國長期以來向全球輸出民主的作為，被直接打臉，讓美國人尷尬不已。硝煙瀰漫、大搜捕與槍聲背後，更根本問題在於美國作為民主制度的典範，過去教科書式教導建立民主共識、多數尊重少數等價值的「應許之地」，一夜之間，都「人設崩塌」。
在眾聲喧嘩中，卻看到「部落主義」（Tribalism）的幽靈其實早就在美國、台灣與香港的上空盤旋，造成巨大的禍害。在社交媒體上，各種信息的回音壁（Echo Chamber）製造了無數個部落，彼此老死不相往來，部落主義代替了民主共識，敲響了民主的喪鐘，也在美國、台灣與香港等地，帶來難以估算的負面效應。美國媒體報道，這次衝擊國會的示威者大多是美國中下層的白人，大部分是高中學歷，他們是全球化的受害者，很多本來是產業工人，但由於全球化產業鏈外移，他們大多轉移為服務業。但由於疫情來襲，他們很多都失業，因此怨氣高漲，要衝擊國會。
「部落主義」的肆虐橫掃整個美國，以美國自由價值為師的台灣、香港也身受其害。知名的跨國民調機構YouGov發布了二零二零年十月份兩次在歐洲七國與亞太八國和地區調查結果，資料顯示，在台灣有百分之四十二的民眾支持特朗普，百分之三十挺民主黨對手拜登（Joe Biden）；台灣是這兩波調查對象中，特朗普的支持度唯一超過拜登，並且擁有最多「川粉」（特朗普支持者）的地方。香港也是特朗普的粉絲最多，基本上整個黃絲陣營都支持特朗普，這次國會之亂也使得香港的黃絲大為尷尬，甚至出現分裂。相映之下，在傳統美國盟友歐洲國家如法國、德國以及日本、韓國，特朗普的民望都遠不及拜登。
「特朗普主義」作為部落主義中最大的領軍人物，拒絕主流媒體的報道，以民粹式假新聞作為思想養分，漸漸扼殺了民主體制的共識建立機制，更破壞了傳統精英作為信息「守門人」（Gate Keeper）的功能。部落主義一個特色是「部落」裏陰謀論盛行，批判現有體制的「深層國家」（Deep State）、質疑所有建制內權威是基本思想，在政治行動不斷走向激進化，部落裏也比拼誰更激進化，以搶佔道德高地，「自鳴正義」式的暴亂、攻佔政府機構也就成為他們的手段，結果卻破壞了民主體制本身。
早在二零一八年，耶魯大學華裔法學教授蔡美兒（Amy Chua）就認為部落主義（Tribalism）已籠罩世界（主要是美國），認為部落主義者們認為「社群認同大於天」（Group Identity Is All）。賓夕法尼亞州大學拜登外交和全球參與中心所長卡朋達（Michael Carpenter）就在《外交事務》雜誌上撰文《部落主義正在殺死自由主義—為何我們對政治分化屈服》，文中提到，社交媒體網絡正在取代社會網絡，民主社會正在變得政治兩極化，中產階級也正被社會經濟不安所掏空，這些都使得身份政治越趨強盛，最終使部落主義成為社會主流，部落主義最明顯的社會效應就是製造不自由、不寬容的民粹主義風氣，使所有對話都變成不可能，社會走向極端化。
部落主義近來最明顯的情況，就是因政治立場衍生的群體大遷移。自美國國會攻佔事件後，特朗普相繼被各大社交媒體龍頭封殺，Twitter和Facebook等主流社交平台相繼封殺現任美國總統特朗普及其支持者的社交媒體帳戶。特朗普支持者立即用腳投票，連日轉戰至Gab、Parler、MeWe等其他平台，Gab行政總裁托巴（Andrew Torba）週六公布，在Twitter封鎖特朗普後，Gab每小時平均新增達一萬個賬戶，整體流量增長約百分之四十，週六更單日有逾五十萬個新賬戶登記，Parler在一月八日錄得二十一萬次下載，按日上升近三倍，及後谷歌、蘋果、亞馬遜卻繼續把相關社交媒體軟件從應用程式商店下架，共和黨參議員魯比奧（Marco Rubio）批評，具「壟斷能力」的科網巨企不受監管，為了討好左翼而不斷扼殺右翼的言論空間，而社交媒體的部落大遷徙仍然方興未艾。
