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宏恩/內華達大學拉斯維加斯分校助理教授、陳方隅/美國密西根州大政治所博士候選人
Wang, Austin Horng-En, and Fang-Yu Chen. 2019. Extreme Candidates as the Beneficent Spoiler? Range Effect in the Plurality Voting System.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72(2): 278-292.
在一場選舉當中(尤其是在單一選區,只選出一個人的狀況下),如果出現了一位立場比較鮮明、在光譜上面比較極端一邊的候選人,將如何影響選舉結果呢?對於主要大黨來說,該怎麼面對這樣的「側翼」對手?他們會把立場比較鮮明的選民都給吸走嗎?若從現實生活的例子來看,我們要怎麼解釋2016年大選時,民進黨選擇在立法委員選舉跟被認為是光譜上「同一邊」的時代力量合作,不怕被搶走選票嗎?
如果我們用政治學傳統上的「空間理論」來解釋的話(請見這篇以及這篇菜市場文),一個立場比較極端的政黨出現,自然而然就會吸引走立場比較極端的選民,所以說同一側的主要大黨的選票就會減少了。真的是這樣嗎?本文作者決定來挑戰這樣的傳統看法。
本文兩位作者假設:當一個立場比較極端的政黨出現時,有時反而會有利於同一側的主要大黨。這樣的假說以及研究源起是來自於「基進側翼」。他們原本是民間團體,後來在2014年時投入地方選舉,在2015年時登記立案成為全國性政治團體,隔年改名為「基進黨」,現任黨主席為陳奕齊。他們在政治立場的主張方面,正如其中文與英文名稱所示,認為自己是在統獨光譜上的基進(radical wing)位置,也就是屬於比較非主流的立場。最近在高雄的選舉當中,幾位在網路上爆紅的人物例如陳柏惟(影片參考。報導),就是代表基進黨參選議員。
圖為政論節目「新聞追追追」的片段。來源:基進黨
理論背景
我們在做選擇的時候,除了選項本身之外,有怎麼樣的替代選項其實也是會影響決策的重要因素之一。例如,當兩件物品在做選擇的時候,這兩個物品是你考慮事情的「端點」,但如果加入第三個物品進來,這時端點就改變了,即使原本的兩個物品並沒有改變,人們對它們的看法也會有所不同,這個被稱做Range effect。在一個很著名的消費心理學實驗當中,研究者給一群受訪者挑選禮品,看是要五塊錢現金還是一支看起來不錯的筆,大約36%的人選擇拿筆;在另一組受訪者當中,研究者給他們選同樣的五塊錢現金、一支看起來不錯的筆,然後加入一個很醜的筆選項。結果,即使這支看起來不錯的筆跟另一組人看到的是同一支筆,但選擇拿這支筆的比例立刻上升10%,將近一半的人選擇拿這支筆。這被稱做是「避免極端效果」(Extremeness aversion effect),也就是說,一般人通常會傾向於避免選擇極端的選項,而會給中間的選項多一點加分。
現實生活當中的例子可以從美國總統初選來看。Hilary Clinton在2015年12月的時候,Morning Consult上的一份民調顯示她在「中立選民」當中大約獲得49%的支持(美國的民調通常會問選民是支持民主黨、共和黨,或者是中立選民),但是一個月後這個數字大幅上升到57%,這段時間就是Bernie Sanders打破各方眼鏡、以黑馬之姿躍上初選舞台的時候,他代表的立場就是在自由派與保守派光譜上,比較極端的社會主義那一側。我們認為其中一個原因很可能就是「避免極端效果」的出現,讓選民對Clinton的評價有所改觀。
我們的研究假設如下:
- H1:極端派加入選舉會使同側的中間派被視為更中間。
- H2:極端派加入選舉不影響另一側的候選人。
- H3:極端派吸引極端選民,但也使中間選民更支持同側的溫和派。
