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介民/中央研究院社會所研究員

 

 

書名:《建國與國際政治:近代中印泰主權國家建構比較史  (1893-1952)》

作者:莊嘉穎

譯者:鄺健銘

出版社:季風帶文化出版

連結:博客來誠品三民季風帶

 

關於「國家形成」的文獻可謂汗牛充棟,為何我們還需閱讀這本書?從認同政治的角度來看, 我作出的回答是:香港,台灣,都還在歷史地圖上尋找自己未來的位置。本書可以提供啟發性的思考資源。莊嘉穎博士這本專論《建國與國際政治——近代中印泰主權國家建構比較史(1893-1952)》(下稱《建國與國際政治》),結合了國際關係、比較政治以及歷史研究,提出一個質疑既有對國家形成的解釋:是外力(外國干預)導致了一個虛弱(弱勢)政體最終成為一個主權民族國家, 而不是過去一般認為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抵抗殖民地的階級鬥爭、民族自決規範的力量,或是經濟發展的結果。這個「反直觀」的命題充滿學術企圖心,當然也容易引發學術爭議。這正是本書精彩之處。

本書使用中國、印尼和泰國作為檢證的個案,中國是主要案例,印尼和泰國則是輔助案例。本書將此三個案例都放置在同一歷史時段中分析:1893-1952 年。關於案例選擇與歷史時間斷點的選擇,作者已經做了詳細的交代,我想進入本書的核心問題。

 

《建國與國際政治》的主要觀點

 

圖片來源:Vewpoint Magazine

 

本書的主要論證是:一般認為的外國勢力干預一個弱勢國家,會造成該國的權力結構去中心或破碎化,因此導致無法建構現代型主權國家;但作者論證,外國勢力都必須考慮「進行干預的預期機會成本」,當所有外力都預期機會成本太高,而各個進行干預的國家又都處在某種「充分競爭」情勢下,就反而會促成該被干預之弱勢政體的國家形成,導致被干預國內部政治制度的成熟,包括權力集中化、對內之領土與人民的排他控制、對外自主性等等,此即主權國家的形成過程。中國(清帝國末期到民國初期)、印尼(荷屬東印度)、泰國(暹羅)這三個「亞洲病夫」在帝國主義的長期夾擊下,不像世界上其他「第三世界」國家要到二戰後才紛紛進入解殖建國過程,卻竟然都在二戰結束不久後即完成「建國」,而且它們各自建國成功的力量不來自國內,而是來自外力干預的結果。這是本書最重要的謎題(puzzle)。

外力影響弱國的政治發展早已眾所周知,但本書論證,外力的某種干預模式,不但不會造成國家結構四分五裂,反而以主權國家形成為結局,這是本書賦予自身最主要的挑戰,因為「外來干預如何決定國家建構的方向與時序」, 需要細緻的歷史資料的佐證。因此,本書以四章歷史材料來處理中國案例。

從社會科學的方法論角度來看,本書有幾個特色。第一,國家形成之理論根源來自歐洲與美洲個案。此書嘗試在歐洲中心觀點之外,引入亞洲的視野。第二,本書採取了理性抉擇的理論, 「預期的機會成本」與「預期干預成本」,就是針對外力運作的一個核心解釋概念。第三,本書採取理性抉擇論,也使用制度論,我雖不認為本書採取「物質主義觀點」,但本書對意識形態、理念、集體主體認同等面向的解釋力,抱持著較為根本的懷疑態度。講得更直白,作者反對韋伯主義式的理念主義取向(ideational approach)。第四,最關鍵的,本書主要因果命題安置在肯尼思・沃爾茲(Kenneth Waltz)等人的結構現實主義的理論傳統中,同時結合了彼得・古勒維奇(Peter Gourevitch)的「第二意象反向論」(second image reversed)。外力干預是「解釋變項」,而國家形成的政治則是「依變項」。

