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的血腥鎮壓在國家民主化後還會影響選舉嗎？台灣的案例如何做出貢獻

◎王宏恩／內華達大學拉斯維加斯分校政治系副教授

在1990年代第三波民主化之後至今也已經30年。學術界在研究這些新興民主國家時，發現了一個有趣的問題：威權繼承政黨(Authoritarian Successor Party)，也就是在民主化之後，人民可以自由成立政黨時，有一群人仍然維繫民主化之前的威權政黨，可能用相同名稱、尊敬相同領袖、使用類似旗幟、繼承威權時期的政黨資源或組織架構、甚至有一些黨員還是同一群人等。在72%的新興民主國家都有這樣的威權繼承政黨，也包括了在台灣的中國國民黨。

當然，在民主國家，成立政黨不是什麼問題。但是威權繼承政黨的特色就是繼承過去的威權政黨，所以跟其他在民主化之後才組織的其他政黨在出發點上就有所不同了，例如他們可能比其他新政黨有更多的資源或既有的人際網絡、或是一些選民也可能因為懷念威權時期的美好而支持它們。

不過，威權政黨之所以是威權，往往也代表著他們在民主化之前曾經血腥鎮壓過民眾，無論是墨西哥的革命制度黨（Institutional Revolutionary Party, PRI）、台灣的中國國民黨、韓國的軍政府時期、烏克蘭以前協助蘇聯的政治組織等。也是因為這些血腥鎮壓，讓人民受不了，最後才推翻威權、推動民主化。

這時就出現一個政治學家思考的研究問題了：假如當初人們費心費力的打敗威權政黨、推動民主化，那為何在民主化之後，還會有那麼多的威權繼承政黨？而且這其中還有一半的威權繼承政黨成功的取得執政權(Loxton and Mainwaring 2018)，那民主化不就白忙一場了嗎？

在第三波民主化後30年，這個新興的問題就成為比較政治領域的重大題目之一：人們對於威權繼承政黨，跟一般其他政黨，因為起始點不同，是否也導致選民的衡量標準或判斷基準上就有所不同？而這些不同之處是否與威權時期的血腥鎮壓有關？

有趣的是，近年來比較政治領域對於這個題目的重大研究，結果是正反都有。在一系列烏克蘭的研究中，學者們解密建檔了烏克蘭被蘇聯統治時期的大饑荒(Rozenas and Zhulov 2019)、大遷移迫害(Rozenas et al 2017)，結果發現烏克蘭西部各地當初因蘇聯迫害死亡的人越多，烏克蘭獨立後就這些選區就越反對親俄羅斯的政黨、支持親歐盟的政黨。這種在民主化後持續譴責威權的作法，似乎很合理。

但在同時，Lupu and Peisakhin (2017)則發現，當克里米亞被俄羅斯佔領之後，當初在蘇聯時期家人被迫害過的克里米亞人，反而如今更會不願意出來投票。另外，Osorio et al (2018)也發現，當初墨西哥威權政黨PRI在各地讓許多抗議學生直接『被消失』，結果民主化之後，PRI又勝選重新上台，結果這些有學生『被消失』的選區居民反而更願意乖乖繳稅。為何這些選民過去被鎮壓，結果經驗了這些之後，反而對威權繼承政黨，更跳出來表現忠心與支持？

這取決於一個心理機制：威權時期受到迫害的受害者及其親友們，把這個故事記在心裡，一路帶到民主化之後。但他們在這過程中到底學到了什麼呢？

假如我們仔細分析上面這些文獻，可以得到一個共通點：選民是否會在民主化之後懲罰威權繼承政黨，是視情況決定的—假如民眾覺得威權繼承政黨的支持者是少數、威權繼承政黨沒有辦法選贏，那此時過去就會勇敢跳出來進一步懲罰威權繼承政黨，例如烏克蘭西部反俄是多數，所以當年受害者越多、現在越反俄。但反過來說，假如選民認知到威權繼承政黨可能執政、或支持者又變回多數時，當年的受害者或鄰居可能就認為要暫避風頭，把希望放在未來，出現虛假偏好(Preference falsification)，因此會出現支持威權繼承政黨的行為，例如前述提到的克里米亞公投或者剛勝選的墨西哥PRI。(菜市場編輯附註: 虛假偏好就是當我發現到政府很強而且如果我抗議他真的可以對我做些什麼的話，那我選擇隱藏我內心的小惡魔（想抗議），並且「假裝」我有夠支持政府（拭淚）；但如果我發現政府的想強力壓制的講法只是說說，或是我覺得咦根本沒有那麼嚴重吧，我看其他抗議的人也都好好的，那我就會選擇要抗議。)

假如這個機制為真，那我們應該可以觀察到一個獨特的現象：在過去威權時期受害者比較多的選區，該選區對於威權繼承政黨的支持度可能呈現高度搖擺、大起大落的現象，一下子忽然有大多數極端反對威權繼承政黨，但一下子又忽然大規模支持威權繼承政黨(此時就解釋了為何威權繼承政黨有時會在民主化後再度當選)。相較之下，在過去受害者比較少的選區，其政黨支持度則應該按照政黨認同理論(Party Identification)而維持穩定。

