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權政治之困境》導讀：另一種國家與社會關係想像

◎鄺健銘／台灣季風帶文化總編輯

 

 

※《威權政治之困境——新加坡未來政治想像》已於三民書局﹑誠品﹑博客來、季風帶、香港序言書室與閱讀時代，新加坡草根書室，馬來西亞季風帶等書店上架

 

書名：威權政治之困境：新加坡未來政治想像

作者：施仁喬、劉浩典

譯者：鄺健銘

出版日期：2021/12/31

出版社：季風帶文化有限公司

 

《威權政治之困境——新加坡未來政治想像》（PAP v. PAP: The Party’s Struggle to Adapt to a Changing Singapore）是兩位作者施仁喬與劉浩典對近年新加坡政經發展的省思。兩位作者現在都旅居香港，於香港高等學院任教。事實上，他們各自的背景，也能映照新加坡模式的不同面向，這令他們的書寫更具參考價值。

 

關於《威權政治之困境——新加坡未來政治想像》兩位作者

 

施仁喬曾經是《海峽時報》（Straits Times）記者，在新加坡政府巨大的制度影響力下，這份報章不乏親建制色彩，這對施仁喬觀察威權政治不無助益。施仁喬積極書寫，從二〇〇〇年開始，便出版首本著作《新加坡：空調國度》（Singapore: The Air-conditioned Nation），這本著以冷氣為喻，解構新加坡具舒適感的控制政治。施仁喬此後的著作，都圍繞新加坡的國家傳媒生態、言論自由乃至政治。同樣是在二〇〇〇年代，施仁喬改而投身成為學者，任教於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但他的終身制（tenure-track）教職申請屢遭拒絕，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他的書寫頗具批判性。他曾在《海峽時報》發表文章，論及新加坡政府的管治術，他稱之為「經細心調校的壓迫」（calibrated coercion），意指針對包括反對黨在內的異見者，通過立法與隱密方法施行的威權管治術。這篇評論引來新加坡政府官員的數輪回應。二〇一四年，施仁喬移居至香港執教。二〇一九年，施仁喬與其他新加坡學者共同成立評論網站Academia.sg。

劉浩典曾在新加坡政府工作逾十年。在二〇〇四至二〇〇五年間，他於新加坡政府財政部掌管財政政策制訂事務。其後與施仁喬一樣，劉浩典改而投身成為學者，並曾任教於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二〇一四年，劉浩典曾出版編著《艱難抉擇：挑戰新加坡的共識》（Hard Choices: Challenging the Singapore Consensus），議論新加坡政策，論及新加坡的貧富懸殊問題、人口政策論爭、房屋問題、社會保障制度問題等。從二〇一九年開始，劉浩典任教於香港，並不時為Academia.sg供稿。

 

《威權政治之困境——新加坡未來政治想像》的問題意識

 

圖片來源：博客來

 

二〇二〇年四月，台灣季風帶曾出版另一位新加坡學者陳思賢（Kenneth Paul Tan）的著作《新加坡模式——城邦國家建構簡史》（Singapore: Identity, Brand, Power）。在華文世界，介紹新加坡模式的著作不少，但立足新加坡本土、以此視角解構新加坡模式得與失的著作卻頗為匱乏。對讀同為新加坡學者所著的《新加坡模式——城邦國家建構簡史》與《威權政治之困境——新加坡未來政治想像》之後，讀者朋友對新加坡模式的理解定會更為立體與全面。陳思賢的著作放眼於新加坡模式與意識形態之間的關係。按其分析，新加坡模式建基於用人唯賢（Meritocracy）與實用主義（Pragmatism）等意識形態，其內政外交方略由此被形塑。受全球化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影響，新加坡模式的意識形態逐漸衍生各種本土矛盾，管治暗湧漸現。換言之，陳思賢著作的重點，在於解構新加坡模式的主要潛藏問題；施仁喬與劉浩典著作的重點，則在於描劃各種政策與制度解方，論說其必要，以助執政黨政府解決新加坡模式的潛藏問題。他們著眼的問題，主要有二：第一，歷經全球疫情洗禮，去全球化（deglobalization）由此而生，全球經濟既有模式（包括供應鏈與國際貿易）會由此而變。新加坡向來視全球為經濟腹地，未來發展不確性會由此增加，管治挑戰更大，人民行動黨政府更需尋請新管治對策。二〇二〇年大選結果所顯示的民怨，令人民行動黨政府之革新更形迫切；第二，新加坡民怨的一大來源，來自國家日益明顯的貧富懸殊階級矛盾問題，這與以市場為先的新自由主義不無關係。人民行動黨政府須重新定義其經濟與資源分配角色。施仁喬與劉浩典著作的假設有二：第一，過去人民行動黨管治有功，國家成就是其治績，未來新加坡發展仍需這種強有力政府，而且在短期內，此一執政黨政府也難以被取代，其改革只需增加問責性，賦予社會更多自由，重整資源分配方針；第二，書內的各種倡議最終是否具成效，建基於執政黨自內而外改革的善意。書內的主要倡議，包括：第一，審視新加坡現有媒體管理制度，以傳媒評議會這類自下而上方式革新制度，改善傳媒生態；第二，設立申訴專員公署，增強新加坡政府之於社會的問責度；第三，正視新加坡日益加劇貧富懸殊問題，改善新加坡的社會保障制度，減輕基層生活負擔。

 

《威權政治之困境——新加坡未來政治想像》的兩點延伸思考

 

