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介民／中央研究院社會所研究員
書名：《建國與國際政治：近代中印泰主權國家建構比較史 (1893-1952)》
作者：莊嘉穎
譯者：鄺健銘
出版社：季風帶文化出版
關於「國家形成」的文獻可謂汗牛充棟，為何我們還需閱讀這本書？從認同政治的角度來看， 我作出的回答是：香港，台灣，都還在歷史地圖上尋找自己未來的位置。本書可以提供啟發性的思考資源。莊嘉穎博士這本專論《建國與國際政治——近代中印泰主權國家建構比較史（1893-1952）》（下稱《建國與國際政治》），結合了國際關係、比較政治以及歷史研究，提出一個質疑既有對國家形成的解釋：是外力（外國干預）導致了一個虛弱（弱勢）政體最終成為一個主權民族國家， 而不是過去一般認為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抵抗殖民地的階級鬥爭、民族自決規範的力量，或是經濟發展的結果。這個「反直觀」的命題充滿學術企圖心，當然也容易引發學術爭議。這正是本書精彩之處。
本書使用中國、印尼和泰國作為檢證的個案，中國是主要案例，印尼和泰國則是輔助案例。本書將此三個案例都放置在同一歷史時段中分析：1893-1952 年。關於案例選擇與歷史時間斷點的選擇，作者已經做了詳細的交代，我想進入本書的核心問題。
《建國與國際政治》的主要觀點
圖片來源：Vewpoint Magazine
本書的主要論證是：一般認為的外國勢力干預一個弱勢國家，會造成該國的權力結構去中心或破碎化，因此導致無法建構現代型主權國家；但作者論證，外國勢力都必須考慮「進行干預的預期機會成本」，當所有外力都預期機會成本太高，而各個進行干預的國家又都處在某種「充分競爭」情勢下，就反而會促成該被干預之弱勢政體的國家形成，導致被干預國內部政治制度的成熟，包括權力集中化、對內之領土與人民的排他控制、對外自主性等等，此即主權國家的形成過程。中國（清帝國末期到民國初期）、印尼（荷屬東印度）、泰國（暹羅）這三個「亞洲病夫」在帝國主義的長期夾擊下，不像世界上其他「第三世界」國家要到二戰後才紛紛進入解殖建國過程，卻竟然都在二戰結束不久後即完成「建國」，而且它們各自建國成功的力量不來自國內，而是來自外力干預的結果。這是本書最重要的謎題（puzzle）。
外力影響弱國的政治發展早已眾所周知，但本書論證，外力的某種干預模式，不但不會造成國家結構四分五裂，反而以主權國家形成為結局，這是本書賦予自身最主要的挑戰，因為「外來干預如何決定國家建構的方向與時序」， 需要細緻的歷史資料的佐證。因此，本書以四章歷史材料來處理中國案例。
從社會科學的方法論角度來看，本書有幾個特色。第一，國家形成之理論根源來自歐洲與美洲個案。此書嘗試在歐洲中心觀點之外，引入亞洲的視野。第二，本書採取了理性抉擇的理論， 「預期的機會成本」與「預期干預成本」，就是針對外力運作的一個核心解釋概念。第三，本書採取理性抉擇論，也使用制度論，我雖不認為本書採取「物質主義觀點」，但本書對意識形態、理念、集體主體認同等面向的解釋力，抱持著較為根本的懷疑態度。講得更直白，作者反對韋伯主義式的理念主義取向（ideational approach）。第四，最關鍵的，本書主要因果命題安置在肯尼思・沃爾茲（Kenneth Waltz）等人的結構現實主義的理論傳統中，同時結合了彼得・古勒維奇（Peter Gourevitch）的「第二意象反向論」（second image reversed）。外力干預是「解釋變項」，而國家形成的政治則是「依變項」。