這個簡潔的解釋架構,充分展示了作者優異的理論訓練與文獻掌握,它最主要的論敵包括:民族主義、認同政治、國內政治結盟或抗爭政治論等以「國內層次」為解釋項的理論, 或一般所稱的國家中心論。作者在清晰而謹慎的修辭中,富含理論企圖心。眼尖的讀者或許會發現,本書從國際關係理論與國際政治史的傳統中,對比較政治所提出的論證上的挑戰,其實是一個經過創新、細緻化的「權力均衡」命題。

 

《建國與國際政治》引伸的辯論命題

 

圖片來源:CGTN

 

接下來,我想談一談本書帶來的啟發,與可能引發的辯論。這裡提出兩個問題。第一,中國是民族國家,或是帝國? 根據本書的論證,這個疑惑不應存在,因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站穩腳跟的一九五〇年代,中國就已經完成了現代的「建國」工作,而且是一個標準的主權民族國家。然而,當我們拉長歷史視野,中國至今仍然處在一個長週期的歷史重構過程。

清帝國瓦解之後,中國經過一段期間的「半殖民狀態」與戰亂,在中共建國並「統一」中國之後,迄今仍在處理棘手的「周邊」關係,包括少數民族與那些「未統一的領土」。以往的帝國解體,例如奧匈帝國、鄂圖曼帝國、蘇聯帝國, 都伴隨著周邊民族的獨立,但清帝國解體後,中國又拼湊出一個類似清帝國版圖的國家,而遺留諸多該解決而未解決的歷史難題。

今天,西藏與新疆正在承受激烈而暴力的「漢化」殖民;香港正經歷「二次回歸」,港區《國安法》對香港抵抗者的打壓,相當於戒嚴時期國民黨對台灣本土民主派的鎮壓;而對台灣,則是從「和平統一」(實際上是無限期延後),演變為咄咄逼人的「武統」威脅。在北京眼裡,台灣是「祖國的神聖領土」;在台灣眼裡,台灣是「具有民族自決權而且實質獨立的國家」。中國統治精英在「經濟崛起」的鼓舞之下,燃起了打造「大中華帝國」的雄心,習近平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學界提出的「天下秩序觀」、「新朝貢體制」都屬於同一類論述系譜。

內陸政治核心硬要吞下眾多多元而異質的周邊。鳥瞰中國陸地核心對周邊的侵略性作為,中國正經歷著「國族帝國」的建造過程,這個過程對中共而言,充滿著風險與不確定性。這個過程如果操作不當,會不會反而導致中國國家的「權力集中化」受損?是一個有待檢證的謎題。

迥異於本書對民族國家的定義,或許可以反過來論證:中國尚未完成現代性的建構,也還不是一個標準的民族國家。借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說法,中國共產黨仍在爭鬥著將「中國」從傳統帝國(天朝)轉型為現代國家。換言之,當代中國究竟走向創建現代民族國家,或朝向帝國重建,仍是未知數。

 

圖片來源:The Economics

 

第二,當代中國對國際體系具有多大的影響能力?首先,我同意作者在前言所述,本書對當前的台灣與香港在思考與中國關係時具有參考價值。中國以它逐漸鞏固的對外影響力,從國際體系入手箝制台港。本書的出發點在於解釋「弱勢政體」如何變成主權國家。從方法的角度,對中國這個個案的解釋,在一九五〇年代就已結案。在此解釋架構中,中國是個「依變項」。然而,當中國重新「站起來」之後,它就變成了「自變項」。同樣被稱為「中國」的這個單元,它跨時性的行為模式, 會隨著國際局勢(系統層次變項)而變動,而產生很不一樣的互動關係。今天的中國政府行為, 和它在一九五〇年代與一九八〇年代的行為模式,就構成極大反差。

國家行為和系統層次變項之間的互動,究竟因果關係為何?一直是重要的理論辯論。在肯尼思・沃爾茲(Kenneth Waltz)提出他的經典論述之後,「系統層次」就在國際關係學界成為主流思維。確實,從系統層次出發的結構現實主義,對於國家行為、國家間互動,有很強的解釋力。本書遵循此一傳統,但另闢蹊徑,提出一個非意識形態導向、非國家中心觀點,來解釋當代主權國家形成的政治過程。這是本書對比較政治文獻最大的貢獻。