《威權政治之困境——新加坡未來政治想像》為外界提供了閱讀新加坡政治文化頗具參考意義的一扇窗。本書值得延伸思考之處，至少有二：

第一，書內倡議具可行性？誠如上文所提，書內倡議建基於人民行動黨政府自我改革的善意。但書內也有分析，在後李光耀時代，新加坡執政黨的威權政治絲毫不減，甚至有變本加厲之疑，且以新方式示人。例如，新加坡政府以反假新聞之名在二〇一九年訂立《防止網絡假信息和網絡操縱法令》（POFMA），但兩位作者指出，此法的實效，是為政府提供新工具，阻截社會批評政府之聲。兩位作者也指出，新加坡政府更舞弄民粹力量，動員網軍，以圍堵反政府力量。此外，施仁喬亦一再強調，新加坡政府一直持有異議者黑名單，以限制其工作與發展機會。在此脈絡下，新加坡人民行動黨政府自我革新之志便成疑。新加坡獨立記者韓俐穎曾在其評論文章〈威權政治之困境：戰術和方法〉（PAP v. PAP, tactics and approaches）肯定《威權政治之困境——新加坡未來政治想像》對未來新加坡政治發展之助益，但她也直言，本書立論以執政黨的自我改革善意為基，並不太令人「耳目一新」。兩位作者事實上也有在書內提到與新加坡自由派人士的潛藏路線分歧，但他們並無對此深刻著墨。

第二，如何平衡國家與社會關係？這是更為核心的問題。本書分析的另一個延伸思考，在於我們應當如何理解國家定位，以及其與社會之關係。兩位作者肯定人民行動黨政府強有力的管治作風與治績，且認為，未來新加坡仍應以此為框架，為社會鬆綁，這是以國家為中心（state-centered）的政治觀點。

從國家理論看，新加坡模式相當接近於英國思想家湯瑪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看法。按霍布斯的理解，國家的存在價值在於：人性本惡，若缺國家，人會互相攻訐，無法合作；設立國家，便是為求穩定，以助發展，強勢國家由此被證成，但這種國家想像也易犧牲社會自由。陳思賢曾在《新加坡模式——城邦國家建構簡史》提到，新加坡模式倚重的論述之一，是國家永恆危機論。按此理論，新加坡國家細小，生存時刻受威脅，故此需要強勢政府居中，社會自由並非國家發展首重之事。

這種國家想像，與霍布斯理論頗有應和之處。兩位作者在書中認為，這種國家論述已不合時宜，問題是，他們並不完全否定人民行動黨政府的強有力作風，單憑此一政府之善意，如何為社會鬆綁，便存懸念。

 

圖片來源：Yale University

 

對於這個問題，美國政治人類學家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的研究便頗具啟發性。他的數部著作，都採用以社會為中心（society-centered）的研究視角，強調國家自上而下強勢管理的弊端，以及社會自下而上自我管理的潛能。在《國家的視角：企圖改善人類生活的特定計畫為何失敗》（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之中，斯科特分析國家漠視社會亂中有序的自理能力，自上而下強勢推行野心極大的發展計畫，結果引發災難。他在書中特別提到歐洲歷史中的財政森林案例。有別於自然森林，財政森林每處皆經過精心規劃，其目的都很一致，就是要確保森林之成長可換來最大利潤。但由於財政森林的管理過於人工，使之失去自然森林原有的生態複雜性，故此財政森林易受蟲害天災所侵。在《不被統治的藝術：東南亞高地的無政府主義歷史》（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裡，斯科特以東南亞各國間的高地住民為研究對象。按其分析，為對抗國家權力操控之滲透，這些住民的社會組織模式相當抗拒「大台」之搭建，這為政治組織開拓了新想像。於近著《人類學家的無政府主義觀察：從生活中的不服從論自主、尊嚴、有意義的工作及遊戲》（Two Cheers for Anarchism: Six Easy Pieces on Autonomy, Dignity, and Meaningful Work and Play）之中，斯科特更細膩地剖析自己的國家觀。他縱然批判國家自上而下的強勢操控，但也承認，國家有其存在價值。況且，國家並非唯一侵蝕自由的政治組織，在前國家時代，剝削自由的制度已然出現。不過，他仍然省思，政府行為會否削弱社會自理能力？

對新加坡而言，這是有關未來政治想像很重要的一個問題。陳思賢乃至施仁喬與劉浩典都在其著作提到，面對各種不確定，新加坡需增強其國家韌性（resilience），而這種韌性，則需建基於社會的自理能力。新加坡政府深明這一點，也曾倡議積極公民（active citizenship）之概念，希望民眾不會事事指望政府。不過，陳思賢對新加坡社會自理能力的未來發展未敢樂觀。他說，「新加坡公民社會已因官民力量失衡而變得營養不良」，民眾仍會事無大小依賴政府處理。於一九九〇年代末，新加坡社會曾進行實驗，成立「工作委員會」（The Working Committee, TWC），這是自下而上自我管理的民間協作鬆散組織。為免受政府規範，在成立一年後，組織便自行解散。施仁喬與劉浩典肯定人民行動黨政府強有力的管治風格，同時寄望未來新加坡社會更具生命力。兩者如何能同時共存？兩位作者對此留白，但也同時是有關新加坡未來政治想像的一大課題。

好的著作不一定會會事事留有答案，如果著作可啟發讀者掌握重要的問題意識，便可謂功德完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