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險邊緣」的台灣民眾親中反美還是親美反中？

◎林澤民／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政府系教授、曾于蓁／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系副教授

 

 

※本文原發表於作者部落格、下篇連結  

 

 

中國軍機頻頻進出台灣空域，美國軍艦也在台海附近活動。近日美國拜登總統派遣特使來台與蔡英文總統會談，更與日本首相菅義偉發表聯合聲明，強調台海和平與穩定的重要性。在這台海危機看似一觸即發的時候，台灣民眾對中、美兩國的態度究竟如何？人們又是如何看待在疫情之下的對美國及對中國關係呢？

我們最近委託佛光大學民調中心做了一個電話民調，嘗試回答上述問題。民調實施期間是3月22日至3月31日，成功訪問了1076位受訪者，抽樣誤差為±3.0%；若考量對年齡和性別加權所產生之設計效應（design effect），則抽樣誤差增為±3.2%。以下報告的統計分析為加權之後的結果。

 

親中反美 vs. 反美親中

這份問卷以所謂感覺溫度計（feeling thermometer）的方式，針對受訪者對中國與美國的態度分別問了下列問題：「請問您對【中國/美國】的感覺如何？1是極壞，10是極好。在1和10之間，您覺得？」

施測結果，受訪者對中國的平均感覺溫度為4.21，對美國的平均感覺溫度為5.51，兩者具微弱但顯著之負相關。雖然對美國的平均感覺的確較好，但進一步分析顯示，除掉對中、美感覺無差別的受訪者之後，在對兩國具有不同態度的756位受訪者之中，有200位（26%）對中國的感覺溫度比對美國要來得高。

這個結果，與王宏恩利用2016年年底杜克大學台灣國家安全調查（TNSS）得到的結果相近。而吳重禮在川普任內兩度調查也顯示台灣有26%（2019）至31%（2017）的民眾認為美國對台灣「不太友善」或「非常不友善」。然而在川普已經下台，中國對台軍事威脅急劇升高之際，台灣民眾仍然有那麼多人對中國的好感超越對美國的好感，應該會讓素來認為美國是台灣忠實盟友的民眾感到詫異和不解。

我們以統計學之二元勝算對數迴歸分析民眾對中國之感覺溫度超越美國之原因，發現在控制人口、社經變數之後，國家認同及政黨認同均有顯著影響。相對於中國人認同及「都是」認同者，台灣人認同者感覺美國比中國好的可能性比較大。相對於中間選民，藍營選民感覺中國比美國好的可能性比較大，而綠營選民感覺美國比中國好的可能性比較大。此外，對民主體制的評估越高者，覺得美國比中國好的可能性越高。至於人口、社經變數，年齡、性別、族群均無顯著作用，教育程度作用微弱，只有收入有顯著作用：收入越高者，覺得中國比美國好的可能性越高。

民調另一個有趣的發現是：感覺中國比美國好的民眾中，有35%認為中國的防疫做得比台灣好。相對的，感覺美國比中國好的民眾中，只有1%認為中國的防疫做得比台灣好。

總結這些發現，綠營的親美反中政策雖然掌握大多數民眾的支持，但民眾中親中反美的力量仍然不可小覷。與先前民調的結果相比，台灣親中反美的力量是穩定的。最可驚的，它似乎不因台海情勢及中美對峙的變局而有明顯轉變。這股力量源於國家認同以及政黨認同，而認同影響事實詮釋的作用恐怕要更大於事實影響認同的作用。

 

台灣人如何看防疫？誰認同中國防疫做得好？

很多事情看似可以客觀判定的事實，但在台灣認同分歧的情況之下，客觀事實都可以有不同的判定。比如政治人物被爆求學時論文抄襲，即使拿原著來一頁一頁對照，不同黨派陣營的人都可以有不同的看法。那就更不用說像防疫成效這種牽涉廣泛的事情了。

以台灣的疫情管控而言，有人認為政府的防疫表現近乎完美是世界模範，但也有人認為政府隱匿疫情其實問題重重。再以中國疫情而言，由於畢竟不像台灣人對本地疫情那樣有充分的資訊，大多數人只能仰賴媒體報導的片段面向來認知，在評比時當會有更多「羅生門」式的分歧意見。

針對疫政評估，我們最近委託佛光大學做的電話民調便請受訪者回答了下列問題:「請問您覺得【中國大陸/台灣】在防止新冠肺炎上整體做的好不好？1是一點都不好，10是非常好。在1和10之間，您覺得？」

民調實施期間是3月22日至3月31日，成功訪問了1076位受訪者，抽樣誤差為±3.0%；若考量對年齡和性別加權所產生之設計效應（design effect），則抽樣誤差增為±3.2%。以下報告的統計分析為加權之後的結果。

