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榮峰／時任國防安全研究院政策分析員
※本文收錄於胡川安編，2019。《關鍵年代：意識形態、排外、極端局勢如何摧毀民主和走向戰爭》。聯經出版社及作者授權轉載。
書名：《關鍵年代：意識形態、排外、極端局勢如何摧毀民主和走向戰爭》
編者：胡川安
出版日期：2019/08/07
出版社：聯經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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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粹興起：俄式起義的獨特配方
被革命摧毀的政權，制度總比它之前的政府有所改善。經驗證明，對於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候……人民起初忍受一些邪惡，認為這是不可避免的。而一旦他們認為有可能消除這些邪惡，邪惡就會變得不可容忍。
—法國政治社會學家，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
在沒有天險守護的俄羅斯，外敵入侵每每關乎生死存亡。為了自保，平民階層自願以勞役換取保護的情況相當普遍。對統治者來說，擁有兵農兩用的勞役人口，往往比封地更為關鍵。十三到十五世紀之間，農民與貴族之間的關係較類似於契約，甚至在閒暇之餘賺外快。
到了十六世紀末沙皇戈都諾夫（Boris Fyodorovich Godunov）時代，農民實際上成為了貴族地主的私人財產，權利受到嚴重剝奪，處境類似美國的黑奴，失去遷徙自由，被牢牢綑綁在土地上，世世代代以繳納金錢或勞役方式，向地主償還債務。一六四九年起，這種剝削成了法律，帝俄崛起的基礎—「農奴制」儼然成形。
對於發展落後於西方鄰國的俄羅斯來說，奠基於「奴性」的農奴制，其衍生的集體心理當然有利大國崛起。弔詭的是，層出不窮的農村騷亂同時也是這個朝代的特徵。在階級流動完全靜止的封建社會，暴動，成了農奴表達不滿的出口。
此外，在兵農合一的專制帝國，動員大量人力的戰爭，往往為鬆動社會體制打開一道破口。對外征戰的士兵返鄉後，多半帶回異國的新衝擊。而戰爭時期的物資徵用和經濟影響，則對民心向背產生推波阻攔的效果。
拿破崙戰爭、克里米亞戰爭、日俄戰爭與一次世界大戰，每一次都為俄國民粹添加柴火，直至革命爆發。
在拿破崙戰爭末期，俄羅斯士兵曾短暫進軍法國，踏上這個俄國過去師法的「文明國度」。他們親身體會到，一個人的價值在法國大革命所造就的公民社會，與自己階級森嚴的祖國到底有多麼天壤之別。這種相對剝奪感，使得這批參戰老兵回國後，把啟蒙運動的精神傳入了過去鐵板一塊的軍官階層；自由派思想迅速蔓延後，沙皇的宮殿看來也就不若過去那般巍峨了。
西元一八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六，聖彼得堡的樞密院廣場上，爆發了「十二月黨人起義」（Decembrists Revolt）。這個以征法老兵為核心、約三千人組成的祕密網絡，趁著沙皇亞歷山大一世駕崩的權力轉換期，化暗為明，希望推動君主立憲，並廢除農奴制。
雖然「十二月黨人起義」最終失敗，卻成了後世自由派的象徵，留下深遠影響。這代表軍隊不再只是沙皇控制人民的工具，而是成為反抗沙皇的標誌性，日後將成為俄國改朝換代的重要關鍵。
一八五三年克里米亞戰爭開打後，俄國統治階級親眼見證了法國自由公民所組成的軍隊，與自家農奴軍隊的士氣究竟有多大差別。打了敗仗的沙皇亞歷山大二世（Alexander II）簽下了《巴黎和約》（Treaty of Paris 1856），為「俄國維新」拉開了序幕。
