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鄺健銘/台灣季風帶文化總編輯

 

 

※《威權政治之困境——新加坡未來政治想像》已於三民書局誠品博客來季風帶、香港序言書室與閱讀時代,新加坡草根書室,馬來西亞季風帶等書店上架

 

書名:威權政治之困境:新加坡未來政治想像

作者:施仁喬、劉浩典

譯者:鄺健銘

出版日期:2021/12/31

出版社:季風帶文化有限公司

 

《威權政治之困境——新加坡未來政治想像》(PAP v. PAP: The Party’s Struggle to Adapt to a Changing Singapore)是兩位作者施仁喬與劉浩典對近年新加坡政經發展的省思。兩位作者現在都旅居香港,於香港高等學院任教。事實上,他們各自的背景,也能映照新加坡模式的不同面向,這令他們的書寫更具參考價值。

 

關於《威權政治之困境——新加坡未來政治想像》兩位作者

 

施仁喬曾經是《海峽時報》(Straits Times)記者,在新加坡政府巨大的制度影響力下,這份報章不乏親建制色彩,這對施仁喬觀察威權政治不無助益。施仁喬積極書寫,從二〇〇〇年開始,便出版首本著作《新加坡:空調國度》(Singapore: The Air-conditioned Nation),這本著以冷氣為喻,解構新加坡具舒適感的控制政治。施仁喬此後的著作,都圍繞新加坡的國家傳媒生態、言論自由乃至政治。同樣是在二〇〇〇年代,施仁喬改而投身成為學者,任教於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但他的終身制(tenure-track)教職申請屢遭拒絕,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他的書寫頗具批判性。他曾在《海峽時報》發表文章,論及新加坡政府的管治術,他稱之為「經細心調校的壓迫」(calibrated coercion),意指針對包括反對黨在內的異見者,通過立法與隱密方法施行的威權管治術。這篇評論引來新加坡政府官員的數輪回應。二〇一四年,施仁喬移居至香港執教。二〇一九年,施仁喬與其他新加坡學者共同成立評論網站Academia.sg。

劉浩典曾在新加坡政府工作逾十年。在二〇〇四至二〇〇五年間,他於新加坡政府財政部掌管財政政策制訂事務。其後與施仁喬一樣,劉浩典改而投身成為學者,並曾任教於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二〇一四年,劉浩典曾出版編著《艱難抉擇:挑戰新加坡的共識》(Hard Choices: Challenging the Singapore Consensus),議論新加坡政策,論及新加坡的貧富懸殊問題、人口政策論爭、房屋問題、社會保障制度問題等。從二〇一九年開始,劉浩典任教於香港,並不時為Academia.sg供稿。

 

《威權政治之困境——新加坡未來政治想像》的問題意識

 

圖片來源:博客來

 

