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ohn Fitzgerald
書名：《幹部國家：中國如何變成中國共產黨》
作者：John Fitzgerald
譯者：江淮
出版社：左岸文化
出版日期：2026/07/01
※補充：本篇摘文出自《幹部國家》第12章〈腐與清〉的「體制危機」小節，pp.261-266，摘文為該小節全部。
早有大量研究指出，中國改革開放時期幹部決策中的人情關係與貪腐，具有深刻的制度根源。即使在理想情況下，自上而下的列寧主義指揮結構仍會腐壞，而這種結構在市場經濟下崩壞速度更快，因為特權地位與市場准入之間的套利空間，使貪汙與尋租的機會如雨後春筍般湧現。
美國政治學家裴敏欣指出，縱觀整個改革開放時期，中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伴隨著腐敗形態的結構性蛻變，從一九七○至八○年代的個人腐敗，演變為此後十年的集體勾結式腐敗。一九八九年六四屠殺的震撼之後，一系列重啟經濟的改革，釋放了大量國有資產（包括土地與企業），使其從公有轉移到私人之手，同時在名義上仍歸國家所有、由幹部管控。當局授權地方幹部監管國有資產的移轉，使其得以在無需上級批准的情況下自行分配資產。
對於隨之而來的國有資產大規模掠奪，幾乎聽不到任何抗議聲音，因為從事掠奪、將資產分配給特定開發商的幹部，全都在密室中運作，並封堵了所有獨立吹哨人的聲音。在地方層級，既無外部公民社會的監督，也無上級政府的查核，更缺乏任何可信的審計機制。對企業主而言，直接賄賂主事幹部，遠比走正當程序承受不確定性與層層阻撓划算。官員逐漸發現，只要拉攏更多幹部入夥，便可擴大規模、倍增收益，同時降低東窗事發的風險。個人腐敗就這樣演變成集體勾結的網絡。
久而久之，黨政職務所能產生的不法收益實在驚人，進而催生出一個買賣幹部職位的地下市場。這種行徑催生出一套恩庇侍從體系，在很大程度上游離於上層部門的實質管束之外。當這種現象蔓延至一定程度，腐敗官員甚至得以將清廉者逐出體制。共謀機制一旦成形，升遷之門便只為腐敗者而開。共謀官員相互串連，剝奪正直官員應得的晉升機會，轉而提拔更多同類，以掩蓋貪腐行徑。到了改革開放末期，集體勾結已由上而下，全面貫穿軍隊、政府與黨務等國家核心人事系統。
讓我來各舉一例。最高國防機構中央軍委副主席郭伯雄，在二○一六年被指控收受八千萬人民幣的祕密傭金。鐵道部部長據報個人名下坐擁三百五十套公寓，及九億人民幣的財產。另外據路透社報導，中央政法委書記、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其家族在二○一四年有高達九百億元人民幣的私人資產。
對黨的領導層而言，最敏感的腐敗問題，涉及頂層政治世家的資產積累。這些家族憑藉權力、庇蔭與人脈，透過政商勾結中飽私囊，侵吞中國勞動人民創造的財富。雖然這種貪腐侵蝕了民眾對政府的信任，但高層卻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因為相較幹部集體勾結，它對黨內運作機制的破壞較小，同時，從中牟利的家族，正是這個國家的掌權者。真正不被容忍的，其實是高層家族的腐敗行徑遭到曝光於眾。
