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昆山／東吳大學英文系、政治系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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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情期間、選舉期間、還有每天的新聞媒體上，我們常常可以看到各黨派人物爭相強調自己「愛台灣」或是「愛中華民國」，但是為什麼他們會這麼說呢？是因為我們「本來」就是台灣人或中華民國人，所以政治人物才這樣說嗎？還是因為他們不斷地強調，我們才更加自認是台灣人或中華民國人？我們能從什麼視角去看這件事情？人們對民族和國家的感情究竟會受到那些因素影響而有所變化？
這篇文要介紹的論點即是從政治菁英的角度出發，來解釋人們的愛國情感在何時會變得更濃烈。作者Frederick Solt主張：當經濟不平等（economic inequality，就是貧富差距）越嚴重的時候，執政的菁英會越想利用民族情感凝聚民心，把民眾的焦點從經濟分配轉移到民族，使他們意識不到社會上的問題、或者是更願意接受社會現況。如此一來，政治菁英就能夠鞏固權力和利益。
不過，為什麼民族情感會有這樣的效果？因為民族主義具有促進社會團結的功能，當人民視彼此為同胞，就會傾向忽略彼此經濟狀況的差異和利益衝突。就算能夠了解到貧富差距的嚴重性，他們也不會要求重分配。當民族有共同的目標與憂慮時，個人如果發聲說要追求重分配，不僅會被人視為不重要，而且還可能會被批評為自私。根據作者的理論，雖然政治菁英的目標是影響比較貧窮的中下階層，但是實際操作上很難針對特定目標，很可能連菁英和有錢人都被說服。
愛國主義上升有別種可能性嗎？
為什麼民族主義下的愛國情感會上升呢？Solt稱自己的理論為民族主義的轉移理論（diversionary theory），也就是說，愛國心的上升常常是因為政治人物刻意的動員和炒作。他也列舉了另外三派理論的說法，做為對立假設（alternative hypothesis）。
第一種是凝聚力理論（cohesion theory），這派理論的學者們認為貧富差距無助於實現政治菁英的目標。因為，要讓一群人視彼此為共同體有一個前提，那就是它們實際上的經濟條件要相似才行。如果富人和窮人的差距越來越大，就越可能會仇視彼此，要讓他們把彼此當同胞就會有困難。因此在建構認同、維繫認同之前，統治階層得先推行重分配作為代價。
第二派理論是新民族理論（new-nations theory），該理論同樣認為菁英不太可能成功發展民族主義情緒，但理由不一樣，主要是主張新的民族主義會在社會的弱勢群體中誕生。也就是說，民族主義情感確實會跟著貧富差距有正向關係，但這裡的民族主義是新的，不是統治國家的菁英原本想要的那種，很難被政治菁英所收編和利用。
第三種理論是心理利益理論（psychological-benefits theory）。這類的主張認為政治菁英的手段對有錢人沒用，但是對窮人有效，因為口袋深不深會影響人們的心態。在貧富差距擴大時，窮人的社會地位相對降低，窮人心中會浮現一股因為階級下降導致的失落，而民族作為一個大家庭，可以彌補這個心理空缺，人們就會覺得自己的社會地位似乎沒那麼低了。但是對有錢人來說，他們的社經地位在此時是相對上升的，因此就沒必要尋求民族主義的慰藉。
民族情感與貧富差距的定義和研究方法
這份研究使用的資料是世界不平等資料庫（World Inequality Database）的吉尼係數與相對收入資料來做測量；在民族情感方面，是使用1981-2007年的世界價值觀調查（World Values Survey, WVS）以及2003-2004年的國際社會調查計畫（International Social Survey Program, ISSP）。
Solt將民族情感區分為民族光榮感（national pride）、對國家的感情依戀（emotional attachment to country）、民族與文化光榮感指數（national-cultural pride index）三類。調查中會詢問受訪者「身為（國家名稱）的國民，請問您覺得光榮或是不光榮？」、「請問您對於（國家名稱）有感情還是沒有感情？」兩個問題，以此量化光榮感與情感依戀兩個概念。而在民族與文化光榮感方面，Solt採用1990年代中期與2003-2004的ISSP調查來測量，問卷題目之一是詢問民眾對於國家的文藝、體育、科學與科技、軍力、歷史是否感到光榮。三個問題的回答選項有「非常光榮」/「很有感情」、「有些光榮」/「有感情」、「不太光榮」/「不太有感情」、「一點也不光榮」/「完全沒有感情」四個選項。