二〇二〇年四月,台灣季風帶曾出版另一位新加坡學者陳思賢(Kenneth Paul Tan)的著作《新加坡模式——城邦國家建構簡史》(Singapore: Identity, Brand, Power)。在華文世界,介紹新加坡模式的著作不少,但立足新加坡本土、以此視角解構新加坡模式得與失的著作卻頗為匱乏。對讀同為新加坡學者所著的《新加坡模式——城邦國家建構簡史》與《威權政治之困境——新加坡未來政治想像》之後,讀者朋友對新加坡模式的理解定會更為立體與全面。陳思賢的著作放眼於新加坡模式與意識形態之間的關係。按其分析,新加坡模式建基於用人唯賢(Meritocracy)與實用主義(Pragmatism)等意識形態,其內政外交方略由此被形塑。受全球化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影響,新加坡模式的意識形態逐漸衍生各種本土矛盾,管治暗湧漸現。換言之,陳思賢著作的重點,在於解構新加坡模式的主要潛藏問題;施仁喬與劉浩典著作的重點,則在於描劃各種政策與制度解方,論說其必要,以助執政黨政府解決新加坡模式的潛藏問題。他們著眼的問題,主要有二:第一,歷經全球疫情洗禮,去全球化(deglobalization)由此而生,全球經濟既有模式(包括供應鏈與國際貿易)會由此而變。新加坡向來視全球為經濟腹地,未來發展不確性會由此增加,管治挑戰更大,人民行動黨政府更需尋請新管治對策。二〇二〇年大選結果所顯示的民怨,令人民行動黨政府之革新更形迫切;第二,新加坡民怨的一大來源,來自國家日益明顯的貧富懸殊階級矛盾問題,這與以市場為先的新自由主義不無關係。人民行動黨政府須重新定義其經濟與資源分配角色。施仁喬與劉浩典著作的假設有二:第一,過去人民行動黨管治有功,國家成就是其治績,未來新加坡發展仍需這種強有力政府,而且在短期內,此一執政黨政府也難以被取代,其改革只需增加問責性,賦予社會更多自由,重整資源分配方針;第二,書內的各種倡議最終是否具成效,建基於執政黨自內而外改革的善意。書內的主要倡議,包括:第一,審視新加坡現有媒體管理制度,以傳媒評議會這類自下而上方式革新制度,改善傳媒生態;第二,設立申訴專員公署,增強新加坡政府之於社會的問責度;第三,正視新加坡日益加劇貧富懸殊問題,改善新加坡的社會保障制度,減輕基層生活負擔。

 

《威權政治之困境——新加坡未來政治想像》的兩點延伸思考

 

《威權政治之困境——新加坡未來政治想像》為外界提供了閱讀新加坡政治文化頗具參考意義的一扇窗。本書值得延伸思考之處,至少有二:

第一,書內倡議具可行性?誠如上文所提,書內倡議建基於人民行動黨政府自我改革的善意。但書內也有分析,在後李光耀時代,新加坡執政黨的威權政治絲毫不減,甚至有變本加厲之疑,且以新方式示人。例如,新加坡政府以反假新聞之名在二〇一九年訂立《防止網絡假信息和網絡操縱法令》(POFMA),但兩位作者指出,此法的實效,是為政府提供新工具,阻截社會批評政府之聲。兩位作者也指出,新加坡政府更舞弄民粹力量,動員網軍,以圍堵反政府力量。此外,施仁喬亦一再強調,新加坡政府一直持有異議者黑名單,以限制其工作與發展機會。在此脈絡下,新加坡人民行動黨政府自我革新之志便成疑。新加坡獨立記者韓俐穎曾在其評論文章〈威權政治之困境:戰術和方法〉(PAP v. PAP, tactics and approaches)肯定《威權政治之困境——新加坡未來政治想像》對未來新加坡政治發展之助益,但她也直言,本書立論以執政黨的自我改革善意為基,並不太令人「耳目一新」。兩位作者事實上也有在書內提到與新加坡自由派人士的潛藏路線分歧,但他們並無對此深刻著墨。

第二,如何平衡國家與社會關係?這是更為核心的問題。本書分析的另一個延伸思考,在於我們應當如何理解國家定位,以及其與社會之關係。兩位作者肯定人民行動黨政府強有力的管治作風與治績,且認為,未來新加坡仍應以此為框架,為社會鬆綁,這是以國家為中心(state-centered)的政治觀點。

從國家理論看,新加坡模式相當接近於英國思想家湯瑪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看法。按霍布斯的理解,國家的存在價值在於:人性本惡,若缺國家,人會互相攻訐,無法合作;設立國家,便是為求穩定,以助發展,強勢國家由此被證成,但這種國家想像也易犧牲社會自由。陳思賢曾在《新加坡模式——城邦國家建構簡史》提到,新加坡模式倚重的論述之一,是國家永恆危機論。按此理論,新加坡國家細小,生存時刻受威脅,故此需要強勢政府居中,社會自由並非國家發展首重之事。

這種國家想像,與霍布斯理論頗有應和之處。兩位作者在書中認為,這種國家論述已不合時宜,問題是,他們並不完全否定人民行動黨政府的強有力作風,單憑此一政府之善意,如何為社會鬆綁,便存懸念。