亞歷山大二世開始積極推動俄羅斯版的工業革命：大興鐵路、改革財政、改採徵兵制。戰敗既是轉機也是危機，雖然一方面能減少保守貴族阻力、增加改革的正當性，但另一方面，改革卻也得步步為營，否則容易爆發大規模的社會動盪。一八五八年，俄國六千萬總人口裡，農奴就高達四千八百萬。
圖片來源：alamy
一八六一年三月三日，亞歷山大二世發表《解放農奴宣言》（Emancipation Manifesto），農奴身分廢止，成為在國家具有法律地位的農民，享有人身自由，希望藉此複製英法經驗，將農村人口轉化為都市工人，並建立現代化的軍隊。
矛盾的是，為了安撫貴族，農奴解放法令規定地主應與農民協議，給予部分土地所有權，農民也必須按政府公告的價格向貴族買地，國家提供八成貸款，年息六％並可分期四十九年償還。
結果事與願違；乍看之下農民似乎獲得了自由與土地，但實際上政府公告地價遠高於市價，差額卻變相由農民負擔，而實際上精華的林地、水源地、牧地反倒被地主拿走。農民可耕作的土地不但變少，還無權像過去一樣使用公共區域，積欠的債務也比以前更沉重，只是他們的債主從貴族變成國家。更糟的是，政府還找了村社的鄰居相互監視，讓他們連偷跑的機會都沒有。
無怪乎在「解放」後，農村暴動不減反增。
自詡開明的亞歷山大二世還醉心於啟迪民智、准許女性受教育、推動小學教育，增設大學，培養出了一大群知識分子。一八七二年，俄國成為了世界上第一個翻譯馬克思《資本論》的國家。社會主義思潮約莫從這個時期，開始影響俄國知識階層。矛盾的是，多年後這批接受歐洲思潮的知識分子，反倒成為了顛覆皇權的主要力量。
亞歷山大二世的改革，實則親手為帝國埋下了定時炸彈。
一八六○到一八七○年代，俄國興起浪漫的「民粹派運動」（Narodniks）。新興中產知識階層深刻同情農奴，認為他們只是從封建奴隸變成資本主義時代的生產工具，唯有發展社會主義才能避開無產階級宿命，廣大的農奴階級也再次被視為推翻沙皇的潛在力量，一批又一批知識青年則積極下鄉宣傳理念。
這時的「民粹」與今日意涵大不相同，指的是「菁英走向人民」之意。不過最終可說是失敗了。
「民粹派運動」的失敗經驗在知識圈裡播下了反思種子，形成半世紀後群眾運動與革命的根基，一種以無政府主義者巴枯寧（Mikhail Bakunin）為代表的想法逐漸滋長：「人民革命」不會自然產生，必須由一小部分的革命分子領導廣大的農民起義。深深影響爾後崛起的列寧。
一八八一年三月十三日，亞歷山大二世在聖彼得堡被激進左派的地下組織「人民意志黨」（Narodnaya Volya）以炸彈攻擊身亡。
他的死變成「保皇立憲派」與「革命派」兩股改革勢力易位的轉捩點。
目睹父親死去，繼位的亞歷山大三世，趕走了朝中所有自由派，政策重返高壓統治的路線，俄羅斯社會宛若重新蓋上了鍋蓋的一只壓力鍋，新沙皇回應民意的方式就是不斷鎮壓，而各地下革命組織因此迅速壯大。
到了最後一任沙皇尼古拉二世（Nicholas II）的時代，歐洲工業化程度與俄羅斯拉開了距離，沙皇急於推動現代化的資本主義，藉此作為工業化基礎。而專制政權的高壓方式，自然是溝通成本最小的途徑。尼古拉二世對政治改革則視而不見，讓俄羅斯帝國錯失了最後的一線生機。
一九○四年二月，日俄戰爭開打，剛好碰上當年作物歉收、物價飆漲，工人的工資變相大縮水。到了年底，俄國帝都最重要的軍工廠「普特洛夫工廠」（Putilovsky Zavod）爆發罷工，引發連鎖大規模罷工潮。
一九○五年一月二十二日星期日，上萬名工會組織的工人們，在加彭神父（Georgii Gapon）的帶領下違反示威禁令前往冬宮遞交請願書，希望沙皇主持公道，維護工人權益、結束戰爭並召開立憲會議。沒想到現場士兵因場面太緊張擦槍走火，高唱愛國歌曲的遊行頓時演變成一場屠殺，上百人當場死亡，這天就是俄國史上惡名昭彰的「血腥星期日」。
「血腥星期日」意外承接了「十二月黨人起義」與「民粹派運動」，這下子從農民、軍官到工人，各個階層都注入了反沙皇的能量，簡直就是幫革命搭建好了柴火。如同歷代背離了保護者神聖形象的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統治正當性開始受到質疑，接下來幾個月城市與農村暴動開始擴散到全國。