需要注意的是，這裡的民族情感並非指涉民族沙文主義（national chauvinism）也不是仇外心理（xenophobia），前者指的是人們認為自己的民族比其他民族更加優越，後者則是指對於其他族群的仇視，但是對於自身民族感到驕傲的人，不見得會有以上兩種情緒。
以上的資料是要拿來驗證到底四大類的理論哪一個比較正確。若作者所主張的轉移理論屬實，那貧富差距和民族情感應該會是同升同降的正向關係，也就是當貧富差距越嚴重，民族情感就越強烈。相反地，如果貧富差距和民族情感呈現負向關係，也就是當貧富差距越惡化，民族情感就越低落，這表示凝聚力理論才是對的。新民族理論也認為貧富差距和民族情感兩者之間會是負相關，而且貧富差距越嚴重，窮人越不吃政治菁英這套。心理利益理論主張貧富差距和民族主義會是正相關，而且政治菁英的手段對窮人特別有效，對比較富有的人則效果有限。簡單來說，如果轉移理論是對的，那麼研究結果應該要顯示貧富差距和民族情感的正相關，而且收入高低並不會影響民族情感。
研究結果
那麼，以上四派理論究竟是哪一種比較有道理呢？是不是如同作者所說，人們愛國心的變化主要是來自政治菁英的刻意操作？
作者研究了78個國家，時間範圍跨了約25年，研究方法採用多層次分析模型，結果轉移理論的說服力超級高，完全「打趴」其他三個理論。在下方表格（原文表格1）中，三個模型（直的那三行）分別代表民族光榮感、對國家的感情依戀、民族與文化光榮感指數。表格中的數值代表左方那一列變數和上方那三行模型之間的相關性，0代表完全無關，1代表完全正相關，-1代表完全的負相關。我們可以看到經濟不平等（inequality）在三個模型中都和民族情感有正相關，而且經濟不平等和家庭收入沒有顯著的關係，表示四個理論中，只有轉移理論獲得研究結果證實。
（原文表格1）
在下方圖表（原文圖1）中可以看出相關性的強度，不論是在民族光榮感或國家情感依戀中，經濟不平等與「非常光榮」/「很有感情」的相關性很顯著，也就是X軸上的「Very」那一個區塊。顯示當貧富差距越是加劇，人民越是對民族和國家有高度的光榮感和情感依戀，經濟不平等惡化幾乎保證了民族光榮感會增強。
（原文圖1）
結語
我們從研究結果可以得知，人們的愛國心變化其實很可能是政治菁英們故意用各種方式去動員出來的。這也呼應了民族主義學界中建構論的說法：民族沒有一般人想的那麼「歷史悠久」或「自然而然地形成」，民族其實是被人建構出來的現代產物，民族主義者（有時候是政治菁英）提出一套關於民族的故事論述，聲稱某一群人有共同的歷史記憶、文化、語言等等，以此去說服人們「我們都是一家人」、「我們要有自己的國家」，當越來越多人開始相信這套論述，民族就從此誕生了。
轉移理論看似獲得了堅持的數據支持，但是在解讀研究結果上還有幾點要注意。首先是量化研究常見的限制，貧富差距和民族情感兩者之間雖然在四分之一世紀的時間、在這麼多國家都是正相關，但真的有因果關係嗎？有沒有可能政治菁英其實是失敗的，只是剛好有其他因素造成民族情感上升，讓菁英們幸運地「撿到」？或許我們可以直接去觀察政治菁英們的行為，看看他們是不是真的如此去做動員，以及應該可以去問民眾是否有察覺到政治菁英的愛國主義語言。不過，如果政治菁英們成功地達成目的，他們這麼做的動機真的是來自貧富差距的壓力嗎？還是有可能會有其他原因呢？
還有，民族主義的歷史發展在不同國家可以有很不一樣的面貌，就算在某國可以證實轉移理論，換到另一個環境可能又不適用了。舉例來說，中山大學的陳若蘭教授針對中國做了研究，她發現貧富差距升高反而導致民族情感下降，最令人意外的發現是，在1980年後出生、受過高等教育薰陶和愛國教育洗禮的年輕人其實是中國最不愛國的一個世代。[1]
那麼台灣的各種民族認同以及相關的民族主義情緒又會受到哪些因素的影響呢？很可能沒有標準答案，轉移理論也只是一種說法，不一定適用於台灣，但以上談到的各派理論和研究可以提供一些討論的方向。不論選擇什麼視角去看過去、現在、未來的台灣，都是跳脫既有框架思考的機會，這些社會科學的研究讓我們可以去質疑、反思那些看似理所當然的民族認同、愛國心的觀念，就算那是個人或主流社會已經根深柢固的想法。
※註腳
[1] Rou-Lan Chen (2019). Trends in Economic Inequality and Its Impact on Chinese Nationalism,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DOI: 10.1080/10670564.2019.16215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