需特別注意的是,此處的極端和中間都是指同一個政策光譜上的位置,並沒有好與壞之分。要測試這樣的假說,我們必須假設選民在選擇候選人的時候是會去考慮候選人在「同一個」政策立場上的光譜位置,例如統獨的光譜,或者保守與自由的光譜。台灣政治是一個非常好的測試場,原因是「統獨議題」(或說,對中國的態度)至今仍然是最重要的一個影響因素,尤其是全國性的大選,「有效議題」的總數不會太多,用台灣來測的話可以很確定統獨議題是大家都明瞭的一個最重要的議題光譜。(可參考菜市場文:《The Taiwan Voter》台灣選民)
研究設計
為了測試基進側翼假設,我們採用「問卷實驗法」的設計(關於實驗法,可參考這篇菜市場文)。所謂實驗方法,就是用隨機分派的方式,把受試者分到不同的組別,每一組接收不同的刺激(treatment),然後再比較不同組別當中,受試者展現出來的態度差異。做實驗的重點,在於觀察實驗組跟對照組之間的差異。假如接受刺激的實驗組跟沒有接受刺激的對照組之間的行為有顯著的差異,我們就可以說這個刺激是有效果的。因此,實驗設計的重點與優勢在於去測量這個刺激。
在問卷中,我們將受試者隨機分派到三種不同的問卷:對照組看到的是一位國民黨候選人與一位民進黨候選人;實驗組有兩個,其一是一位國民黨候選人、一位民進黨候選人,再加上一位新黨候選人,另一組實驗組是把新黨候選人換成台聯黨候選人。
上圖為出現統派極端候選人的實驗組所看到的選舉公報。
在每位候選人方面,我們盡量控制讓所有的條件都一樣,例如圖片都是中年大叔穿西裝樣子,年齡相近,出生在南部,學歷都是私立大學金融相關科系,然後政見的前面幾點關於青年、住宅等政策都是類似的。最不同的地方在於對兩岸政策的態度。國民黨和民進黨的兩岸政策政見,呈現出來是偏向中間與現狀的。新黨候選人的兩岸政見是完全義正辭嚴地反台獨、促成統一;台聯黨則是要趕快促成獨立。為了更貼近真實,我們截取了實際出現在各黨黨綱或主張當中的用詞。
我們在PTT上面發放問卷連結,並且讓受試者隨機分派到這三個不同的組別當中。在2016年三月間一共蒐集到426個樣本。(這樣的樣本在人口特徵方面當然是不具備全國代表性,不過這也是大部份實驗法文章的特性之一。另外,我們在期刊文章當中另外做了針對美國自由派與保守派的同樣實驗設計,此處先暫時省略。)
研究結果
在對照組以及兩個實驗組當中,我們請受試者看完選舉公報之後,在一個0-100的光譜上定位所有候選人的統獨立場位置,由左至右,0代表傾向統一,100代表傾向獨立。實驗結果基本上是驗證了我們的假說。在國民黨與民進黨候選人對決的狀況下,受試者分別把兩個人的位置定位在31.5以及71.5(中位數)。
實驗組1:在台聯黨候選人加入的狀況下,人們將其定位在95.5的位置;跟對照組當中同樣一位政見內容的民進黨候選人,在這一組當中卻是被定位在65分的位置,顯著低於對照組當中的71.5分,而另一側的國民黨候選人位置並沒有顯著改變。
實驗組2:在新黨候選人加入的狀況下,人們將其定位在3分的位置,跟對照組當中同樣政見內容的國民黨候選人,統獨立場被評為38分的位置,顯著高於對照組當中的31.5;而另一側的民進黨候選人被評為74分,跟對照組沒有顯著的差異。
我們的前兩個研究假設基本上是成立的:1、極端派加入選舉會使同側的中間派被視為更中間;2、極端派加入選舉不影響另一側的候選人。
至於第三項研究假設,我們則是分析了受試者自己在統獨立場上的定位,並把受試者依其在光譜上的位置分成四大類:極端統、溫和統、溫和獨、極端獨。我們的發現是,當極端候選人出現時,會增加同側溫和派願意投票給溫和派候選人的機率,並降低同側極端派選民支持溫和派候選人的機率。所以說,如果要分析極端派候選人如何影響到選舉結果的話,我們必須要去算一下同側的溫和派以及極端派選民的比例佔多少。在同側溫和派選民的比例達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即使同側出現一位極端派的候選人分走了極端派選民的選票,但是在溫和派選民當中,反而是會幫助溫和派的候選人(通常是大黨候選人)獲得更多的支持。
小結
不同政策立場的候選人加入選舉競爭時,會讓既有的選項數目改變,而人們則是會根據選項之間的比較去做考慮。只有兩位候選人的時候,跟加入第三位甚至第四第五位候選人時的考慮會是不一樣的,即使中間派的候選人還是同樣的候選人,但跟其他人相比之下,選民對這位候選人的觀感還是會變得不一樣的。
