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宥樺/澳洲國立大學博士生

 

台灣總統蔡英文在2018年1月接受三立電視台的節目「鄭知道了」的專訪,訪談中提到了中國是否會對台動武的問題。

主持人問:「你覺得中國會打台灣嗎?」

蔡英文答:「沒有人會排除這個可能性,就要看他的決策者是不是一個理性的決策者。兩岸問題,已經不是只有兩岸之間的問題,它是一個區域的問題。你從區域來考量的話,任何的理性決策者,這種開啟戰端,是不是一個選項,它自己要很小心地去斟酌。」「我想在國際政治裡面,或者在兩岸的關係處理上,任何決策都要計算它的成本,所以我才會講說,理性的決策者都會計算一下它的成本。」

 

 

蔡英文這一段話的背後似乎包含著一個假設—「在決定對台動武之前,中國領導人會/應該對這選項做一個理性的成本計算。」那問題來了,對中國領導者而言理性是什麼?

關於理性,不同的學科有不同的定義,但在社會科學中一般認為,所謂一個「理性的決策者」代表著此決策者:有充分的背景資訊,有一組固定的目標與價值,在面對不同的選項時會將這些選項依據各個選項的成本、利益、與可能性作一個偏好排序,這些排序內的選項彼此不矛盾,最後進行選擇。選項效益越高者被選中的機率越高,換言之,在任何情況下一個理性決策者所選擇的選項必然是在排序中效益最大的選項。

鑒於中國決策模式的不透明,我們沒有辦法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們到底如何決定是否對台動武,但是我們可以從過去做學者們關於中國安全政策的研究中推測他們是如何做決策。一般認為,中國領導人往往是「被某種因素推著做決定」,而非先訂定一個明確的目標並且一直向前去。至於那個因素到底是甚麼,學者們的答案約略可以分成三個類別。

首先,中國民族主義。中國民族主義對於決策者的壓力是一個近十年來非常流行的論點,主張這因素的學者們認為雖然威權政府不需要對人民負責,但是在中國的案例中卻並非如此。自1990年代的教科書改革之後,受到愛國民族主義教育的人民對於中國政府的外交政策制定有著莫大的壓力,這壓力往往限制住了政府政策的彈性,特別是針對美國、日本、與台灣議題。因此,中國對外好戰的外表下,反映的其實不是中國政府的本意,反而是為了平息國內聽眾的情緒。在此派學者中,柯林頓總統時期東亞太平洋事務副助卿Susan Shirk之論點走的最遠,她認為:「台灣跟中國國防安全無涉。關於台灣,中國領導人所說的與所做的首先都是給國內的聽眾,第二是美國,希望美國會限制台灣,最後才是台灣本身。」1

第二派的學者們傾向從政府內部角度來解釋中國安全政策做成之原因,中共黨內派系衝突與軍文關係是兩個主要的論述方向。在集體領導的體制下,派系鬥爭與集體決策問題是個經常出現的現象,結果就是領導人們往往不得不選擇一項對自身派系較有利或者對外強硬的選項。2文人領袖是否控制得住軍方的壓力也是一個因素,尤其第三次台海危機的爆發更是一個重點研究案例。大部分學者同意,自90年代開始,中國政府的決策模式從個人化走向制度化,在這轉型過程之中軍職人員在中央政治局與政治局常委的人數顯著的增加,加上六四後上任的江澤民並無如毛澤東與鄧小平的個人魅力與經驗,軍方的壓力加上江澤民的無力都是促成中國決定1996年對台動武的重要因素。3

當然,邊境安全因素絕對不可或缺,但準確地說,是中國領導人關於邊境安全的未來評估。Iain Johnston 的《文化現實主義》與Thomas Christensen「機會與戰爭」一文之論點的共通性是他們都認為中國對外動武的模式往往是基於「現在不動手,以後會更糟」 的想法, 而非領導人對於國內經濟條件是否支持與勝利是否可能的估計。4既使邊境現狀不一定對中國具有立即的軍事威脅性,但主動對外出擊反而是一種可以將逐漸惡化的現狀打向自己偏好的發展之手段。1950年的韓戰、1954與1958年的台海危機、1962中印邊界戰爭、1960年代的越戰、1969年的中蘇珍寶島之戰等等,都有這種思考模式的影子。

 

圖:2017年6月29日,蔡總統出席「國防部參謀本部資通電軍指揮部編成典禮」。圖片來源:中華民國總統府

 