一九○五年九月五日，日俄戰爭大局底定，俄方戰敗的消息在國內引發巨大震盪，再加上幾個月前才發生過「血腥星期日」，這一切都讓人朝著「沙皇不顧人民死活」的方向聯想。
尼古拉二世迫於壓力，起用了自由派的維特（Sergei Yulyevich Witte）擔任首相，在十月三十日頒布了《十月宣言》（October Manifesto），38宣告俄羅斯準備實行君主立憲，保障人民的宗教、集會結社自由。
然而，一九○六年頒布的憲法最終證實了尼古拉二世只是虛晃一招，因為憲法保留了沙皇解散杜馬、任免政府首長與否決國會議案的權力。不久連維特都遭撤換，轉而啟用保守派的斯托里賓（Pyotr Arkadyevich Stolypin）。
斯托里賓一面強調「維穩」，大力打壓革命派與自由派，一面企圖透過土地改革與移民政策稀釋邊疆異族，一面拆解農村暴亂這顆最大的革命未爆彈。他以土地整併來提高農業生產、帶動經濟成長，藉著糧食出口賺取的外匯來促進工業發展，為沙皇統治取得正當性，同時追趕西方各國，希望挽救成長大幅落後的俄羅斯帝國國力。
在執政菁英的認知當中，造成俄國農業生產力低落的主因，不外乎在一八六一年「解放農奴」時，沒有真正一步到位，粗放式的傳統村社制度被保留了下來，阻礙了規模經濟與農業技術進步。
斯托里賓推動的「土地私有化」，就是要將繳稅義務，從村社的集體擔保制，改為現代化的個人稅制，希望透過鼓勵土地整併，提高產能。同時創造一批與國家站在一起的農業中產階級。而對於那些失去土地的人，斯托里賓允許農民脫離村社前往開始工業化的城市打工，甚至給予兩年的寬限期，儼然帝俄版「打工度假」，若不適應新生活，只要屆滿前回到原有村社仍可保有原來的可耕地，或是給予優惠條件，鼓勵移民到西伯利亞、高加索等邊疆地區開墾。然而，這個過程終究是以國家利益為考量，伴隨著鎮壓與脅迫。
當時的俄國農民的財富觀是零和的、民粹式的，相信天下的好東西是有限的，餅的大小是固定的，不會增加，這種概念被稱之為「有限的好」（limited good）。大部分的俄國農民對於土地價值的認定來自於勞動耕作。對他們來說，當土地開始集中在「不事生產」的少數富有人家手中，那就代表更多人會因為這些好吃懶做的「寄生蟲」而被迫離鄉背井討生活。
結果兩年寬限期大限一到，對於城市生活不適應、無法適應艱困移民環境的農民潮大量回流原鄉，各種衝突一次爆發，造成一九一○年與一九一一年期間，斯托里賓原本想緩解的農村暴動反而到達頂峰，俄國社會對立加劇。
圖片來源：Heritage Auctions
一九一一年九月十四日，斯托里賓陪同皇家成員出席活動，在基輔歌劇院遭槍殺，四天後傷重不治。
這場刺殺發生的時間點正好在一戰前夕。斯托里賓退出歷史舞臺後，保皇派已是朝中無人。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在沙皇與人民之間的矛盾隨著戰況惡化之際，革命派躍升為推動歷史巨輪的關鍵，支持度迅速攀升。
一九一五年俄軍在西線幾乎全面潰敗，國內怨聲載道、經濟惡化的情況宛如一九○五年對馬海峽吞下戰敗的翻版。
原本國會杜馬建議，以保障農工階級權利與撤換內閣，來平息節節敗退引起的民怨，沒想到尼古拉二世大概是沒察覺到世局變化，不但拒絕還直接解散國會，一九○六年又不顧國內搖晃的政局宣布御駕親征，將朝中大小事都交給皇后亞歷山德拉（Alexandra Feodorovna）。
一九一七年三月八日，國際婦女節當天，首都彼得格勒的婦女們上街遊行，高喊「麵包」、「和平」、「自由」等口號，呼籲政府停止戰爭、重視民生，工人們也一塊加入遊行。名稱與「血腥星期日」被綁在一塊的普特洛夫機械廠的成員，也出現在隊伍之中。
首都示威迅速演變成全城暴動，人們沿路洗劫麵包店並砸毀商店，短短兩三天內參與暴動人數就超過二十萬。人在軍事大本營莫及廖夫（Mogilev）的尼古拉二世收到電報後並未重視，治安單位也一如既往強力鎮壓，「血腥星期日」憾事重演，鎮壓當場上千人殆命，然而到事件平息前，真正死亡的黑數恐怕不下二十萬，已經到了大屠殺的規模。