然而,關於系統層次和國家行為層次的因果關係,從深處看,是一個「雞蛋相生」的難題。其中最大的變異度在於國家規模與國家實力。當中國積弱不振時,它是被塑造的國家;當它茁壯時,以其經濟總量與政軍實力,在世界體系中的影響力,則不可同日而語。就如同美國自二戰以來的霸權地位,也是奠定在它的國力對體系的深度穿透及駕馭能力。弱小國家和超強大國,對於國際體制的影響力完全在不同層次。

 

《建國與國際政治》與中國崛起

 

今天,中國在全球投射硬實力、軟實力以至銳實力,導致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感受到其威權擴散與威權輸出的壓力。中國在西太平洋的軍事行為,也嚴重挑戰到美國在此區域的霸權地位。中國的行為對國際體系的結構變遷,正逐漸展露其滲透力(或潛力)。因此,採取較長的時間尺度, 同樣是中國,同一個主權國家,它的行為與國際影響力所帶來的實際效果,以及它所帶來的理論蘊涵,也就產生極大差異。中國的國力、國家能力、國族主義意識形態,都成為其進行國際干預的關鍵解釋變項。中國正在汗流浹背地讓自己成為世界舞台的自變項。

最後,這部學術作品在實踐上對華文讀者有何意義?本書由新加坡人寫作,香港人翻譯,在台北出版,推薦序作者之一為台灣人,已說明其豐富的寓意。

《建國與國際政治》推薦序:作為依變項與自變項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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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thought on “《建國與國際政治》推薦序:作為依變項與自變項的中國

  • January 30, 2021 at 6:44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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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應聯歐抗中「發展式人權」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於25日視訊出席在達沃斯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再次當著世界各國經濟領袖抗議由美國所主導的單邊主義、中斷供應鏈,以及新冷戰等問題,並且提出各國制度差異沒有高低之分,呼籲美國不要干涉他國內政,以及各國合作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些努力。

    這些說詞並不新穎,大多都是習近平自從2017年連任總書記以來,持續在國際間推動的「習近平思想」,而當年第一次在國際上推動這些議題的場域,就是達沃斯論壇。

    習近平思想強調「發展式人權」,也就是國家總體經濟發展優先於個人人權,因此國家需基於每個國家的特定背景去努力提高自身的經濟表現。有好的總體經濟發展之後,再來保障個人人權,且其他國家無權干涉這種策略。

    中打壓港談人權是謊言
    這種邏輯不只是中國孤芳自賞。中國在近年來努力推動,把發展式人權納進聯合國人權理事會規定的人權定義中,並拉著許多小國一起來投票通過。在投票通過之後,中國就持續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上提出數十次動議,要求人權理事會譴責美國使用單邊主義霸凌中國,導致中國經濟變差。

    因為根據發展式人權的全新定義,美國在破壞中國人民的「人權」。而這次習近平在達沃斯會議上的發言,只是再次把世界經濟論壇當作習近平思想的大聲公,放諸四海。

    這種人權思維與邏輯,從中國對香港的打壓就知道根本是個謊言。香港的經濟發展跟人均收入早已經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其產業結構也早就進入後工業時代。換言之,香港政府早就有足夠資源保障各式各樣的人權了。而大多數的人權甚至也不需要政府保障,只要別再刻意打壓就可以。但即使香港的經濟發展已經到了這種高程度,中國仍一步步收回思想、學術,以及政治參與的自由。由此觀之,中國哪有提倡什麼發展式人權?

