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宏恩/內華達大學拉斯維加斯分校政治系助理教授

 

 

 

圖片來源:CNN

 

自從武漢肺炎疫情在去年三月爆發以來,至今一年在全世界已經奪走超過三百萬條人命。各國的政府推出了各式的防疫政策來圍堵疫情,而病毒以及各種政策也全面改變了人們的生活。在經濟面的衝擊自然不說,許多行業被迫歇業或轉行。既然政治是眾人之事,而病毒影響了每一個人,那麼政治跟肺炎疫情之間的關係是什麼呢?

假如從政治科學的角度來看,疫情跟政治之間的相關研究可以分成兩種不同的方向,互為因果。第一類,是政治如何影響疫情以及各種防疫措施。第二類,是疫情如何影響了民意,最後反映在政治事務上面。而在研究取向上,過去這一年的上千篇政治與疫情有關的文章中,有一半主要是針對民眾、而另一半則是針對政治人物上的討論。

 

政治如何影響政策的制定和實行

 

圖片來源:WBKO

 

首先就政治影響疫情來說,從去年三月各地政府實施各種防疫政策以來,民眾對於這些防疫措施的遵守程度,就很大的受到了政治的影響。Painter and Qiu (2021)追蹤了美國民眾在宣布居家隔離禁令後的每日手機移動距離、以及美國民眾的信用卡消費,發現民主黨執政州的民眾,在宣布居家禁令後更常待在家、而且更常線上消費;相較之下,共和黨執政州的民眾不管是在遵守禁令、或者轉成線上消費的比例都比較低。同樣地,Ansell等人(2021)追蹤了英國、瑞典、丹麥民眾的通勤資料,也發現位在「民粹主義政黨」支持者比較多的地方,民眾比較容易違反居家禁令而跑出來。

當然,台灣的政治科學家也沒有在這一波的研究中缺席,例如中研院吳文欽、成大沈智新、台大童涵浦教授就共同合作,透過問卷的方式,發現台灣民眾對政府透明度的認知跟防疫滿意度有很高的關聯,越覺得政府資訊透明,就越滿意台灣政府的防疫表現

當然,政治也影響了上頭的政治人物。Grossman等人(2020)就發現,美國民主黨的州長,相較於共和黨的州長,會更迅速的在推特宣布居家禁令、也更早且更常在推特宣布各種防疫措施。相較來說,共和黨的州長就幾乎都會晚一步才宣布各種措施。

從這些結果來看,防疫本身就都不只是科學的,而更是政治的。

 

民意的改變

 

圖片來源:Financial Times

 

另一方面,肺炎疫情最直接的影響就是人們對環境、周遭的風險認知不同了。因為時空背景不一樣了,人們對於政治的思考自然也會不同。在武漢肺炎剛爆發時,一些前期的民意調查都顯示,人們因為追求安全,會比較傾向支持現任者,希望一個強而有力的現任者可以處理混亂的局勢,例如Bol等人(2021)針對歐洲八國在疫情前後連續三次的問卷,發現人們即使被居家禁令,但對現任者的滿意度、對民主的滿意度都提升了。

但同樣地,當人們感到不安全時,就會變得更趨保守。Rosenfeld and Tomiyama (2021)在疫情爆發前後追蹤了七百位美國選民的政治態度,發現疫情爆發之後美國民眾的性別偏見變得更為強烈,更傾向期待女性去完成女性刻板印象的事物(例如:家事),同樣的結果也出現在波蘭的民調之中(Golec 2020)。在疫情爆發的前期,人們往往民族主義(nationalism)情緒高昂,認為自己國家一定可以戰勝病毒,例如Hartman等人追蹤英國以及愛爾蘭民眾的政治態度,發現當疫情爆發後,人們的威權主義態度(意即崇尚強有力的領導者、不在乎既有法律規範)就更能影響人們的民族主義以及對移民的厭惡感。      

但變成保守的更同時,人們往往也會越依賴自己所屬群體的意見,而這些意見最終會影響到防疫的結果。舉例來說,Oceno與Yen(2021,同樣是菜市場政治學共同編輯!)就透過問卷實驗法,發現假如要說服美國少數民族打疫苗,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跟她說有多少同族的人也要去打。