 

圖片來源:Yale University

 

對於這個問題,美國政治人類學家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的研究便頗具啟發性。他的數部著作,都採用以社會為中心(society-centered)的研究視角,強調國家自上而下強勢管理的弊端,以及社會自下而上自我管理的潛能。在《國家的視角:企圖改善人類生活的特定計畫為何失敗》(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之中,斯科特分析國家漠視社會亂中有序的自理能力,自上而下強勢推行野心極大的發展計畫,結果引發災難。他在書中特別提到歐洲歷史中的財政森林案例。有別於自然森林,財政森林每處皆經過精心規劃,其目的都很一致,就是要確保森林之成長可換來最大利潤。但由於財政森林的管理過於人工,使之失去自然森林原有的生態複雜性,故此財政森林易受蟲害天災所侵。在《不被統治的藝術:東南亞高地的無政府主義歷史》(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裡,斯科特以東南亞各國間的高地住民為研究對象。按其分析,為對抗國家權力操控之滲透,這些住民的社會組織模式相當抗拒「大台」之搭建,這為政治組織開拓了新想像。於近著《人類學家的無政府主義觀察:從生活中的不服從論自主、尊嚴、有意義的工作及遊戲》(Two Cheers for Anarchism: Six Easy Pieces on Autonomy, Dignity, and Meaningful Work and Play)之中,斯科特更細膩地剖析自己的國家觀。他縱然批判國家自上而下的強勢操控,但也承認,國家有其存在價值。況且,國家並非唯一侵蝕自由的政治組織,在前國家時代,剝削自由的制度已然出現。不過,他仍然省思,政府行為會否削弱社會自理能力?

對新加坡而言,這是有關未來政治想像很重要的一個問題。陳思賢乃至施仁喬與劉浩典都在其著作提到,面對各種不確定,新加坡需增強其國家韌性(resilience),而這種韌性,則需建基於社會的自理能力。新加坡政府深明這一點,也曾倡議積極公民(active citizenship)之概念,希望民眾不會事事指望政府。不過,陳思賢對新加坡社會自理能力的未來發展未敢樂觀。他說,「新加坡公民社會已因官民力量失衡而變得營養不良」,民眾仍會事無大小依賴政府處理。於一九九〇年代末,新加坡社會曾進行實驗,成立「工作委員會」(The Working Committee, TWC),這是自下而上自我管理的民間協作鬆散組織。為免受政府規範,在成立一年後,組織便自行解散。施仁喬與劉浩典肯定人民行動黨政府強有力的管治風格,同時寄望未來新加坡社會更具生命力。兩者如何能同時共存?兩位作者對此留白,但也同時是有關新加坡未來政治想像的一大課題。

好的著作不一定會會事事留有答案,如果著作可啟發讀者掌握重要的問題意識,便可謂功德完滿。

 

《威權政治之困境》導讀:另一種國家與社會關係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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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thought on “《威權政治之困境》導讀:另一種國家與社會關係想像

  • February 16, 2022 at 12:05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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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裁者不是精確說法 – 論李光耀與新加坡

    站在人類文明進步的層次上來看,說李光耀是獨裁者是不精確,這樣的題目
    大可斟酌。馬可仕是不是獨裁者?他是自由選舉選出來的,胡溫是不是獨裁者?
    當然不是;因為他們有江派制衡、清朝盛世是不是獨裁者?我去抄了一下:
    「 康熙是清朝最好的皇帝,失於寬厚 ,乾隆好旅行、愛山水、貪吃,也偶爾徵歌
    選色。」 這種皇帝當然不可能是個獨裁者。昭和天皇是不是個獨裁者?他的實權
    其實掌握在幕府將軍手裡 ,阿扁是不是獨裁者?當然不是,不過經濟倒退、社會
    紊亂,比獨裁統治更糟,當選更是個笑話 - 這是中國人與台灣的中國媒體說的。