由於市話民調通常會低估年輕族群的代表性，我們經由比較樣本與母體各年齡、性別組合的人數，計算出權重變數，以加權來矯正電話民調可能產生的誤差。經過加權之後的分析結果顯示台灣人絕大多數給政府的防疫表現予極高的平均分數，8.28。而他們給予中國大陸的平均分數則只有3.81，還不到台灣分數的一半。

這個結果不令人驚訝，比較有趣的是，台灣分數的標準差是1.99，而大陸分數的標準差則是2.69。兩者的差異具有高度的統計顯著性。這反映出台灣人對中國大陸防疫的評估，比起對台灣防疫的評估，的確具有比較紛雜的意見。

雖然絕大多數的台灣人認為台灣防疫成效比大陸好很多，但是也有少數人認為大陸防疫成效比台灣好。佛光民調顯示: 認為兩岸放疫成效有差異的910人當中，認為大陸防疫成效比台灣好的有70人，佔了不到7.7%（加權前的數字是9.2%）。即使這個比例很小，當世界各國紛紛讚揚台灣防疫成效時，恐怕還是會有人對於這些少數人的態度大惑不解，認為他們活在「平行時空」裡。

 

圖片來源：MEI@75

 

我們以統計學之二元勝算對數迴歸分析民眾對中國大陸防疫告超越台灣之原因，發現在控制人口、社經變數之後，主要的影響因素還是來自於國家認同、政黨認同、以及對民主體制的評估。相對於中國人認同及「都是」認同者，台灣人認同者認為台灣防疫成效比較好的可能性較大。相對於中間選民及綠營選民，藍營選民認為中國防疫成效比較好的可能性較大。此外，對民主體制的評估越高者，越有可能認為台灣防疫成效比中國好。至於人口、社經變數，年齡、教育、收入、族群均無顯著作用，只有性別有顯著作用：相對於女性，男性比較可能認為中國防疫較台灣好。

與國家認同做交叉表，台灣人認同者中只有不到2%認為中國防疫成效比台灣好，「都是」認同者中有19%，中國人認同者中有60%。與政黨認同做交叉表，則綠營選民只有不到1%認為中國防疫成效比台灣好，中間選民有3%，藍營選民有17%。

 

認同與事實認知

為什麼認同會影響對事實的認知？心理學有所謂「認知不協調」（cognitive dissonance）的理論：當人們對各種事情的態度互相衝突時，心理上會產生不協調的狀態，而因此有不舒服的感覺。為了解除這種不舒適感，人們可能會下意識地處理資訊並選擇性地調整態度，讓心理狀態恢復和諧。中國認同者接觸到關於中國的負面資訊或台灣的正面資訊時，可能會下意識地排斥或賦予不同詮釋，例如指出中國幅員廣大人口眾多，而台灣是海島，等等；同樣的，台灣認同者接觸到台灣的負面資訊或中國的正面資訊時，可能也會如此，例如說是「紅媒」惡意汙蔑，極權國家隱匿疫情，等等。這樣選擇性處理資訊避免認知不協調，就會造成認同對事實認知的影響。這種過程，也可以說是一種「防衛性的投射作用」（defensive projection）。

英國哲學家維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早期認為語言與真實相對應，而邏輯命題是事實狀態的圖像，但他晚期的語言哲學完全顛撲了這種實證主義的意義理論。晚期的維根斯坦認為語言的使用是人們互動的一種形式，他稱之為「語言遊戲」，意義並無客觀的、固定的外在對應而端視語言使用的脈絡——生活形式——而定。但維根斯坦仍然認為語言遊戲的底層有一個他稱作「基岩」（bedrock）的基礎，這基岩由一些無法證明、類似於「常識」的命題所組成。維根斯坦在他死前的最後著作《論確定性》（On Certainty）這本書中把這些命題統稱為「世界圖像」（World Picture，Weltbild），這是語言遊戲中所有規範和判斷的基礎。

認同——「我是誰？ 」——正是語言遊戲基層「世界圖像」的一部份，而且是關鍵的部份。它透過投射作用避免了個人層次的認知不協調。然而在一個認同分歧的社會中，我們就有了兩套互相不協調的語言遊戲，讓兩個族群宛如活在平行時空裡。

維根斯坦在《論確定性》書中一度把世界圖像稱作「神話」（mythology）。根據結構主義人類學者李奇（Edmund R。Leach）對緬甸高地政治系統的研究，神話的功能正是「為派系辯護」（myth as a justification for faction）。在台灣，認同的神話正是黨派之間政治語言遊戲的最後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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