事實上,若將文獻討論的範圍拉到國際關係,不少學者反而同意:理性正是戰爭爆發的根源。從宏觀的角度而言,John Mearsheimer 認為在無政府的國際結構下,國家只能依賴自己的力量生存,加上對手國的意圖往往昨是今非,因此一個理性的國家會不斷地採取侵略性政策以增加自身力量以準備攤牌日的到來。5從微觀的層次論,理性選擇學派的學者也認為其實「戰前雙方都有誘因去隱藏或蓄意扭曲(misrepresent)自己的真實戰鬥力量與意圖」,6因此在資訊不完全的情況下所作的理性選擇便是戰爭爆發的主因。例如:鑑於隱藏自身真正軍事能力、戰略、與戰術之必要,B國並沒有把自身真的戰鬥力量揭露於外,以至於A國認為可以輕鬆獲勝而作下了戰爭的決定,1904年的日俄戰爭正是俄羅斯低估了日本的戰鬥能力的結果。另一種可能是,A國認為B國正在誇大自身投入戰爭的意願,目的正是為了逼A國對特定議題讓步,例如:在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德國一直認為俄羅斯在吹牛。

當然,關於戰爭與理性的研究還有很多,這裡只是約略列出幾種比較普遍的解釋方向,而且這個世界的運作是由複雜的因果關係所組成的,未來事件到底怎麼發展也沒人說得準。然而,中國的決策者到底是不是理性的決策者呢?若以現存的相關文獻來回應蔡英文總統的說法,答案可能是「不太一定,因為我的理性不一定等於你的理性、你在意的成本我不一定在意。」一般人所認為的人員傷亡、經濟成本、勝利與否、與他國關係等一向並非中國領導人考慮的主因,而民族主義、派系鬥爭、軍文關係、未來的安全前景等才是,對中國領導人來說那才是理性選擇。


 

  1. Susan L. Shirk, China: Fragile Superpower: How China’s Internal Politics Could Derail Its Peaceful Rise (US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187.
  2. Kenneth Lieberthal, “Domestic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in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in the 1980s, ed. Harry Harding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Kenneth Lieberthal and Michel Oksenberg, Policy Making in China: Leaders, Structures, and Process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3. Michael D. Swaine, “The Role of the Chinese Military in Naional Security Policymaking,”  (Washington, D.C.: RAND, 1998), Jianhai Bi, “The Role of the Military in the Prc Taiwan Policymaking: A Case Study of the Taiwan Strait Crisis of 1995-1996,”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1, no. 32 (2002), You Ji, “Making Sense of War Games in the Taiwan Strait,”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6, no. 15 (1997).
  4. Thomas J. Christensen, “Windows and War: Trend Analysis and Beijing’s Use of Force,” in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 ed.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S. Ross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Alastair Iain Johnston, Culture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5. John Mearsheimer, “Reckless States and Realism,”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3, no. 2, (2009).
  6. James D. Fearon, “Rationalist Explanations for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9, no. 3 (1995).
中國會打台灣嗎? 中國領導者眼中的理性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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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thoughts on “中國會打台灣嗎? 中國領導者眼中的理性是什麼?

  • February 3, 2018 at 6:48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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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生命共同體

    中國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在日前記者會語帶威脅,強調:「若台灣價值是將台灣文化與中華文化割裂、對立…,這樣的價值就不是台灣之福,而是台灣之禍」,不僅顯現集權中國不尊重民主台灣的心態外,對於民主、自由、多元、開放、文明、包容、人權、法治的「台灣價值」元素,更是一無所知。

    中共政權對於「台灣價值」的思維不外乎從華人文化及漢人血統之「原生論」出發,認為台灣人的價值應該建立在與中國有形的語言文化、生活習慣或生物血緣特徵上。惟習近平主政後,不斷阻擾台灣參與國際組織及活動、利誘巴拿馬與台灣斷交、頻繁發布機艦繞台演訓恫嚇,其駐紐約公使更對美艦泊台,發表武統台灣不當言論,以及未經協商啟用M503爭議航路等,都讓中共對台「原生論」的呼喚失去吸引力。

    對台灣民眾而言,「台灣價值」就是一種很自然對「台灣」的認同或對「台灣人」的認同;與中國是一種區隔及不同,並非割裂或對立。不管早來或晚到,不同移民群體已在台灣發展出生物、文化、社會、心理上的融合,「建構」出有別於中國的台灣族群文化特徵、信仰及價值。

    根據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二○一八年一月十五日公布台灣民眾對於台灣人/中國人認同趨勢分佈顯示:自認為台灣人的比例已從一九九二年十七.六%提高到二○一七年五十五.三%;自認為中國人的比例,則從廿五.五%降到三.七%;其中在一九九五年,台灣人認同正式超越中國人認同,二○一四年兩者差距達到歷史最高。從過去廿多年「台灣人」自我認同的變化可以看出,台灣這塊土地已帶給不同時期移民豐富的情感與信仰,台灣的民主成就更超越過去的省籍情結及擺脫過往悲情的歷史記憶,並朝國家未來想像逐步形成現在台灣生命共同體的意識。http://talk.ltn.com.tw/article/paper/1174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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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ingback: 陳宥樺(2018)中國會打台灣嗎? 中國領導者眼中的理性是什麼? | 中国战略分析

  • March 2, 2018 at 12:58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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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者眼中的民族主义,对持有者而言并非一种主义,只是一种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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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ingback: 習近平稱帝?關於中共政治制度化的背景脈絡和其影響分析 – 菜市場政治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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