    然而,拜登政府上台後,有可能扭轉中國所推動的人權概念以及對人權的打壓嗎?拜登上任的第一天,就簽署行政命令讓美國重返《巴黎協定》以及世界衛生組織,踏出讓美國重回多邊主義的第一步。這個結果是許多歐洲國家樂見的。根據歐洲外交關係學會(ECFR)於上周釋出去年的12月民調顯示,6成的歐洲民眾認為,拜登新政府對於美歐關係會有正面的幫助,僅有1成的民眾認為會有負面影響。

    降低歐中經濟市場依賴
    但在同一份民調中,也有6成的歐洲民眾認為,中國會在10年內變得比美國更強,其中在西班牙以及義大利的民眾有超過8成如此認為。這種認知導致的結果,就是儘管大多數歐洲人仍認為美國的軍事保護(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非常重要,但被問到當中國跟美國有紛爭時,有6成的歐洲民眾認為歐洲應該保持中立,僅有2成認為歐洲應該要站在美國這邊,並有1成的民眾認為歐洲應該要與中國採取同一陣線。

    同樣地,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上,中國的各種動議以及參與狀況,都是與會各國投票通過的。這也就是說,中國已實質掌握了世界衛生組織在對抗COVID-19(武漢肺炎)上的各種進度。

    從上述民調以及去年的皮尤研究中心(Pew)民調都顯示,各國民眾並不是真心擁抱或信任中國,而是認知到中國會逐漸成為經濟強權,因此不反對與中國經濟合作,甚或是希冀在未來可以在與中國的經濟合作中得到更多好處。舉例來說,德國核心的製造產業(汽車與機械工業)多數都把生產工廠外移到中國,而且中國也同時間是德國海外重要發展的市場之一。因此,德國在美中競爭的情勢下,很難公開表示與美國站在同一陣線。

    與此同時,中國現階段顯然不會對歐洲各國造成軍事威脅,因此,美國光是提供軍事保護傘這件事,並無法撼動歐洲對於中歐關係的想法。在這種情況下,拜登想要修補與歐洲的關係,進而與其結盟在國際組織上發揮影響力的話,需要提出比習近平主義更能夠說服各國的議題以及實力。

    要改變現在的窘境,美國需要作為經濟龍頭來引領一套新的全球供應鏈重組,用以對抗中國用一帶一陸策略,把發展中國家串起來,並將其產業鏈延伸到歐洲的新國際經濟體制。如前所述,對於歐洲來說,雖然人權很重要,但在國際現實的觀點之下,這些國家不可能主動犧牲自己的經濟利益,來打擊中國所提出的「發展式人權」這種非人權概念。

    換言之,拜登政府如果希望真心與歐洲各國重修舊好,讓這些國家可以跟美國一起抗衡中國崛起與其威權體制,單純用全球暖化(重返《巴黎協議》)與國際參與(重返世界衛生組織)等議題來拉攏歐洲各國,絕對是不夠的,必須要從經濟誘因下手。

    是此,拜登與其團隊需要考慮的是,美國如何可以重整全球供應鏈,透過科技的研發、基礎建設的投資,以及多邊貿易的連結,來提供歐洲各國更多的經濟誘因,降低歐洲國家對中國經濟與市場的依賴性,並加深與美國市場的連結。

    裝備優勢推產業鏈重組
    過去美國政府認為歐洲是美國的競爭者,所以往往是用一種競爭者的模式相應對,但當自動化工廠提供了極小化人力成本來大量生產的可行性之後,各國對中國的勞工需求在未來一定會持續減低,更遑論中國人均收入已經漸漸提高到不同的水平。

    而中國作為一個非開放的市場,與其做生意的眉眉角角實在太多(例如規定外資需要與國企合作,「強迫」各個國際企業進行「自願性」的技術移轉),與中國做生意的市場風險遠比美國來的高。美國如何裝備好自身的優勢,提供實質的誘因來推動產業鏈的重組,以此來鞏固與歐洲國家的經貿結合,或許才是讓這些國家願意重新審視並對抗中國在世界推行「發展式人權」這一個非人權概念的成功之道。https://tw.appledaily.com/forum/20210129/AV74OKR2JVE45NWQQ2DHJIYAZ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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