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顏維婷/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政治學博士候選人

 

2014年底,令人震撼的雨傘運動(香港佔中)在歷時兩個月後落幕了。整場運動反應香港人近十年爭「真普選」越發激烈的浪潮。

香港人爭取了好久,好不容易盼到了普選,但「候選人」卻得先經過北京的同意才行。北京說,這是要確保香港未來的行政首長有「愛國愛港」的特質。經過漫長的抗爭歷程卻得到「限制性政治競爭」的普選,這樣的結果對港人來說不能接受,他們要的是「真」的、擁有「開放性政治競爭」的普選。1  於是在九月底,雨傘運動爆發了。據統計,整場運動的參與人數前前後後近120萬人,也就是相當於六分之一的港民。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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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Source: 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4/sep/30/-sp-hong-kong-umbrella-revolution-pro-democracy-protests#img-1

在那兩個月,全世界都等著看佔中的抗議者如何和統治當局互動。其中,香港特首梁振英堅定、完全不妥協的態度令人印象深刻。誠然,有北京做靠山的梁振英有足夠的政治資本去抵抗輿論,畢竟香港作為一個示範區,北京無論如何不能輕易放手讓其民主化。但作為一個香港本地的政治菁英,梁振英本人對「開放性政治競爭」亦是堅決反對。佔中三周後在一場接受外媒聯訪的場合裡,他明確地做出以下評論:

「(真)普選是不可能的……之所以候選人要通過北京的認可,確認其具有『廣泛代表性(broadly representative)』,主要是因為透過北京的認可,可確保候選人不受群眾影響,因而迫於群眾壓力去廣推社會福利政策。具廣泛代表性的候選人是要能繼續推行對商業友善的政策方向,並在確保對商人友善的前提去改善經濟不平等的壓力……如果代表性只是一個數字的遊戲,那麼一旦開放普選後,候選人勢必會向月收入不到1800美金的那一半香港人傾斜,並制定合他們口味的政策。」(筆者摘譯)3

簡單來說,梁振英認為,若推行真普選,會選出對投資環境不友善的領導人、會加速社會福利的擴張,在在皆會影響香港未來的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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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http://www.mpages.co.nz/MpageMeadia/News/AWmDVLvg1UGLAcRzxJ-pnw%E6%A2%81%E6%8C%AF%E8%8B%B1.jpg

事實上,梁振英的發言值得深究。做為一個掌握政治資源的菁英,他為何如此怕真普選?究竟梁振英怕的是什麼?是選舉本身?還是選舉可能帶來的效果?而真普選真的會讓香港轉向嗎?這篇文章從政治學的角度希望帶大家用「政治體制與重分配」之間的關係,來試圖理解梁振英、甚至是其他香港的統治菁英,可能怕的是什麼?以及短期內香港的民主化是否可能?

 

1. 民主政體=高強度重分配壓力

一個國家是否為民主政治體制是政治學核心研究主題之一。對一般人來說,大家通常認為民主與非民主體制間最大的差異,在於一個國家是否有「公平、公正、公開」的選舉。4  但很多政治學者卻不是這麼想,他們認為,民主與非民主體制的差異,除了公正的選舉外,還有重分配的壓力

重分配指的是將社會的資源集中後,再由國家進行重新分配的過程。這個過程通常是透過稅收制度讓富人或既得利益階級繳出的多、收到的少,而一般人或普羅大眾則是繳出的少、收到的多。比方說,富人因累進稅率制要付出相對高額的稅,但很多福利政策又透過排富條款來限制他們得利;相反的,普羅大眾透過政策獲得較高的福利,但繳出較少的稅。在一多一少之間達到重分配效果,而一個國家的重分配程度則取決於各種稅收與福利政策加總的結果。

站在重分配的角度,政治學者們認為不同的政治體制,內部隱含的「重分配壓力」並不同。5 在民主體制中,因為人人一票、票票等值的選舉體制,使得重分配的壓力變大。因為普羅大眾大多不是富人,會希望政府進行更多的財富重分配;自然地,佔大多數的一般民眾會選出同樣有重分配偏好的政治人物與政府。6   相反地,在非民主體制裡,不論是政黨的政治競爭或是人民的政治參與都受到限制,也使得政策決定過程淪為少數人的遊戲。當普羅大眾的聲音無法反應在政策過程中,政府受到重分配的壓力自然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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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https://politicallyme.files.wordpress.com/2011/12/unbalanced.jpg

2. 較「平等的社會」較可能「民主化」

既然民主政體面臨的重分配壓力較大,那麼在什麼條件下一個國家可能從威權轉向民主,也就是在什麼條件下一個政體的重分配壓力會「由小變大」呢? 政治學家給出的答案是:當一個社會的財富分配較平等時,這個國家較容易走向民主化7

由於民主化常常是一連串政治開放的過程,來自普羅大眾的壓力恆常存在,因此開放的速度和程度往往取決於政治菁英與既得利益階級的態度。因此,當我們發問「一個國家何時民主化」時,我們其實在問的是「既得利益階級何時願意接受民主政體」?既然富人與統治階級在政體轉型成民主化後,勢必會因重分配壓力而損失自己的財富(因為繳的多拿的少),那麼他們會傾向接受民主體制的前提,便是社會原本的不平等程度就較低。