主流社交媒體Twitter和Facebook由於其演算法，只會推送用戶喜歡看的東西，本身已經在促進部落主義成型。特朗普支持者繼續遷移到規模更小、更以政治立場聚集的社交媒體，無疑將使部落主義形勢更加嚴重，同溫層越聚越厚。
剛過世的波蘭思想家齊格蒙包曼（Zygmunt Bauman）是後現代大師級學者，以液態現代性（Liquid Modernity）概念聞名學界，認為現代性不斷流動，如液態般無常也迅速。他對社交媒體促進部落主義，也有嚴重批判。他認為社交媒體與傳統社群有天差地遠的區別，改寫了人與人之間關係的概念。指出社交媒體是由我們自己創造的，自己的選擇看似變多了，感到沒那麼孤獨，卻剝奪了真正學習社交技能的機會。他認為，和相同信念的人交流，並不構成真正意義上的對話。社交媒體並不提供真正對話的機會，因為在這裏避免衝突太容易了。可見，社交媒體漸漸使對話的風氣消失，使部落主義文化更加深重。
同樣的情形也在香港發生，隨著港區國安法的通過落實，越來越多的「黃絲」從Facebook轉到MeWe，從Whatsapp轉到Singal，甚至已是互聯網上古產物的ICQ也被恢復出來，旨在建立更厚、更安全的同溫層。惟獨台灣因為綠營已佔據主流媒體多數，不必重新遷移到新的社交平台之上。
三十年來的全球化使美國階級分化更趨嚴重，在二零零八年金融海嘯以來的量化寬鬆，在二零二零年的更大規模量化寬鬆，使階級矛盾更是雪上加霜。自由秩序在國內外漸漸形成內外交困的局面。卡朋達掌管賓夕法尼亞州大學拜登外交和全球參與中心，顧名思義，這機構就是由拜登冠名。拜登卸任副總統後回到該中心擔任主任，宣布競選後就將職位交予卡朋達，反映拜登的智囊團隊怎麼看美國的「部落主義」禍害。卡朋達認為：「反自由主義的風氣將在現代民主社會裏火上加油，社交媒體已取代了社會網絡，民主社會非常政治兩極化，中產階級已被日漸增長的社會經濟不安所掏空。」
卡朋達沒有言明的是，美國中產階級已分為兩大群體，即有資產的中產階級和缺乏資產的中產階級。前者因為十數年的資產升值，財富越來越多。後者以及新晉的中產階級生活則漸漸困苦。而毫無疑問，後者的數目遠遠多於前者，他們也就成為反全球化、白人民粹力量的中堅。這包括了過去享受良好福利的產業工人、一般的工薪中產階級，他們在這波全球化、資產價格上升裏成為輸家，這才是美國社會兩極分化的源頭。尤其是二零二零年，隨著美聯儲大水猛灌式的「量化寬鬆」政策，美聯儲資產負債表由二零零八年原本的一萬億美元，翌年才變成兩萬億，去年則由四萬億上升至現在接近七萬億，因此股市指數從三月份疫情首次爆發時的低點出現大幅反彈，貧富差距擴大的趨勢達到了歷史性的程度。卡朋達也說：「這些發展產生的身份政治，破壞了自由憲制，儘管自由憲制理論上應當加強民主體制。」不難看見他對民主體制的悲觀。
部落主義在美國造成的嚴重社會分裂、對抗，拜登智囊卡朋達與耶魯大學法學教授蔡美兒都並非惟一的悲觀者。部落主義至今似乎仍然未看到盡頭。在今期《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雜誌當中，似乎能夠看到美國接近權力的精英階層對美國前景非常悲觀，封面故事的主題就是「美國能夠復原嗎？」主編Gideon Rose在卷首語寫到：「所有作者（指封面故事六篇文章作者）都同意，進步是有可能的，但經常都是緩慢、難以勝利，而且部分地達成。我們這代與下一代都會伴隨著未完成的奮鬥。」