然而,這些因為環境不安全而造成的政治態度轉變,會隨著疫情越拖越長而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變化。舉例來說,Hiko and Wang (2020,就是筆者本人啦!)在美國疫情爆發四個月後執行的線上問卷實驗法,發現當美國受訪者先被問到對美國本土疫情的看法後,民眾心中的民族主義程度(認為自己的國家很好、對於身為美國國民有光榮感)就下降了,尤其出現在民主黨的受訪者之中。相較之下,假如被問到對世界各地的疫情的看法,民族主義程度則沒有變。這可能跟美國當時已經被人們普遍認定防疫不力有關。

這種態度最終會轉化到選票上。Warshaw等人(2020)去年七月收集了全美各地的民意調查資料、以及收集了各地因為Covid-19肺炎而過世的人數比例,發現各選區的肺炎過世人數,會全面減少各個選區內民眾對於總統、共和黨參議員候選人、共和黨眾議員候選人的支持程度。

 

小結:民眾到底對誰課責?

 

圖片來源:ecfr

 

這些結果看起來很直觀,但假如從政治科學的角度來看,這是屬於民主課責(democratic accountability)的一個重要主題。我們都說,民眾會反映偏好到選票上,會懲罰做不好的政治人物、獎勵做得好的政治人物。但是民眾關心的事到底是什麼事?民眾記住事情的時間長度到底有多長?假如真的有做對或者做錯,民眾到底會歸罪到總統還是市長身上?過去這些研究,大多是針對天災或者是經濟成長(例如這篇菜市場文:當選舉做不到課責也做不到選賢與能,民主還剩下什麼?)。而比較晚進的研究也逐漸發現,民眾在天災發生之後,到底會懲罰還是獎勵現任者,其實是取決於現任者的表現。假如現任者做得好(所謂做得好的定義,在過去研究當中是指天災後立刻發補助、或是正確的放了颱風假),那執政者支持率反而會提高。但假如面對天災後處理不利,那滿意度下降就是必然的。從這些結果來看,民主課責的機制確實是存在的,那這次疫情跟政治之間的關係自然也不例外。

當然,因為這次疫情是全球性的,因此歸罪的問題往往也不只是一國之內的問題。舉例來說,林宣佑(Lin 2021)的研究就發現,在美國民眾的心中,假如越覺得這次疫情是中國害的,那平均而言就會越支持美國在美中外交政策上有更大的動作,例如介入南海爭議、或者提高關稅。從這些結果來看,疫情本身作為一個重大事件,跟其他政治事件自然是連動的,無論是對國內議題或者是針對國外的外交政策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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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Ansell, B., Cansunar, A., & Elkjaer, M. (2021). Social distancing, politics, and wealth. West European Politics.

Bol, D., Giani, M., Blais, A., & Loewen, P. J. (2021). The effect of COVID19 lockdowns on political support: Some good news for democracy?.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60(2), 497-505.

Golec, A., Bierwiaczonek, K., Baran, T., Hase, A., & Keenan, O. (2020). Sexual Prejudice and Concerns of National Survival in Poland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Grossman, G., Kim, S., Rexer, J. M., & Thirumurthy, H. (2020). Political partisanship influences behavioral responses to governors’ recommendations for COVID-19 preven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7(39), 24144-24153.

Hartman, T. K., Stocks, T. V., McKay, R., Gibson-Miller, J., Levita, L., Martinez, A. P., … & Bentall, R. P. (2020). The authoritarian dynamic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effects on nationalism and anti-immigrant sentiment.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 1948550620978023.

Hiko, A., & Wang, A. H. E. (2020). Out-of-Control COVID-19 Pandemic Hampers the Nationalism. Political Studies Review, 1478929920973524.

Lin, H. Y. (2021). COVID-19 and American Attitudes toward US-China Disputes.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26(1), 139-168.

Painter, M., & Qiu, T. (2021). Political beliefs affect compliance with government mandates.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185, 688-701.

