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鄺健銘（台灣季風帶文化總編輯）
冷戰時期，香港文化百花齊放，相較當下國安法時期，這更為易見。香港當時的文化生機，受惠於地緣政治力量角力乃至平衡，以及英治時期較重自由的管治哲學。
冷戰時代的香港文化生機
季風帶出版初成立之時，曾出版香港年青學人李淑敏所著的《冷戰光影：地緣政治下的香港電影審查史》。這本書剖析了冷戰時期香港的文化氛圍。當時英治香港所重的，是地緣政治勢力平衡，而非高舉一方打壓另一方的零和遊戲。於冷戰時期，出於政治需要，港英政府固然需要反共，不過，港英政府官員沒有以一刀切方式審查紅色中國電影。以一九六〇年代兩部中國電影《紅色娘子軍》與《光輝的節日》為例，前者描繪國共內戰時的軍事與意識形態鬥爭，後者歌頌中國國慶，同時包含「反美帝」觀點。前者最後被禁，後者經刪剪後上映。有此分別，理由有二：一，港英官員認為，香港社會日益發展，《光輝的節日》已難以引發港人共鳴；二，英國早在一九五〇年承認中共政權， 並一直積極鞏固中英關係，容許《光輝的節日》經刪節上映的決定，因而有其外交面向。在此外交思維下，港英政府官員甚至奉行親中美而遠台灣原則進行電影審查。
《紅色娘子軍》
《光輝的節日》
美國電影其實也有受港英政府審查。同樣是在一九六〇年代，兩部批評中國的美國電影《諜網迷魂》（The Manchurian Candidate）與《北京五十五日》（55 Days at Peking）被禁。前者講述在韓戰期間，有美國士兵俘虜，被中國醫生「洗腦」。主角是當中一名士兵，他的父母是親中蘇間諜，曾試圖刺殺美國總統。後者講述義和團之後八國聯軍之役。港英政府禁制這些電影的考量，是避免觸怒毗連香港的中共，確保香港免受侵襲。事實上，出於同樣考量，在一九五一年，港英政府以BBC取代美國之音在港之廣播，原因是官員認為，美國之音太「好鬥」。
The Manchurian Candidate《諜網迷魂》
55 Days at Peking《北京五十五日》
除政治意識形態外，於一九六〇年代，港英政府官員亦曾辯論是否需要將英國電影分級制度應用於香港。當時的政府高官較抗拒強制推行此一制度，原因大概有二：一，中西方存有文化差異，強制推行，會易於「擾亂香港人日常生活」；二，政府不應藉此侵犯個人自由。
在此脈絡下，處處可見香港文化的多元面向。於此略舉三例：一，一九四九年之後，香港是蘇聯電影發行龍頭公司Sovexportfilm 發行電影至東南亞的重要樞紐；二，受美國資助的《中國學生周報》淡化政治論調，著重文化啟蒙，面向全球華人學生，強調自由精神與獨立思考、反專制，並主張青年讀者應當珍重中國傳統文化財產。從推手之一錢穆角度看，要回應地緣政治問題，便需將其置於中國傳統文化之中。至一九五七年，《中國學生周報》發行量達一萬五千份，當時大部分雜誌的發行量則為三千至五千份；三，在香港電影史中地位舉足輕重的邵氏兄弟公司，成功令香港成為全球華人的電影中心。在六〇年代後，邵氏兄弟公司為全球華人生產與上映電影。如文化學者傅葆石所言，邵氏的主要人員與導演都是在一九四九年後離開中國的南來文人（包括李翰祥與張徹），他們的根留在大陸，政治信仰卻繫於台灣國民黨政府，香港是其驛站。
《中國學生周報》
這是本書《南洋書話：香港、南洋、民國舊書刊記述》各篇講述冷戰時期書刊故事背後的重要脈絡。書內以頗多篇幅回顧冷戰時期在港重要作家（例如劉以鬯、張愛玲、金庸、倪匡、董橋）的筆法乃至書寫題材，以及重要刊物。當中所提的《環球電影》雜誌很是有趣，在此援引相關段落，這些段落都能反映香港昔日懷抱世界、具生活興致的斑斕文化色彩：