這個簡潔的解釋架構，充分展示了作者優異的理論訓練與文獻掌握，它最主要的論敵包括：民族主義、認同政治、國內政治結盟或抗爭政治論等以「國內層次」為解釋項的理論， 或一般所稱的國家中心論。作者在清晰而謹慎的修辭中，富含理論企圖心。眼尖的讀者或許會發現，本書從國際關係理論與國際政治史的傳統中，對比較政治所提出的論證上的挑戰，其實是一個經過創新、細緻化的「權力均衡」命題。
《建國與國際政治》引伸的辯論命題
圖片來源：CGTN
接下來，我想談一談本書帶來的啟發，與可能引發的辯論。這裡提出兩個問題。第一，中國是民族國家，或是帝國？ 根據本書的論證，這個疑惑不應存在，因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站穩腳跟的一九五〇年代，中國就已經完成了現代的「建國」工作，而且是一個標準的主權民族國家。然而，當我們拉長歷史視野，中國至今仍然處在一個長週期的歷史重構過程。
清帝國瓦解之後，中國經過一段期間的「半殖民狀態」與戰亂，在中共建國並「統一」中國之後，迄今仍在處理棘手的「周邊」關係，包括少數民族與那些「未統一的領土」。以往的帝國解體，例如奧匈帝國、鄂圖曼帝國、蘇聯帝國， 都伴隨著周邊民族的獨立，但清帝國解體後，中國又拼湊出一個類似清帝國版圖的國家，而遺留諸多該解決而未解決的歷史難題。
今天，西藏與新疆正在承受激烈而暴力的「漢化」殖民；香港正經歷「二次回歸」，港區《國安法》對香港抵抗者的打壓，相當於戒嚴時期國民黨對台灣本土民主派的鎮壓；而對台灣，則是從「和平統一」（實際上是無限期延後），演變為咄咄逼人的「武統」威脅。在北京眼裡，台灣是「祖國的神聖領土」；在台灣眼裡，台灣是「具有民族自決權而且實質獨立的國家」。中國統治精英在「經濟崛起」的鼓舞之下，燃起了打造「大中華帝國」的雄心，習近平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學界提出的「天下秩序觀」、「新朝貢體制」都屬於同一類論述系譜。
內陸政治核心硬要吞下眾多多元而異質的周邊。鳥瞰中國陸地核心對周邊的侵略性作為，中國正經歷著「國族帝國」的建造過程，這個過程對中共而言，充滿著風險與不確定性。這個過程如果操作不當，會不會反而導致中國國家的「權力集中化」受損？是一個有待檢證的謎題。
迥異於本書對民族國家的定義，或許可以反過來論證：中國尚未完成現代性的建構，也還不是一個標準的民族國家。借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說法，中國共產黨仍在爭鬥著將「中國」從傳統帝國（天朝）轉型為現代國家。換言之，當代中國究竟走向創建現代民族國家，或朝向帝國重建，仍是未知數。
圖片來源：The Economics
第二，當代中國對國際體系具有多大的影響能力？首先，我同意作者在前言所述，本書對當前的台灣與香港在思考與中國關係時具有參考價值。中國以它逐漸鞏固的對外影響力，從國際體系入手箝制台港。本書的出發點在於解釋「弱勢政體」如何變成主權國家。從方法的角度，對中國這個個案的解釋，在一九五〇年代就已結案。在此解釋架構中，中國是個「依變項」。然而，當中國重新「站起來」之後，它就變成了「自變項」。同樣被稱為「中國」的這個單元，它跨時性的行為模式， 會隨著國際局勢（系統層次變項）而變動，而產生很不一樣的互動關係。今天的中國政府行為， 和它在一九五〇年代與一九八〇年代的行為模式，就構成極大反差。
國家行為和系統層次變項之間的互動，究竟因果關係為何？一直是重要的理論辯論。在肯尼思・沃爾茲（Kenneth Waltz）提出他的經典論述之後，「系統層次」就在國際關係學界成為主流思維。確實，從系統層次出發的結構現實主義，對於國家行為、國家間互動，有很強的解釋力。本書遵循此一傳統，但另闢蹊徑，提出一個非意識形態導向、非國家中心觀點，來解釋當代主權國家形成的政治過程。這是本書對比較政治文獻最大的貢獻。
