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
書名：《尋租中國：台商、廣東模式與全球資本主義》（增訂版）
出版社：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出版日期：2023/03/09
英文版：Wu Jieh-min, 2022. Rival Partners: How Taiwanese Entrepreneurs and Guangdong Officials Forged the China Development Model.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吳介民在這部啟發性的專書中，處理當代最迫切的一個挑戰：解釋中國的崛起。他的解答巧妙而創新，援引既有理論和經驗研究，同時根據長達二十五年的開拓性田野調查和精心的檔案研究，引入大量的新訊息和洞見。
如同傅高義（Ezra Vogel）的經典名作《先行一步：改革開放中的廣東》，吳介民此書也指向廣東在後毛澤東時期經濟實驗中的催化角色，這些實驗為全國經濟增長的新戰略扮演了開路先鋒。傅高義主要是訪談負責經改的中國省級官員；而吳介民的核心報導人則是台商和台幹，他們提供了許多必要資本和專業使廣東經改得以開展。大量的台商和技術人員提供關鍵的資金和製造技術，激發了廣東模式在東莞和深圳等工業中心形塑的過程。吳介民本身是台灣人，他可以從受訪者那裡獲知，海外投資者與地方政府之間的決定性聯繫，如何發源及運作的幕後故事。
那麼，為什麼以利潤為導向的台商，和以尋租為動機的中國政府機構，會認為合作符合共同利益？吳介民解釋說，這種互利關係建立在對農民工的剝削之上。農民工是來自農村的低薪移民工人，國家和資本對他們進行雙重剝削，這種剝削機制是建立在限制自由遷徙的戶口制度之上，該制度剝奪了農民工享有城市居民的權益。低工資讓台灣資本家能夠以具有全球競爭力的價格僱用優質勞動力，而戶口制度則排除了民工的城市公民身分，使國家不必提供昂貴的福利開銷。這種安排對國家和資本都十足有利可圖，讓地方政府以加工費、管理費、虛擬所有權合約等形式，向台灣投資者收取高額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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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學者已經研究了戶口制度將民工降級為二等公民，以及地方政府作為尋租與農村工業化引擎的雙重角色。但吳介民的原創性調研，從台灣人參與中國工業化的視角切入，將上述眾所周知的現象與更廣泛的全球價值鏈之間的諸多節點串連起來，凸顯台灣人在全球價值鏈的角色，並解釋他們如何獲利。他證實，台商引入廣東的全球網絡，已經鑲嵌在一個由尋租所支撐的發展治理結構之中。
雖然中國的國家機構，包括中央和地方層級，都在農村工業化進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其國家角色與早期東亞發展模式中的威權國家有很大差異。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僅更歡迎外國投資，而且其歧視性的公民身分差序政策使民工無法獲得公平的勞動報酬。因此，在台灣和韓國，工業化帶來令人印象深刻的收入平等和社會福利等成果；但在中國，這一進程卻伴隨著社會經濟不平等的加劇。村幹部和村指派的（名義上）廠長集團，構成了一個特權的收租階級，他們徵收工廠租金、土地租金、管理費、民工仲介費用等利益。
這些安排給中國政府機構帶來了巨大的財政優勢，促成廣東模式迅速擴散。吳介民追踪了廣東模式從珠三角散播到長三角工業中心上海和蘇州的過程。台商在各個區域的鑲嵌形式有所差異，但其累積效應無疑相當可觀。2010年，台灣的海外投資總額大約有85%流入中國，儘管中國官方記錄淡化了台灣的「貢獻」。吳介民說得很清楚：「若無台資，則難以想像廣東模式；沒有廣東模式，則沒有後續的中國崛起。」