近年美國精英階層，尤其是智囊學者們的評論分析，「自由秩序的韌性」（Resilience of The Liberal Order）是他們反覆提及的關鍵詞，但都隱晦地提到美國需要一場改革，才能面對特朗普以來美國為首的自由國際秩序面對崩塌的危機。《歷史的終結》作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就曾撰文《瘟疫大流行與國際秩序》，指：「疫情大流行會令美國相對進入衰退，令自由國際秩序持續被侵蝕，法西斯主義日漸復興。但這會令自由民主重生，因為自由民主系統受到了多次懷疑，展示卓越的韌性以及再生。」但在文末也提到疫情正在考驗各國的能力、正當性，有這些能力的國家會更有效改革，提高管理能力，似乎在暗示美國相關能力有待加強。
美國政府智囊、行政會議公眾成員、范德比爾特大學法學院教授Ganesh Sitaraman也撰文《有韌性的大戰略：脆弱時代的美國力量》，希望美國新政府制定有關韌性的宏大戰略，使美國更強大、更自由、更平等。這無疑就暗示美國本身體制韌性不足，需要加強。作者認為：「美國的歷史上，經常會出現政治重組的時刻——定義一個時代的共識崩潰，新的範式出現。」將美國面對的危機源化，但也提到，「任何真正的大戰略都需要一個堅實的國內基礎」，「如果美國不解決各種形式的不平等、脆弱性和弱點，就不會取得成功，因為這些不平等、脆弱性和弱點從內部破壞了國家的準備工作」。
與「韌性」相映成趣的是「妖風」。著名民主理論學者戴雅門（Larry J. Diamond）將自由民主秩序的危機歸因於中國與俄羅斯的威脅，而非美國本身的自由民主體制發生的社經結構的問題。並在二零一九年出版了《妖風：全球民主危機與反擊之道》（Ill Winds: Saving Democracy from Russian Rage, Chinese Ambition, and American Complacency）一書，近乎宗教式地認為，民主體制本身具有「修正制度」、「限制權力」等等的好處，即便發生了屠殺印第安人等等的問題，都不代表民主體制不好，希望美國人民要重新渴求民主，也認為全球窮人都渴求民主，認為美國應當更多地輸出民主秩序。這本書卻成為有關民主問題的暢銷書。
《妖風》通書十四章，十二章都在說民主制度本身的美好、中俄的「亡我之心不死」，但在第十三章也提到了美國選舉制度需要改革才能復興民主，末章也寄望美國切莫走向單邊主義。
綜觀美國精英階層的言論，不難發現他們對於美國自由民主秩序的危機都洞若觀火。然而，這並非是韌性與妖風的較量，而是美國與美國本身的較量。美國需要改革本身的體制，解決既有的社會經濟矛盾，而非單純地歸因於外部勢力以及神學式的「不自由風氣」。美國國會山莊的槍聲，敲響了民主燈塔的警鐘。通過熊熊火光，不難看到歷史遠遠沒有終結；相反，美國改革的列車正等待出發。
壟斷的言論造成的認知偏誤
2020-10-27 中國時報 潘華生/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副教授
最近有兩件國際新聞事件值得關注：
第一是中國海關總署近日公布第3季外貿數據，出口連續第6個月正成長，進口也有不錯的增幅，外來投資則遠超過預期的增長，使得中國出口占全球出口的比例達到接近20%的歷史紀錄。