然而，關於系統層次和國家行為層次的因果關係，從深處看，是一個「雞蛋相生」的難題。其中最大的變異度在於國家規模與國家實力。當中國積弱不振時，它是被塑造的國家；當它茁壯時，以其經濟總量與政軍實力，在世界體系中的影響力，則不可同日而語。就如同美國自二戰以來的霸權地位，也是奠定在它的國力對體系的深度穿透及駕馭能力。弱小國家和超強大國，對於國際體制的影響力完全在不同層次。
《建國與國際政治》與中國崛起
今天，中國在全球投射硬實力、軟實力以至銳實力，導致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感受到其威權擴散與威權輸出的壓力。中國在西太平洋的軍事行為，也嚴重挑戰到美國在此區域的霸權地位。中國的行為對國際體系的結構變遷，正逐漸展露其滲透力（或潛力）。因此，採取較長的時間尺度， 同樣是中國，同一個主權國家，它的行為與國際影響力所帶來的實際效果，以及它所帶來的理論蘊涵，也就產生極大差異。中國的國力、國家能力、國族主義意識形態，都成為其進行國際干預的關鍵解釋變項。中國正在汗流浹背地讓自己成為世界舞台的自變項。
最後，這部學術作品在實踐上對華文讀者有何意義？本書由新加坡人寫作，香港人翻譯，在台北出版，推薦序作者之一為台灣人，已說明其豐富的寓意。
美應聯歐抗中「發展式人權」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於25日視訊出席在達沃斯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再次當著世界各國經濟領袖抗議由美國所主導的單邊主義、中斷供應鏈，以及新冷戰等問題，並且提出各國制度差異沒有高低之分，呼籲美國不要干涉他國內政，以及各國合作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些努力。
這些說詞並不新穎，大多都是習近平自從2017年連任總書記以來，持續在國際間推動的「習近平思想」，而當年第一次在國際上推動這些議題的場域，就是達沃斯論壇。
習近平思想強調「發展式人權」，也就是國家總體經濟發展優先於個人人權，因此國家需基於每個國家的特定背景去努力提高自身的經濟表現。有好的總體經濟發展之後，再來保障個人人權，且其他國家無權干涉這種策略。
中打壓港談人權是謊言
這種邏輯不只是中國孤芳自賞。中國在近年來努力推動，把發展式人權納進聯合國人權理事會規定的人權定義中，並拉著許多小國一起來投票通過。在投票通過之後，中國就持續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上提出數十次動議，要求人權理事會譴責美國使用單邊主義霸凌中國，導致中國經濟變差。
因為根據發展式人權的全新定義，美國在破壞中國人民的「人權」。而這次習近平在達沃斯會議上的發言，只是再次把世界經濟論壇當作習近平思想的大聲公，放諸四海。
這種人權思維與邏輯，從中國對香港的打壓就知道根本是個謊言。香港的經濟發展跟人均收入早已經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其產業結構也早就進入後工業時代。換言之，香港政府早就有足夠資源保障各式各樣的人權了。而大多數的人權甚至也不需要政府保障，只要別再刻意打壓就可以。但即使香港的經濟發展已經到了這種高程度，中國仍一步步收回思想、學術，以及政治參與的自由。由此觀之，中國哪有提倡什麼發展式人權？
