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紀行》推薦序：讓我們一起走向未來文明的備忘錄

◎沈榮欽

《台灣紀行》是司馬遼太郎《街道漫步》系列第四十集，距離中文版首次在台問世已經二十六年，但出版引發的震撼，至今仍迴盪在東亞諸國。

一九九五年《台灣紀行》初版時，中國人口為台灣的五十六倍，但國民生產總值僅為台灣的二點六倍；中國人均所得不過六百零九美元，僅有台灣人均一萬三千一百一十九美元的百分之四點六。中國經濟已經從八九年天安門事件的陰影中走出，經濟成長率高達百分之十點九，但是台灣也有傲視同等收入國家的百分之六點五，完全並不遜色。全球剛自九○年代起的下滑經濟中復甦，世人普遍樂觀，即使連年受到經濟衰退影響的東歐與俄羅斯，也開始對未來滿懷期待。九○年代的不景氣對台灣的影響甚微，仍以年均百分之七以上的速度成長，薪資伴隨經濟成長而高升，市面財經雜誌的預測清一色高度樂觀，台灣人對未來充滿希望。

與經濟榮景相對的，則是兩岸關係的變化與社會的不安。一九九四年商周文化出版新黨作家鄭浪平的《一九九五閏八月》，預言中國人民解放軍將於一九九五年武力進犯台灣，成為當時最暢銷的書籍，儘管內容並不正確，但是卻反映出台灣人民對中國軍事犯台根深蒂固的恐懼，即使是穿鑿附會的謠言，也能夠在社會上引發軒然大波。台灣人在享受經濟繁榮果實的同時，內心仍隱隱對外來威脅感到不安，進而對腳下的土地產生徬徨。

一九九四年在中國浙江省杭州市發生千島湖慘案，載滿台灣旅客的「海瑞號」觀光船遭到三名劫匪搶劫縱火殺人，船上二十四名台灣觀光客與八名中國船員均遭殺害。中國第一時間以「火災」企圖掩蓋的態度引發台灣不滿，由於兩岸對於刑事案件、新聞自由與政治態度的差異，引發了各種衝突。總統李登輝嚴詞批評中共政權「不講道理」，處理行徑猶如「土匪」，既「不負責任也對不起人民」，缺乏「主權在民」的觀念。

千島湖慘案成為兩岸關係的轉捩點，事發之後，根據「政大選舉研究中心」隔年的調查，台灣民眾認同自己為「台灣人」的比例首度超越「中國人」認同，此後兩者差距逐漸擴大，再也無法回復。

一九九五年李登輝總統訪問母校康乃爾大學，並演講「民之所欲，常在我心」，成為首位出訪美國的總統，在國際獲得高度評價，並贏得隨後的總統大選，但也成為一九九六年中國飛彈演習，造成台海危機的原因之一。

明白乎此，便不難理解為何當時司馬遼太郎出版的《台灣紀行》受到如此廣大的矚目。李登輝在書中與司馬遼太郎對談〈生在台灣的悲哀〉，觸及台灣最敏感的地位問題，這或許是戰後台灣首度有元首完全以台灣視角發言，李登輝不僅以〈出埃及記〉暗喻要帶領台灣人建立新時代，更以國民黨主席身分觸及國民黨是「外來政權」等敏感話題。但是李登輝的視野不止於此，他清楚指出「中國」一詞的曖昧性，以及台灣種族文化的異質和豐富性，為建立新文明國家的基礎。

李登輝波瀾壯闊的發言，對於當時國民黨與新黨的權貴與保守派，無異於晴天霹靂。面對千島湖事件後，台灣人首度超越中國人認同的處境，加上即將舉行的首次民選總統，象徵著從中國來的權貴基礎的「法統」也將隨之而去，這些人產生空前的危機感，趙少康在一九九四年的台北市長選舉中，更是狂熱地販賣「中華民國亡國論」；在這種背景下，《台灣紀行》的發行立刻成為一個重要的社會現象，它是各種力量交會的象徵，新舊時代交替的符號，在生機勃勃的台灣，它暗喻著未來無限的可能。

