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詠翔／東吳大學政治系學生
在318運動十二週年的這一天，東吳大學政治系傅正民主研究中心舉辦了一場太陽花運動週年座談，邀請兩位具有豐富實戰經驗的政治工作者，分享她們在台灣與香港社會運動後，如何透過智庫研究、國會助理工作，甚至投入選舉，持續推動民主實踐的歷程。
本次講座由東吳大學傅正民主研究中心主辦，東吳大學政治系陳方隅老師主持，邀請前民進黨發言人及立法委員參選人謝子涵，以及目前於東京大學擔任研究員、曾任職於香港立法會的唐若凌，共同探討當代政治工作者在社會運動、地方政治力量與國際地緣政治的夾縫中，從街頭抗爭到制度內磨練，是如何尋找持續前行的路徑。
從國際視野走進地方政治：一場人生超展開的政治RPG
「人生就是一連串的超展開。」謝子涵以此總結她過去十年的政治參與。她的政治啟蒙並非開始於台灣街頭，而是大三時前往日本大阪參加的外交部研修計畫。在日本期間，她觀察到日本如何透過政策的公眾外交與社區教育的力量，翻轉戰後的負面形象，並從地方經驗學習利用藝術與設計讓凋零的離島（海士町）重生。回到台灣後，她把這份力量轉化為行動，並且開始研讀國際關係，進而思考台灣如何借鏡日本經驗推動外交政策。
「此時此刻是未來，我皆為臺灣而活而努力守護民主。」這是謝子涵在太陽花運動時期寫下的一段話。太陽花運動是她第一次參加社運，在當時她當上了輔仁大學的聯絡人，從那刻起立志成為守護台灣民主的人。對謝子涵而言，雖然「守護民主」一詞顯得抽象，但她更希望在身為台灣人的歷程中，尋找一種既讓自己感到舒適、又能實質有所貢獻的實踐方式。
然而，她的政治之路並不是一帆風順：謝子涵分享了她在外交部實習時，親眼目睹官僚體系的固定作業程序和一些繁文縟節，讓她一度感到挫折，轉而赴日研究「地方創生」政策。
2016 年，謝子涵進入立法院，擔任不分區立委余宛如的助理，負責青年與創新創業相關議題。憑藉委員的專業背景，她與團隊嘗試突破傳統政治形式，將辦公室打造為「新創辦公室」，透過直播、數位工具與開放參與，讓政策溝通更加透明。在這段期間，她積極串聯創業社群、公部門與國際資源，舉辦座談、公聽會與政策對話，並邀請企業與意見領袖共同參與，推動創新政策理念與政策修訂。同時，她也參與國會外交，接待國際人士與外商代表，透過跨國合作與活動連結，讓台灣在全球的創新產業中被看見。
其後，她前往日本進行為期半年的政策研修，在東京的政策研究大學專注於「地方創生」議題，透過實地走訪與深度訪談，觀察日本如何以長期政策推動地方轉型，從城市再生、人口策略到產業創新，因此累積豐富地方創生經驗與國際視野。2018年，隨著時任賴清德院長推動地方創生政策，她受邀分享研究成果，意外開啟進入政黨體系的契機，隨後加入民主進步黨，從事發言人與青年事務的政治工作。
直到 2023 年，她受徵召回到故鄉台中潭子、大雅、神岡與后里，挑戰資深立委楊瓊瓔。在短短 180 天的選戰中，她面對的是根深蒂固的地方勢力，以及「人情義理」的巨大考驗。她提到，對手已在地方深耕三十餘年；當她出生時，對方就已是國大代表，甚至其助理團隊規模也是她的數倍大。
在選戰初期，她以「30 歲對上 30 年從政經歷」的世代差異作為鮮明對比，並以「地方創生」、「國際議題」等政策主張逐步塑造自身形象。然而，隨著選戰進入後期，對手長期累積的「政治產業鏈」與深厚地方動員能力開始發揮作用，對一位空降的年輕候選人而言確實難以撼動。不過，謝子涵也提到她的參選確實帶給對手楊瓊瓔不小的壓力，因為在選戰最後階段，對手甚至透過擦喪家冰櫃等方式，以鞏固地方鄉親支持。
儘管最終未能勝選，她仍強調：「只要願意站出來，每一個人都可以成為自己的英雄。」並將這段歷程寫成《參選那一天》一書，整理出 37 個如同政治 RPG 般的任務清單，回饋給未來有志投入政治工作的年輕人。
謝子涵的政治參與之路，從國際交流出發，走進立法院，投入政策研究，最終以「地方創生」與「國際外交」的專業，帶著年輕與拼勁投身政黨政治。她認為：「唯有實際理解政治權力的運作方式，甚至親身投入選舉，才能真正掌握政治的本質。」未來，她也計畫投入政治教育與公共參與推廣，持續拓展影響力以及倡議更好的公共政策。