換句話說,當一個社會在政體轉型前,財富分配就已較為均等,轉型後再進一步重分配的壓力較低,統治階級感受到的威脅自然較小。反過來,當一個社會財富不均等的程度很高,一旦民主化,統治階級必須放棄的財富相對可觀,此時統治菁英會很抗拒民主轉型,因為擔心轉型後可能對自己造成的損失。

這個邏輯弔詭的地方在於,財富分配越不均的地方越有重分配的需求,更需要民主體制來進行重分配,普羅大眾越是會表達對政體轉型的需求,但偏偏在財富分配越不均的地方,民主化越難實現,因為來自統治菁英的抗拒越大。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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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http://i.telegraph.co.uk/multimedia/archive/02847/skyline_2847979a.jpg

3. 極端財富不平等的香港9

那麼,從這個角度去分析香港,去揣測梁振英(甚至是很多跳出來說話的政商菁英)為何會反對真普選與排斥能照顧普羅大眾的福利政策,似乎就不難理解了。一直以來,香港財富分配不均等的程度在全世界一直名列前茅,且過去40年來不均等程度持續惡化。一般來說,吉尼指數(Gini Coefficient)是測量一國財富不均的指標。從0到100,0表示財富完全平均分配在每個國民身上;100表示財富分配完全不均,全都集中頂端百分之一的人身上。通常,當指數超過50時就代表一個社會極端不平等。若以吉尼指數來衡量香港,過去40年來,香港的吉尼指數從43上飆到54,整個社會走向高度分配不均等。與香港相比,同期台灣的吉尼指數雖然也是上升的,但是僅從28上升到34,遠不及香港的不均程度(事實上,台灣與全世界相比,是屬於相對均等的社會)。就連美國,一個被認為財富分配也急速惡化的國家,2011年的吉尼指數是41,也比香港來的低。10

不僅僅是吉尼指數,若我們將家戶收入按照高低分成10等份,在2006年時,所得前20%的家戶握有全香港56%的財富,但所得最後20%的家戶加起來卻只掌握不到香港總財富的4%。約略同期,台灣前20%的家戶握有全國40%的財富,最後20%的家戶則握有全國7%的財富。兩相比較,可以約略窺見香港貧富差距之大。除了財富分配不均外,普羅大眾在97回歸後的生活經驗,普遍是房價攀升與生活品質變差11  ,既得利益階級與普羅大眾之間的經濟矛盾之深,想見一斑

在這樣的環境下,香港短期內自然很難進行民主化。雖然我們可以想見普遍港人對於民主的要求可能會越來越熱烈,但統治菁英反抗政權轉型的誘因也隨之上升。梁振英對外媒的發言很精確地傳達出他做為統治菁英、及他所代表的商業菁英的立場,因為民主的香港不僅可能剝奪他的統治權力,更可能導致資產的大量流失。

4. 結語

這篇文章並非要論證只有財富分配均等國家才會民主化。解釋民主化的途徑眾多,仍有其他因素可能造成國家的民主化(像是政治菁英內部分裂)。本文的重點,在於提供一個理解政治體制的方式,並試圖理解在不同政治體制下,利益階級與普羅大眾各自有什麼樣的偏好與彼此可能互動的方向,也藉此框架理解香港特首梁振英的立場與態度。從政治學的觀點來看,當社會財富分配越不均等,人民對於民主化的渴望越大,但卻也正因為如此,政治菁英放手答應政治轉型的機率也越低,而梁振英正是這樣的政治菁英。


  1.  延伸閱讀: 沈智新《為什麼跟政府爭取選舉權很困難?從香港人爭取普選權談起》
  2.  數字參考自: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41219/18974592
  3.  原文請參見:http://www.nytimes.com/2014/10/21/world/asia/leung-chun-ying-hong-kong-china-protests.html?_r=0
  4.  這是為什麼雖然很多國家有選舉,但並不被認為是民主國家(例如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因為這些地方的選舉並不完全符合「公平、公正、公開」的原則,很多時候執政黨會以法規限制政治競爭,以致於反對黨沒有辦法在公平的環境中挑戰現任執政者。
  5.  2003年Carles Boix出版的「民主與重分配(Democracy and Redistribution)」開啟了這一系列討論。
  6.  Meltzer and Richard在1981年有關此論點的模型化推論。請詳見:Meltzer, AH, and SF Richard. 1981. “A Rational Theory of the Size of Government.”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9(5): 914–27.
  7.  同樣的邏輯不只適用民主化,也適用民主倒退:若一個國家已經是民主體制,較均等的財富分配也會讓已經存在的民主體制相對穩定,退回制威權體制的機率較低。
  8.  延伸閱讀:

    Acemoglu and Robinson 2006. Economic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oule, Christian. 2009. “Inequality and democracy: Why inequality harms consolidation but does not affect democratization.” World Politics 61(4): 589-622.

  9.  有關香港財富分配的資訊,可參考:Chui, Lap, Tung Shong Leung, and Chun Hin Yip. Income Inequality in Hong Kong.
  10.  美國的吉尼系數參考:http://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countries_by_income_equality 
  11.   http://www.forbes.com/sites/liyanchen/2014/10/08/beyond-the-umbrella-revolution-hong-kongs-struggle-with-inequality-in-8-ch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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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民主與重分配-為何香港特首梁振英堅決反對普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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