「香港五六〇年代出版物中，環球出版社絕對是一個奇點，在創辦人羅斌帶領下，環球出版社每每都站在時代浪端，掌握著讀者的口味，出版一系列至今仍膾炙人口的雜誌，包括《武俠世界》、《環球電影》、《藍皮書》、《西點》、《迷你》、《黑白》等，相比其他雜誌的高知名度，《環球電影》反倒較少討論，這很可能與它出版的期數不多相關……一直要到十年後的一九六八年一月，《環球電影》始復刊……除了影視消息外，復刊號《環球電影》還收錄了作家西西的〈認識電影〉，重點介紹一些拍攝器材和方式，透過西西俏皮的寫法，文章讀起來非但不沉悶，還甚有趣。原先這些影視文章均散見於《香港影畫》、《中國學生周報》等刊物，所幸今年中華書局整理出版了，趙曉彤編《西西看電影（上）》，希望之後的中下兩冊也會把《環球電影》等西西電影文字給收錄，讓這些散見各雜誌的文章，重現天日。
另外，書中還報導了成名前的李小龍事跡，當時他正出演『青蜂俠』的助手『加藤』，誰會想到之後回港發展的他會成為不朽的東方傳奇，甚至掀起一股功夫熱。在這篇精短的記載中，編輯為李小龍把中國武術帶到外國去，讓美國成千上萬的男孩子為之瘋魔而感到驕傲，有趣的是，裡頭更提及李小龍教課時的費用，上門學藝的門生要付二十元五角，而要他上門教授的則要五十塊，這些收費均以美元，每小時計算，可見李小龍當時深受歡迎，這段看似平常的記錄，卻成了現今難得的資料。」
香港與南洋的文化網絡
除此以外，作者蕭永龍更著眼於跨域視野，比照同時代香港與南洋的文化生產，《世界兒童》便是一例：
「上個世紀五〇年代，兒童刊物曾雨後春筍般湧現，其中包括《小朋友》、《南洋兒童》、《小朋友畫報》、《兒童樂園》等。而羅冠樵主編，香港出版的《兒童樂園》，更是遠銷東南亞，成了香港及星馬一代人的童年回憶。如果說一九五三年出版的《兒童樂園》，所體現是香港在地社會文化與兒童喜好，那麼現今關注度相對較少，似乎受遺忘的《世界兒童》，則是由新加坡世界出版社刊行，遠銷棉蘭、雅加達、曼谷及馬來亞吉隆坡、檳榔嶼等地的本土兒童刊物了。
《世界兒童》一九五〇年四月創刊，為星馬戰後首部中文兒童月刊，據創刊號首頁告示，可知該刊原定一九四九年，於滬（上海）出版，卻因『時局影響（國共內戰）』，唯有『延至今年始行付印』。雖然《世界兒童》從上海轉至新加坡出版，然而內容早已編好，如中華民國時期，兒童節原定於四月四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掌權後，雖改作六月一日，不過《世界兒童》中，仍保持四月四日兒童節內容，據編者說明為『原版修改不易，故仍照舊』。
《世界兒童》
或正因如此，在第一、二期裡，本土元素並不明顯，只有〈南洋的鳥〉和〈南洋的水果〉圖像介紹，但自第三期開始，也許為了迎合銷售地，〈編後記〉就提出自本期起，將「增添南洋的歷史，地理，風俗，人情，物產等類的常識，如『馬來亞樹膠小史話』，及『一棵樹的自述』（作者按：談榴蓮樹）」，往後幾期也陸續新增一些相關內容，如〈檳城極樂寺紀遊〉、〈可愛的太平湖〉、〈我是椰子〉、〈馬來亞傳說——劍魚的故事〉、〈印尼民間故事〉等。簡略視之，似乎《世界兒童》有趨向本土化的跡象，實際這些篇文相當稀少，有時整期內容唯有收錄小朋友文稿的『讀者園地』及〈印尼民間故事〉與南洋有聯繫。
據李麗丹〈楊善才先生口述採訪〉（楊為世界書局早年員工），提及當年除了出版的學校教科書較為本地化外，其他刊物並未特意強調東南亞的本土意識，至於〈印尼民間故事〉相對自成一欄目，得以長期連載，可能與當時《世界兒童》編輯部設立在印度尼西亞，由旅居當地的南來文人編輯相關。」
作者蕭永龍其實是馬來西亞人，在拉曼大學中文系畢業，然後於台灣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攻讀碩士。他喜歡在台港馬各書店淘書，從中培養了難能可貴的跨域文化視野。感謝他為我們舉行了這場回顧昔日香港與南洋文化點滴的文化盛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