此時，台灣的白色恐怖就成為了這個學術題目的重要案例。這也是這篇菜市場文要介紹由我發表的一篇最新研究：

Wang, A. H. E. (2024). 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 Conditions the Legacy of Political Violenc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00220027251335212.  https://journals.sagepub.com/doi/full/10.1177/00220027251335212

在2016年釋出的白色恐怖資料庫中，全國在戒嚴時期共有1萬3千人左右被判刑，散布各縣市。而台灣在民主化之後，中國國民黨仍然繼承其戒嚴時期的黨名與資源，許多選區也從來沒有翻過盤，但某些選區早已翻了好幾輪。但同時台灣仍維持著高品質的選舉過程，選舉資料可以用來分析之用。

因此，我在2018年接受Chiu Family Foundation at Oregon State University的贊助之下，將白色恐怖資料庫13206位受害者的地理位置進行編碼（也就是看完全部13206份判決），同時在台灣中選會的協助下，取得剛解嚴時期的縣市長選舉結果資料。因為台灣各縣市大小差異極大，所以我計算各縣市戒嚴時期的白色恐怖受害者總數，佔該縣市的人口比例（1990年人口），結果如下圖。在我的計算下，戒嚴時期白色恐怖受害者比例最高的四個縣市，分別是苗栗縣、基隆市、嘉義縣、以及高雄縣。苗栗從未翻盤過，基隆跟高雄都翻了兩次以上，而嘉義則是2000年之後就民進黨持續執政。（我沒有計算離島，因為離島的戒嚴狀況與台灣本島並不相同）。

當我們把這些受害者比例，跟民主化後歷年選舉結果做一張散布圖，結果如下。對於受害者（Ｘ軸）較少的縣市（左半邊），國民黨得票率（Ｙ軸）變動幅度比較小，要嘛小贏，要嘛小輸，例如彰化縣；而對於受害者較多的縣市（右半邊），國民黨得票率變動幅度比較大，要嘛大贏，要嘛大輸，例如高雄。回歸模型進一步顯示，這樣在受害者較多縣市的國民黨得票兩極化的趨勢，在統計上是顯著的，在控制其他縣市層級變數的影響以及總統執政政黨之後仍然顯著。

但這個大趨勢，是否真的來自於人們意識到國民黨是否在該選區佔多數的原因？因為其他因素可能也解釋這個趨勢，例如可能國民黨或非國民黨在提名縣市長上的候選人品質特別不穩定，導致選舉結果大起大落之類的。

為了驗證這個心理機制，本文的第二部分做了一個非常簡單的實驗。這個實驗在2021年邀請了910位台灣民眾填一份問卷。但其中一半的受訪者，在填問卷時，題目多了幾題跟白色恐怖有關的問題（詢問民眾是否知道任何親人經歷過白色恐怖等），另一半受訪者則沒有填答這些問題。而在之後，所有受訪者再隨機看一份他選區的縣市長選舉民的資料，其中三分之一的受訪者看到的是國民黨候選人領先的資料(55%:45%)，三分之一看到的是民進黨候選人領先的資料(45%:55%)，最後三分之一則沒有看民調資料。在之後，所有受訪者被詢問假如縣市長選舉會投給國民黨還是民進黨的縣市長。換言之，所有的受訪者都可能成為六種實驗狀況的其中一種（有／沒有看到白色恐怖的問卷題目 X　國民黨領先／民進黨領先／無民調）。

理論上，民調不應該影響民眾的政黨支持，因為差一票並不會影響結果，而且在本實驗中，兩政黨差了10%，所以根本不可能靠少數幾票就翻盤。然而，有趣的是，在這個實驗中，假如民眾先看到白色恐怖的問題，而且這些民眾又收到國民黨民調較高的資訊的話，他們對於縣市長投給國民黨的比例就更高（效果很小，但統計上顯著為正）。這樣的趨勢是兩個變數交互作用下才存在的，缺一不可。問卷實驗法的結果支持了前面提到的提論，也就是民眾會看狀況來投票。

這個台灣的白色恐怖案例，因為國民黨在台灣的特殊性、以及白色恐怖受害者分布較廣，因此可以在學術文獻上貢獻了這個選民可能『條件式』懲罰威權繼承政黨的現象。這不只解釋了為何在某些地方威權繼承政黨可能再次勝選、解釋了某些選區可能一再翻盤，也顯示了在新興民主國家，選民看待威權繼承政黨的方式可能跟其他民主化後才成立的政黨完全不同，並不是同一套衡量標準。

隨著時間流逝，也許這些血腥鎮壓的對選舉的影響會慢慢降低，畢竟在過去文獻的機制上，血腥鎮壓的長期影響是靠家庭一代代口語傳下去的，總會有失傳的一天，例如Lupu and Peisakhin (2017)以及哈佛大學王裕華教授針對文化大革命的研究都顯示了家庭口語代代相傳的重要性(Wang 2021)。但活在一個曾有威權鎮壓的民主國家，最重要的就是要記住『血腥鎮壓是錯的』這件事，因為只要權力過度集中、回到威權時代，就會讓當權者有重新對民眾血腥鎮壓的慾望。一個個公開的白色恐怖資料庫中的案例，都是一個個曾跟我們一樣年輕的前輩，用生命告誡我們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