從經濟進出口數據，以及海外投資數據，都顯示雖然在美國舉國之力的重點打擊之下，中國經濟仍然整體運行良好無虞。不知當這樣的新聞出現在台灣讀者的眼前，讀者們會不會聯想起這1年多來，在台灣各式媒體上出現的那些專家學者的各種連篇累牘的「中國崩潰論」？
第二是美國川普總統行事作風極具爭議，也導致國際評價正反極端。但在整個歐洲和亞太地區，只有台灣民眾最支持川普連任並獲得42%的支持率。這讓台灣顯得極端「特異」，也違反整個歐亞大陸「普世價值」的認知。
這兩件看似獨立的事情，其實顯示台灣的認知存在著某種偏誤，而這種偏誤的認知又與台灣媒體逐漸集中、壟斷的言論市場存在著某種關聯。
從1990年代中國崩潰論開始，台灣的言論市場就出現了一批偏執的專家看衰中國。2010年之後，許多滯外不歸的大陸人更逐漸成為新一代中國問題的研究權威。此次中美貿易摩擦，到新冠肺炎的大流行，以及華中夏季水患，各式學者專家眾口鑠金地說中國經濟這次即將崩潰。只是三峽大壩並沒有被台灣的口水衝破，經濟也沒有如他們預期的崩潰，中國也沒有出現難民潮。中國的出口總額、進口總額以及海外投資金額均創下季度歷史新高，連中國對美出口也呈現正成長，甚至今年台灣投資大陸的金額也可望創新紀錄。
這些學者專家當時彷彿認為：以川普總統對中國的雷霆之怒，手指一指，中國就將如雪人一般地融化。然而，他們不了解的是：政治與經濟是兩種截然不同的邏輯。
政治必須尋找敵人、樹立敵人，藉著打擊敵人來完成政治動員。然而經濟活動講究的是互利共贏，如果只有自己單方面占便宜，不但會失去客戶，還會得不到供應商和合作夥伴的信任。交易的對手並不是敵人，想要長期合作，就必須雙方互蒙其利。因此，政治經濟雖然往往是一體兩面。但政治與經濟在某些時刻會產生分裂、碰撞，再重新趨於一致，直到下一個碰撞點的出現。這是中美現階段各種摩擦的本質。
所以，中美兩國在政治上趨於緊張，但是在商業合作以及貿易投資上其實並沒有趨緩。同樣的，台灣與大陸在政治上雖有分歧，但是在經濟上卻是長期合作的夥伴，並且已然深度結合。今年台灣與大陸的貿易與投資金額也可望創新紀錄，就是明證。
當代的日本學者往往反思，為何日本在日俄戰爭之後，日本的民族主義日趨加強，最終進入第二次世界大戰自我毀滅的惡性螺旋。他們發現：在當時的日本，這些被稱為「知識分子」的報紙記者、學者和文人，與當時的軍人相比，更加好戰，更積極煽動「正義」的戰爭。
相反地，經歷過明治維新的元老，以及山本五十六等海軍高層，都了解日本軍事力量和經濟能力的極限，試圖給戰爭的擴大踩下煞車，最終都遭遇了失敗。
台灣的知識分子應當清楚台灣軍事力量和經濟能力的極限，應為謀求兩岸的和平、為台灣的利益極大化而審時度勢。然而，很多人卻站在了煽動台灣民族主義的一方。
也許他們能力有限，多次破產的中國崩潰預測就是明證，也無法認知到政治經濟複雜的多元一體。他們的思維方式就是簡單地堅壁清野的二分法：不是敵人就是朋友。他們的確影響了台灣的媒體輿論場，並且塑造了「中國是敵人，川普是朋友」，導致了台灣是唯一對川普擁有高支持度的地區的特異殊榮。
台灣作為弱小的一方，只要失去了和平，則更容易失去了戰爭。不能讓壟斷的言論造成集體的認知偏誤。真正讓台灣賴以生存的是我們靈活的商業思維（Business Mind）。致力化敵為友，成為所有人的成功夥伴，這其實不也是低調務實的台商在此敵我難辨的紛亂世界中最佳的生存策略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