我們認為,這可以「部份」解釋為什麼民進黨在2016年選擇跟時代力量合作,反而還達成該黨史上選得最好的一次立委選舉。蔡英文總統在2012年和2016年的兩岸政策以及相關主張,大致上是沒有差太多的,同樣的,國民黨候選人朱立倫的立場和12年的馬英九總統應該也不會差太多,但不少人們在12年時認為蔡英文的立場還不夠中間、太過極端,在2016年許多選民卻覺得蔡英文的兩岸政策很溫和(在2016年「國家安全調查」裡,有六成選民對蔡英文的兩岸政策感到安心)。我們認為,部份形象鮮明的小黨出現,可以讓同側大黨的立場被視為更中間。
圖為總統大選辯論會的畫面,2015年12月27日。
當然,本研究也是有很多研究限制有待後續繼續精進。實驗法本身的「外部效度」當然是一個(在假設情境、有限的樣本數當中,要去推論真實世界的情形),我們計劃要實際在不同選區當中去蒐集更多資料;我們也必須假設選民真的是有接收到小黨的立場訊息,例如本研究一開始被啟發的案例是基進黨,但他們在全國的曝光程度不高,不見得能夠影響到選民決策,後來比較適合拿來的案例變成了曝光度較高、也成功取得國會席次的時代力量。
同時,我們的理論要成立,必須假設人們可以把政黨們都放到同樣一個政策立場光譜上面做考量,這在台灣的全國性範圍選舉是合理的假設,因為兩岸關係一直都是最重要的影響因素,但是地方層級選舉可能就不盡然如此了。尤其,選舉制度的考量也是很重要。我們的論文題目當中有一個pluraity system,意思是說這樣的效果只會出現在「多數決」的選舉區,也就是每個選區選出一個人的狀況。像是在2018年十一月底要舉行的地方選舉,各地民意代表的選區都是複數選區、每個選區選出多於一個人,那麼狀況就會更複雜了。
最後,我們希望能得到更直接的資料來解析:大黨們到底如何看待所謂的側翼小黨呢?什麼時候會跟他們合作?另個角度來看,小黨們的發展路徑該是怎麼樣比較好呢?該往光譜的兩端,還是往中間才能夠獲得最多選票?這些都是很值得繼續探討的研究問題。
延伸閱讀:
發表過程當中遇到兩篇新出刊的研究:
- Simonovits, Gabor. 2017. “Centrist by Comparison: Extremism and the Expansion of the Political Spectrum.” Political Behavior 39:157–175.
- Waismel-Manor, Israel, and Gabor Simonovits. 2017. “The Interdependence of Perceived Ideological Positions: Evidence from Three Survey Experiment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81 (3): 759-768.
請問若是以姚為較極端的候選人,台北市市長選舉可以適用這個假說嗎?
蚊子不算極端的人,像是DPP品牌下不得不推出的產品。但若從本篇文章而言,或多或少應該也有直觀上的影響,但影響選擇的可能還有諸多因素,如政黨支持、政策利益等因素。
good article
無意間翻到部落格文章,想到一個問題請教。
文章這個實驗在行為經濟學的書中看過。
以不分區來說好了,假設有個政黨光譜切在藍綠之中,不藍不綠,又藍又綠,藍的說他綠,綠的說他藍,黨徽選個Tiffany藍…
那麼結果會怎麼樣?給的答案或許明年可以驗證?
在單一選區之下,不管是小藍小綠不藍不綠又藍又綠,小黨就是比較難獲得選票,這是杜瓦傑法則所預測的(大部份狀況下都會成立)
在不分區之下,這就複雜很多了
因為投票行為百百種
這裡的變因非常多
例如人們怎麼看,小黨自己怎麼定位,有沒有提出夠強的候選人,領導人的魅力怎麼樣etc
實在很難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