許多前線歸來的士兵不願對同胞開槍，反而陣前倒戈，加入農民、工人、少數民族「造反」的行列。皇城大亂、王公大臣紛紛遭到逮捕，燉煮帝國專制的壓力鍋，這次真的徹底炸開了，史稱「二月革命」。
最後在國會杜馬的勸說之下，尼古拉二世於三月十五日深夜昭告退位，恆亙三個世紀的羅曼諾夫王朝，就此畫下句點。
顛倒帝國：由階級鬥爭打造的新世界
讓一切權力歸於蘇維埃。
—列寧
一九一七年三月十六日這天，俄羅斯帝國一夕之間成了準共和國，國會杜馬所在地，塔夫立達宮（Tauride Palace）出現了「兩個議會」。由「立憲民主黨」（Constitutional Democratic Party）掌握的臨時政府，以及「社會民主工黨」（Russian Social Democratic Labour Party）領導的「彼得格勒蘇維埃」（Petrograd Soviet）。
前者大多屬於中產階級與地方貴族，後者則是首都士兵與工人的組合。兩個權力中心大致以階級區分，有如俄羅斯舊有社會結構的縮小版。金字塔頂端的皇權退散後，剩下兩個利益大相逕庭的社會集團爭奪著國家權力真空。農民暴動傳統與馬克思主義無縫接軌，俄羅斯歷史長久以來的內部矛盾，搖身一變成了資本階級與無產階級的鬥爭。
不過， 當時社會民主工黨的主流派系為孟什維克（Mensheviks），他們遵守馬克思主義最初的理想，認為階級革命應該是一種群眾自發性的改變，剛發生的二月革命就是最好的例子。推倒封建後，應該靜待下一場革命的產生，而非揠苗助長地跳過資本主義階段、直接進入社會主義。
甫自瑞士歸國的列寧（Vladimir Lenin），於一九一七年四月十七日代表社會民主工黨的激進派系布爾什維克（Bolsheviks），在彼得格勒蘇維埃的會議上，發表著名的《四月提綱》（April Theses）。主張反對與充斥資本家的臨時政府合作、反對繼續對德作戰、要求沒收所有私人土地分配給農民、迅速建立無產階級政府。
最後，列寧喊出了經典名句：「讓一切權力歸於蘇維埃。」
從列寧提出的《四月提綱》就能夠發現，他已經察覺一旦階級被打破之後，無論是民主還是革命勝利都是屬於多數人，而這樣子的「多數」，在帝制瓦解的俄羅斯，指的就是原屬帝國金字塔底層的農民、工人以及基層軍警。無論列寧口中未來的藍圖有多麼潦草，只要站在多數方，其他領導集團失去民心就意味著更多人與布爾什維克站在一起。紅色統戰的雛形乍現，權力將以人心向背的方式，一點一滴地轉換。
列寧的《四月提綱》喊得響亮，不過在「孟什維克」占多數的情況下，「彼得格勒蘇維埃」議會仍拍板定案，決議與臨時政府合作。
一開始，實權的確掌握在臨時政府的手中，畢竟閣員差不多就是勸退沙皇的同一批人。自認繼承帝國遺緒的他們，畢竟還是那同一批講求道德秩序的知識菁英，打算繼續履行對協約國的同盟義務。
結果俄國民眾一聽到還得繼續打仗，五月馬上爆發大規模反戰暴動，七月初對德作戰失敗後，布爾什維克一派於七月十六日煽動發起「七月事件」（July Day），性質同樣是反戰，卻有奪權的企圖。臨時政府大肆抓捕布爾什維克成員，逼得連列寧都得暫時逃往芬蘭避風頭。沒想到這次的滅黨危機反倒成了轉機。
圖片來源：jacobin
「七月事件」的鎮壓景象削弱了民眾對臨時政府的信任，並刺激了臨時政府，使其內部的保守派快速右傾極端化。手握重兵的陸軍總司令克爾尼洛夫（Lavr Georgievich Kornilov），於九月十日發動政變，欲消滅整個彼得格勒蘇維埃，建立軍事獨裁政權。
他麾下六個師團向首都迅速逼近，臨時政府總理克倫斯基（Alexander Kerensky）只好向彼得格勒蘇維埃求援，還把臨時政府的軍火交給他們，最後雖然順利在幾天內弭平政變，槍枝卻收不回來。布爾什維克的勢力，早就廣泛滲透彼得格勒蘇維埃。
「七月事件」對彼得格勒蘇維埃議會的影響正好相反，使其快速往極左靠攏，不少人紛紛轉向激進左派的布爾什維克。於是，布爾什維克不知不覺成了多數。