令中共領導層更為擔憂的，是他們所謂的幹部體制「變質」問題。一九九一年蘇聯解體，使得中共領導人深受震撼，隨即展開一系列內部研究，探究蘇聯解體的原因，以瞭解如何避免重蹈覆轍。一九九○年代初，中共內部形成了一個基本判斷：蘇聯解體源於黨國體制本身的弊病，包括權力僵化與過度集中的系統性缺陷，而這些本可以透過體制改革來化解。於是，中共領導層選擇推動相應的調整與改革。二十年後，時移境遷，中共領導層對蘇聯解體卻有了截然不同的解讀。到了二○一○年代，中國的經濟實力已遠超衰落貧困的俄羅斯，甚至足以挑戰仍在遭受金融危機衝擊的美國霸權。對此時的中國共產黨領導層而言，蘇聯的前車之鑑不再關乎體制缺陷，而是紀律鬆散、意識形態動搖、中央領導威信衰弱，以及國內背叛和外國干涉的雙重風險。針對這些問題，解方不再是改革或調整體制，而是完善體制；其核心在於重申中國共產黨的初心與使命，以重振這個已顯變質跡象的體制。
幹部任命與晉升過程中的集體勾結，正是體制變質的顯著徵兆。高級幹部、地方強人與強大利益集團串謀操弄，不惜重金將自己人安插進決策崗位，使得幹部體制對中央指示陽奉陰違。然而，受損的不僅是幹部體制本身的健全。集體勾結的代價，最終大多落在基層民眾身上，他們在尋求醫療、教育等日常公共服務時，往往被迫支付額外費用，因為服務提供者本身就得向上級幹部繳納回扣。買官的成本既能輕易轉嫁給民眾，管理職位便成了一門穩賺不賠的生意。然而這種運作方式，也在無形中侵蝕了黨的群眾基礎。二○一○年至二○一一年前後，另一層風險浮出水面：幹部晉升管道的腐敗，使外國情報機構得以趁虛而入，滲透至體制最高層。至此，採取行動已經勢在必行。
大約在二○一○年，北京的反情報部門發現明確跡象，顯示外國勢力已滲透中國軍隊、情報、政府和黨政系統等關鍵機構。隨後數月，反情報人員循線追查，逐步破獲由美國中情局大規模布建的人員情報網，其觸角已深入黨國體制最高層。反情報部門隨即逐案處置，一發現幹部已遭策反，便立即處決，往往就在驚恐萬分的同事面前執行。十年後，國安專家多夫曼（Zach Dorfman）在二○二○年十二月揭露，中情局之所以能打入中國軍政幹部體系，突破口在於替相關人員支付早已成為晉升標準行情的「升職費」。正如多夫曼所說，「北京怒不可遏，不僅因為中情局的滲透，更因為這暴露出中國官場腐敗之深。」
被滲透的幹部在體制內爬得越高，能向上線提供的情報也就越有價值。過去，在外國情報機構眼中，物色年輕幹部被視為一門高超的藝術。在前蘇聯或東歐，長期扶植這些人在官僚層級逐步晉升，是一項艱巨而危險的任務。然而在中國，幹部晉升和調動過程中的腐敗已是家常便飯，這為任何願意被收買的潛在對象大開方便之門。外國情報機構只需鎖定潛在人選，提供資金，便可助其一路青雲直上，抵達任何具情報價值的職位。其中最珍貴的，莫過於部長與機構首長身邊的祕書職位。多夫曼提到，一名前中情局資深官員說：「當時腐敗之深，簡直令人難以置信。」腐敗越普遍，滲透軍事、國安、政府和黨務等關鍵機構的機會就越多。
有關中情局滲透幹部體系的機密報告，在領導接班的關鍵時刻引發高層高度關注，並成為選定習近平出任總書記的背景因素之一。我們注意到在二○一二年十一月，即將卸任的總書記胡錦濤在全國黨代會（十八大）上指出：「反對腐敗、建設廉潔政治，是黨一貫堅持的鮮明政治立場，是人民關注的重大政治問題……這個問題解決不好，就會對黨造成致命傷害，甚至亡黨亡國。」鑑於中情局滲透的程度，胡錦濤並非誇大其詞。他強調，「反腐倡廉必須常抓不懈，拒腐防變必須警鐘長鳴。」隨後發動的反腐風暴，表面上針對的是貪腐，實則另有深意。幹部體系已變質至近乎背叛體制的地步，習近平的反腐運動，意在重建列寧主義威權國家的體制健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