當然，中國崛起需要的不僅僅是地方尋租活動。吳介民指出，這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尋租行為。」中國在經濟民族主義發展議程的驅動下，從戰略上引進外資來保護和促進國內產業發展。吳介民追溯了中央政府如何逐步採取新的工業政策，以跨越低端製造並升級新興高科技部門，最後卻破壞了廣東模式的基礎，因為廣東模式是建立在對地方加工費進行規約的正式和非正式規則的均衡之上。經過三十年努力而獲得驚人成果的世界工廠，現在被中國政府試圖建構的自行掌控的全球價值鏈（以連結到二十一世紀知識經濟）所取代，而能否成功尚在未定之天。其結果是台灣投資者和顧問大量外流。到了2018年，中國占台灣海外投資比例已降至40%，不到幾年前的一半。
今天，中國集中投資在基礎設施，牢牢抓住國有企業，對產業政策進行指令式監管，這些措施合併起來，讓中國走上了一條令許多人擔憂——假如還不具威脅性——的發展道路。然而，正如吳介民觀察，中國未來能否持續成功並非必然：「中國很可能陷入發展放緩或停滯」。在習近平的「中國製造2025」計劃下，構建一個由中國自己掌控的高科技供應鏈，以取代全球價值鏈的野心勃勃的企圖，很可能反噬自身。迄今為止，中國的尋租發展路徑已經挑戰了傳統經濟發展理論，其未來走向難以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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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未來局勢如何演變，吳介民對過去四十年中國經濟進展的深刻分析，將成為解釋中國歷史性崛起的一個主要貢獻。吳介民結合豐富的民族誌細節和全面的理論架構，將國際連結和地方治理網絡扣連起來，對我們這個時代一個最重要、卻最出乎預料的故事，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解釋。
中國的發展，讓西方社會科學哪怕是最佳的預測，都失了準頭。中國在不到兩代人之間，從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進入最繁榮、最強大的國家之林，同時又迴避掉根本的政治改革。任何想瞭解箇中原委的人，都應該閱讀吳介民這部引人入勝的著作。但是，那些指望在本書找到可複製的秘訣、或可轉用的中國快速經濟成長模式的人，將會感到失望。很少其他國家可以指望像中國一樣，吸引台商和台幹提供如此高水平的資本和製造能力。更少有國家能像中國政府，對其人口實施管控的程度得以讓國家和資本如此犧牲勞工，而達到那樣繁榮的地步。
吳介民總結說，中國的層級化和不平等的公民身分差序，是自納粹德國和二戰時期日本以來，最重要的威權公民身分制度的案例。這樣一個繼續為國家和資本共同利益服務的歧視性制度，以小幅度改革來改善民工待遇和擴大民工子女教育機會，依舊無法革除這種根本的不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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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中國觀察家們通常會指出，儘管後毛澤東時代的工商階級迅速成長，但中國並沒有出現如現代化理論所預測的由資產階級驅動的民主化跡象。然而，與其因為中國沒有走上英法美等國所開創之資產階級革命的現代化道路，而把穆爾（Barrington Moore）的《獨裁與民主的社會起源》束之高閣，倒不如思索穆爾提出的讓人清醒的另一條貴族革命道路：國家與資本的鎮壓性結盟，使法西斯德國和軍國主義日本，踩著被奴役農民的背膀，迅速進行工業化。雖然中國沒有像普魯士容克或日本武士階級那樣的土地貴族，但其所謂的紅色貴族（由共產黨革命者的後代組成，例如紅二代、紅三代），參與了以犧牲農村勞動力為代價的國家和資本結合，這種結合模式與德日案例之間，展現了令人不安的類似性。即使中國目前已經超越了台資與地方官員結盟的廣東模式，但資本和國家利益交織的情況仍在持續。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震天價響，對國內少數民族殘暴對待，日益強硬的對外立場，中國經濟崛起後的行為表現，何以在全球引發焦慮便不難理解。不論將來局勢發展，中國崛起的基礎都需要嚴謹的學術分析。吳介民這部關於中國尋租發展型國家的起源和迭代演變的專書，既深思熟慮又發人深省，是一本不可或缺的指南。
（本文作者為哈佛燕京學社社長，哈佛大學政府系講座教授。本文由吳介民翻譯，裴宜理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