從香港到東京：政治參與的另一種延續
唐若凌的政治參與伴隨著香港民主體制而更迭。她的政治啟蒙始於 2014 年的雨傘運動，當時 19 歲的她是抗爭現場的參與者。其後，第一份工作是進入傳統媒體，透過拍攝香港「世代政治」，觀察並記錄不同世代的政治參與，也因此逐漸接觸政治人物，開啟走向政治工作的道路。
唐若凌回顧香港的政治光譜，從建制派、泛民派到雨傘運動後誕生的「本土自決派」，展現出香港人民對主權與民主的不同想像。長期以來，香港立法會分成親北京的「建制派」與支持香港民主發展的「泛民派」。然而，雨傘運動後也催生「本土自決派」；其中「自決派」主張香港人有權投票決定香港命運，「本土派」則更激進地討論香港獨立的議題。唐若凌所屬的「香港眾志」即屬於自決派，她主要的工作是負責推動國際連結，讓國際社會關注香港除了金融繁榮外的政治與人權現況。
到了2019 年的反送中運動，香港展現極大的民意能量，全香港幾乎有三分之一的人口走上街頭。在該年的區議會選舉中，民意的力量轉化為實體席次，非建制派從 125 席暴增至 388 席，建制派則從 299 席驟減至 59 席，非建制派在該年的區議會選舉中取得翻盤式的勝利。
然而，2020 年《國安法》的實施讓一切戛然而止。
同年，包括香港眾志在內的許多政黨與組織被迫解散，大量參與的政治人物入獄或流亡。隨後參與民主派初選的參與者也遭到大規模逮捕。2021年，香港立法會選舉更呈現建制派 89 席對非建制派 1 席的絕對壟斷。唐若凌形容這是一種對於「心理韌性」的考驗，她因此被迫重新建構社交圈與生活。2022 年，唐若凌移居東京，「之所以選擇日本，是因為日本與台灣是東亞區域內，唯二與中國及香港沒有引渡條例的地方。」目前，唐若凌在東京大學及多個國際智庫擔任研究員，專注於中國的認知作戰、經濟脅迫與安全戰略研究。
此外，針對「今日香港，明日台灣」的說法，唐若凌認為兩者雖然在地緣戰略上有類似位置，但法律戰與軍事層次有顯著差異。「因為我當時已經覺得可能我們香港的民主不會活這麼久（最後也的確沒有活那麼久），所以我就覺得就需要衝吧，因此就進入這個大政治的世界。」她亦提醒台灣，中共的侵擾以及對台灣的威脅更多是「認知作戰」與「政治脅迫」，警惕台灣人不要對此感到「習慣」，因為「憤怒」往往是守護民主、不讓社會走向麻木的重要力量。
政策有用嗎？在人情義理與理性論述間的掙扎
在 Q&A 時間，與會者討論「選民是否在乎政策」的核心問題。
謝子涵直言，許多政治前輩會認為「政策最沒票」，但在她的選戰經驗中，政策白皮書是論述最重要的基礎。當對手批評新人沒料時，政策就是防禦與攻擊的基本證明。她提到，雖然推行社會住宅或地方創生理念常面臨選民的不解，但透過國際之間的案例，可以增加政策的可信度與說服力，甚至也會影響選民對候選人形象的看法。
「對2014年之後的香港來說，因為政治影響每天的生活，所以2014年以後的所有選舉都變得非常重視政策（不過現在已經沒選舉了）。對於當時香港人來說，大家就是很看政策與政綱，所以也有年輕的候選人順利當選。」唐若凌則觀察，香港在 2014 年後，政治議題已直接影響人民的日常生活，選民非常看重紮實的政綱。
「有夢就去追、大家都是民主的孩子。」
正如謝子涵所言，政治工作雖充滿挫折與無力感，但守護台灣民主需要每一代台灣人彼此鼓勵、持續接力。唐若凌也強調：「無論參與的規模大小，只要願意站出來，就是一種改變。」兩位講者皆提醒政治系學生——民主不是理所當然的資產，而是需要持續辨識與守護的過程。
最後，主持人陳方隅老師總結：政治工作從來不是一蹴可幾，都是要靠許多扎實的實務經驗累積。政治不只是理性政策攻防，更包含「超人式」的雜務處理與高壓挑戰，尤其女性在保守政治環境中所需要付出的代價往往會更高。在318運動的週年，我們必須更加認識台灣政治的發展動態，認識到我們的政治體制是怎麼樣的運作，認識許許多多認真的工作者，並且我們要繼續在自己的領域耕耘與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