彼得格勒蘇維埃新任主席托洛斯基（Leon Trotsky），本來是孟什維克一派，不過他在「七月事件」受到波及被捕，出獄後便悄悄加入了布爾什維克，並掌理「軍事委員會」（Military Revolutionary Committee），暗中將昔日有軍警背景的成員，編成赤衛隊（Red Guards）。
當托洛斯基於十月八日當選彼得格勒蘇維埃議會主席時，這個曾經是各派社會主義者高談理想的全國性議會，實質上已淪為布爾什維克一黨獨大的外殼。
一八六○年「民粹派運動」的失敗經驗、農村暴動的長期傳統，讓部分知識分子相信社會主義烏托邦不會自動降臨，否則皇朝不會這麼久才被推翻。列寧提出，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中間有一個人為的過渡期，那就是作為催化劑的「無產階級專政」。以少數知識菁英領導多數無產階級，執行「民主集中制」；雖然以現代的眼光看來，無異是專制政權。
然而，列寧認為唯有暴力奪權，才能從資本主義進入這個過渡期。而剛剛當選彼得格勒蘇維埃議會主席的托洛斯基，就是這個思路的實際執行者。
等到臨時政府發現引狼入室，已經為時已晚。
一個月後的十一月七日晚間，停靠在彼得格勒港灣中的軍艦「阿芙蘿拉號」（Avrora）突然傳出砲響。已經準備好暴力奪權的布爾什維克，在緊繃的局勢之下自然認為是起義信號，攻入了七月臨時政府才入主的冬宮，並在零星衝突後推翻了臨時政府，總理克倫斯基則倉皇出逃。
共產預言神話中的「十月革命」於焉誕生。
或許是托洛斯基計畫縝密，也可能是個誤觸的巧合；「十月革命」沒有「二月革命」驚心動魄，在首都之外的人甚至一無所悉。
然而，當革命成功後，「讓一切權力歸於蘇維埃」終究淪為話術。
俄羅斯史上第一次真正民選的「蘇維埃立憲大會」（Russian Constituent Assembly），只存在了不到一天的時間。布爾什維克選輸翻臉不認帳，俄羅斯隨即陷入內戰，反對布爾什維克的各派勢力在全國各地掀起戰事。
俄羅斯人這才發現，原來列寧的話並沒說盡：唯有布爾什維克選贏的蘇維埃才算數。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布爾什維克宣告勝利，建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USSR），定都莫斯科，舊皇都隨後被改名為「列寧格勒」（Leningrad）。
一切彷彿文明時光倒轉，又回到那個與游牧帝國對抗的莫斯科。
蒙古鐵騎早已走遠，俄羅斯卻為自己建造了鐵幕。
俄羅斯方程式
以靈魂為基座的帝國，終究會被靈魂吞噬。
俄羅斯地緣的先天缺陷，造就了禦敵境外的防衛觀，追求壓倒性的強大武力幾乎成了歷代統治者的執念；「征戰」在俄羅斯的另一個名字，就是「安全」。只不過，參戰軍事人口愈龐大，意味著發生大規模社會波動的機率也愈大，再加上俄國農奴制的暴動特性，遲早會發生革命的想法必定曾在每位統治者心中閃過。
然而，俄羅斯並未經歷中國那種因農民、流民起義頻頻改朝換代的情況。這個外族入侵無數的悲情國度，發展出了一套獨特的君權神授沙皇神話，早在民族主義盛行之前，他們就用膜拜創造了自己的救星。
蒙古侵略為他們找到了俄羅斯的天下共主；神聖羅馬帝國的毀滅讓他們接過了天主的權柄；與西方衝撞的文化價值，則深藏在他們的語言中。
一位沙皇、一個信仰、一種語言。
當人民轉移了信仰的對象，沙皇也就走下了神壇。
「十月革命」的本質，就是這個俄羅斯統治方程式的置換過程。
當列寧、共產主義、共黨俄語各就定位，標榜社會民主的蘇維埃終究還是成了帝國，並以似曾相似的方式轟然倒下。
當俄羅斯的邊界沒有止境，新的信仰儼然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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