司馬遼太郎於一九九三與一九九四年來台灣為《台灣紀行》採訪時，正好捕捉到這種時代轉變的氛圍，他追溯日治時代八田與一、乃木希典、兒玉源太郎與後籐新平與台灣的羈畔，也記述沈乃霖、柯旗化與「老台北」等台灣士紳的言行，還論及蔣介石、蔣經國等國民黨人士的統治、荷蘭與西班牙人佔領「無主之地」台灣，以及清朝與明鄭的歷史，甚至連原住民以及台灣的俳句詩人也未曾遺漏。雖然並非專業歷史學家，但是司馬遼太郎透過這些訪問隨筆，從歷史、人文與政治，引領讀者至何謂國家與文明的大哉問。

如今《台灣紀行》也像司馬遼太郎筆下的人物一樣，本身就成為台灣歷史的一部分。不過二十六年之後，斗轉星移，無論是李登輝先生或是作者司馬遼太郎均已仙逝，今日再版《台灣紀行》的意義為何？

一九九五年《台灣紀行》出版時，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改為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正式成立。昔日允許李登輝總統訪美，並於台海飛彈危機時，派遣「獨立號」與「尼米茲號」兩艘航空母艦戰鬥群赴台海遏止中國犯台野心的美國總統柯林頓，於二○○一年允許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台灣也於次年加入。

藉由世界貿易組織所享有的優惠，與世界市場的開放，中國經濟快速崛起，一九九五年國民生產總值僅為台灣二點六倍的中國，到了二○二○年已達台灣的二十三點三倍。二○○八年歐美發生全球金融風暴，中國卻因北京奧運的成功以及遏止金融風暴的發生，而自信爆棚。台灣的經濟卻開始陷入低成長時期，停滯的薪資、高漲的房價加上媒體的唱衰，台灣人對經濟未來轉趨悲觀。

但是再一次的，台灣人的經濟信心與政治信心背道而馳。相較於經濟低迷，陳水扁於二○○○年接替李登輝成為中華民國第十任總統，完成罕見的威權國家政權和平移轉；並延續李登輝的濫觴，完成軍隊國家化。台灣的政治不再狂熱激越，民主制度日趨成熟。同時教科書也不再倡導虛幻的舊中國認同，改以台灣文化為主體，客家電視台於二○○三年成立，原住民族電台則於二○○五年成立；台灣越來越接近司馬遼太郎於《台灣紀行》中所期許的文明國家。

自一九九五年台灣人認同的比例首度以百分之二十五超過中國人認同的百分之二十點七之後，到了二○二○年，台灣人認同比例已經增加到百分之六十四點三，遠遠超越中國人認同的百分之三點二。無論在主體性與制度自信上，台灣都較一九九五年時有長足的進步。

二○一二年習近平上任後，從「一帶一路」、「中國製造二○二五」、軍機擾台到南海軍事化，中國對內的高壓統治與對外的軍事經濟擴張，引發亞洲鄰國的不安。拒絕執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承諾、無視國際法庭判決與片面撕毀《中英聯合聲明》，對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形成一大挑戰。二○一八年美國總統川普對中國發動貿易戰，最後演變為雙方在經貿、科技、金融與軍事上的全面對抗。

台灣固然在軍事與外交上，承受中國更大的壓力，邦交國不斷被中國挖角，認知戰無日不有，但是卻弔詭地在民主國家的國際潮流之中，取得更為有利的國際地位。台灣不僅在半導體的發展，成為新興國家的典範；在防疫的表現上，更成為民主國家的標竿。

準此而言，此刻重新出版《台灣紀行》，不光是歷史經典的復刻，更提醒台灣國人，我們接下來要做的，不限於政治清明與經濟發展，更要建立台灣人的歷史觀與文化，全面打造新文明國家。因此《台灣紀行》不僅是回首來時路的提醒，更是走向未來的感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