    站在人類文明進展的層次上來看:李光耀不折不扣是個獨裁者;這無法以經濟進展、
    內政嚴明來掩蓋。新加坡以其獨裁的體制,之所以得以取得其人民的認可與國際的
    贊揚,其原因,首先在於他的 「 小 」。新加坡建國初期對敵對份子的打壓是無所
    不用其極的。只要夠狠,政權一旦入手,要垮很難。它的經濟只要能長期滿足人民
    的需求,內政能做到嚴刑峻法,路不拾遺,不但人民只好認同,這個體制其實也就
    成了永遠的 宗主。而這對一個較大的國家來講,恐怕在政治上難以長期維持,在
    經濟上分化也會相對更大,只可能是一頭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的 地球怪獸。

    這絕對是諷刺的!新加坡這個十八世紀體制的得以長期維持,除了因為太小之外,
    另一面不應該忘記的是,如此的由落後的政治體制而得來的進步,其實也正是依附、
    寄生於它所極力推向反對面的 「 自由民主經濟體制 」。

    引導外資設廠、資本自由流動:資本主義的那一樣不是他所吸附的奶水,更而引以
    為傲的母體?如果因為它的好是個國際標準,全球都來採用相同的體制,新加坡的
    地位會在那裡?當然也不可能成功。

    我碰到的新加坡人有幾位對其政府的深惡痛絕,令我大為吃驚,當然這可能只會是
    少數。現在的 Singaporean 在香港回歸中國之後,比起以前的香港人對台灣人是更加
    驕傲了,我的朋友差不多都有同感。馬來西亞也曾經因為馬哈迪以同樣的發展模式
    創造了馬來西亞奇跡,馬來西亞有規定人民在家裡不能脫衣服嗎?我要說的是:
    「 一個傾向收緊的機制,它只可能越收越緊。」 除非有反彈力量。如果這個機制是
    對的,顯然反彈的力量是錯的,人民當然不應該自作選擇。日後中國或許將會比
    新加坡自由,因為太大,「 制不住 」;這不是太大的諷刺嗎。

    新加坡是天高皇帝遠;三十多年前,我新加坡的朋友用一種驕傲的口氣與神情對
    我說:「 某!我們現在都自稱為新加坡人了!」 大有:華人老兄!我們就此分道
    揚鏢了的氣概。如果將新加坡置於與台灣相同的位置與場景,以新加坡認可的
    頭腦,只可能會是香港第二,李光耀及其後繼者的政治地位是需要經過中國人民
    代表大會背書、通過的。這種新加坡人 Singa-porean,如果置於與上海人、北京人
    同樣的位階,我是可以認可的,如果自認因此而與中國人有何不同,我看他是思考
    混亂,自己都不知道、說不清楚自己是什麼?要怎麼辦?要我承認你是一個有
    獨立人格的 Singaporean ,我是不敢造次的。

    李光耀是不是獨裁者,對台灣人的我來說,不是什麼問題,有關係嗎?台灣必需去
    了解的國家與地區太多了,為什麼?因為沒有國際觀?以台灣人幾十年來出國、
    回國的人數,我認為在亞洲只有日本人或許還可以比擬。我就舉不出其他例子,
    Singaporean?Chinese?中南美提幾個看看,歐美?那可是先進國家 。如果
    李顯龍才是有國際觀的,他對台灣的理解才是對的,而台灣必需在他說的那些
    規範之內活動,那台灣對誰的理解,其意義就等於 多此一舉了。

    Singaporean 不分族裔,對新加坡有熱誠的奉獻,主要來自「 認同 」。種族問題
    與對人說三道四一樣,我不喜歡去談。天要下雨,娘要嫁,自己的選擇,自己
    負責。對個人來說努力是一定要的,歡喜作 甘願受,新加坡早年不也一樣?
    新加坡的體制,對一個前瞻的台灣而言,只是個負面教材而已。實在說,這個
    國家無論在人類的文明、文化上都沒有貢獻,因為它的體質如此,它的思考也
    只會讓它如此!少來說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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