然而，拜登政府上台後，有可能扭轉中國所推動的人權概念以及對人權的打壓嗎？拜登上任的第一天，就簽署行政命令讓美國重返《巴黎協定》以及世界衛生組織，踏出讓美國重回多邊主義的第一步。這個結果是許多歐洲國家樂見的。根據歐洲外交關係學會（ECFR）於上周釋出去年的12月民調顯示，6成的歐洲民眾認為，拜登新政府對於美歐關係會有正面的幫助，僅有1成的民眾認為會有負面影響。
降低歐中經濟市場依賴
但在同一份民調中，也有6成的歐洲民眾認為，中國會在10年內變得比美國更強，其中在西班牙以及義大利的民眾有超過8成如此認為。這種認知導致的結果，就是儘管大多數歐洲人仍認為美國的軍事保護（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非常重要，但被問到當中國跟美國有紛爭時，有6成的歐洲民眾認為歐洲應該保持中立，僅有2成認為歐洲應該要站在美國這邊，並有1成的民眾認為歐洲應該要與中國採取同一陣線。
同樣地，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上，中國的各種動議以及參與狀況，都是與會各國投票通過的。這也就是說，中國已實質掌握了世界衛生組織在對抗COVID-19（武漢肺炎）上的各種進度。
從上述民調以及去年的皮尤研究中心（Pew）民調都顯示，各國民眾並不是真心擁抱或信任中國，而是認知到中國會逐漸成為經濟強權，因此不反對與中國經濟合作，甚或是希冀在未來可以在與中國的經濟合作中得到更多好處。舉例來說，德國核心的製造產業（汽車與機械工業）多數都把生產工廠外移到中國，而且中國也同時間是德國海外重要發展的市場之一。因此，德國在美中競爭的情勢下，很難公開表示與美國站在同一陣線。
與此同時，中國現階段顯然不會對歐洲各國造成軍事威脅，因此，美國光是提供軍事保護傘這件事，並無法撼動歐洲對於中歐關係的想法。在這種情況下，拜登想要修補與歐洲的關係，進而與其結盟在國際組織上發揮影響力的話，需要提出比習近平主義更能夠說服各國的議題以及實力。
要改變現在的窘境，美國需要作為經濟龍頭來引領一套新的全球供應鏈重組，用以對抗中國用一帶一陸策略，把發展中國家串起來，並將其產業鏈延伸到歐洲的新國際經濟體制。如前所述，對於歐洲來說，雖然人權很重要，但在國際現實的觀點之下，這些國家不可能主動犧牲自己的經濟利益，來打擊中國所提出的「發展式人權」這種非人權概念。
換言之，拜登政府如果希望真心與歐洲各國重修舊好，讓這些國家可以跟美國一起抗衡中國崛起與其威權體制，單純用全球暖化（重返《巴黎協議》）與國際參與（重返世界衛生組織）等議題來拉攏歐洲各國，絕對是不夠的，必須要從經濟誘因下手。
是此，拜登與其團隊需要考慮的是，美國如何可以重整全球供應鏈，透過科技的研發、基礎建設的投資，以及多邊貿易的連結，來提供歐洲各國更多的經濟誘因，降低歐洲國家對中國經濟與市場的依賴性，並加深與美國市場的連結。
裝備優勢推產業鏈重組
過去美國政府認為歐洲是美國的競爭者，所以往往是用一種競爭者的模式相應對，但當自動化工廠提供了極小化人力成本來大量生產的可行性之後，各國對中國的勞工需求在未來一定會持續減低，更遑論中國人均收入已經漸漸提高到不同的水平。
而中國作為一個非開放的市場，與其做生意的眉眉角角實在太多（例如規定外資需要與國企合作，「強迫」各個國際企業進行「自願性」的技術移轉），與中國做生意的市場風險遠比美國來的高。美國如何裝備好自身的優勢，提供實質的誘因來推動產業鏈的重組，以此來鞏固與歐洲國家的經貿結合，或許才是讓這些國家願意重新審視並對抗中國在世界推行「發展式人權」這一個非人權概念的成功之道。https://tw.appledaily.com/forum/20210129/AV74OKR2JVE45NWQQ2DHJIYAZ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