Rosenfeld, D. L., & Tomiyama, A. J. (2021). Can a pandemic make people more socially conservative? Political ideology, gender roles, and the case of COVID19.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Warshaw, C., Vavreck, L., & Baxter-King, R. (2020). The effect of local COVID-19 fatalities on Americans’ political preferences. Science Advances.

 

疫情與政治如何互相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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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houghts on “疫情與政治如何互相影響?

  • May 31, 2021 at 3:11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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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抗病毒的總體戰爭
    台灣疫情大爆發,抗疫指揮官陳時中與小英政府彷彿由神壇跌落,成為中國、特定勢力追打、究責、奚落的對象。疫情為何出現破口?阿公店等必定有「人與人連結」的特種行業,何以在全球疫情肆虐之際仍能正常營業?而疫苗的爭奪更引爆一場激烈的對抗。凡此在在凸顯眼前台灣的抗疫,不但是對抗病毒的戰爭,更是兩岸多方人馬的政治角力,攸關生死存亡的對決。
    由全球大架構來看,這場疫情加深了美中貿易戰之後國際社會的裂縫,為未來的全球地緣政治、產業供應鏈及價值觀,畫出一條清楚的界線,形塑一種不同於以往的遊戲規則與架構。這場猛爆性疫情,造成台灣去年以來自外於國際亂局的桃花源幻覺之破滅,而半導體供應鏈左右逢源的優勢,也面臨重大考驗。台灣當前的恐慌、混亂,其實都已在全球各地上演過,猶歷歷在目,有很多經驗、教訓可供台灣借鏡,因此民眾不必驚恐,惶惶然有如世界末日將至。尤其,疫情進入三級警戒後,人群自發性的封城行動,極大化阻隔了「人與人的連結」,因此每日染疫案例雖未明顯下降,但也沒有惡化,顯見只要民眾繼續減少外出,遵守抗疫指引,疫情可望逐漸獲得控制。
    令人憂心的是,在這場抗疫總體戰之中,少數人未能「同島一命」,齊心抗疫,反而藉由人民對病毒的驚慌、恐懼與怨懟,不惜以犧牲整體社會為代價,加大煽惑、對抗力道,企圖瓦解指揮中心的威信與公信力,這恐怕是全球疫情中台灣特有的困局。事實上,無論任何國家,包括醫療水準先進的富足國家,一旦面對突如其來的疫情,都會發生醫療體系瀕臨崩潰的亂象,美國、英國、歐盟、日本等先進國家莫不如此。而台灣儘管擁有高水準的醫療體系,但是在安逸了一年多之後,疫情突然爆發,自然會應變不及,發生篩檢能量、專責病房、醫護人員、醫療資源無法充分供應的窘境;但是經過調適與學習之後,可望漸入佳境。無奈,一些並不具有專業素養的政客、媒體、名嘴卻狂噴政治口水,專挑細微末節的缺失,無限上綱,將曾經創下全球最佳防疫成績的抗疫團隊批判得一無是處,甚至質疑過去的「本土加零」是蓋牌下的騙局。這些人也不想想,如果主政者能夠隻手遮天,蓋牌一年多,這次為何不再如法泡製? 此外,有些地方父母官並未深切檢討地方疫情蔓延的責任,無視宛如「軟封城」的三級警戒已有成效,一直高喊必將對民生、經濟造成重大衝擊的第四級警戒之「硬封城」?居心何在,令人質疑。
    尤有甚者,近日的疫苗之亂,更凸顯了少數人抗爭的主旋律完全呼應中共的對台打壓。這些人對疫苗議題的批評,不斷跳針,前後矛盾。例如在疫情未爆前,全面抹黑AZ疫苗的安全性與有效性,導致部分可以優先施打的醫護、警察人員為之卻步,如今才陷入險境;但疫情爆裂後,這些批判AZ疫苗的人卻很多暗地裡去施打了。而且,先是批評疫苗過剩,現在卻指責政府採購不足。總之,不論政府採購多少,都有批評的理由。其實,全球疫苗的爭奪已成為大國對小國、強國對弱國、富國對窮國的對抗。大國、強國、富國壟斷疫苗,大量庫存,導致小國求救無門。而中國則以疫苗為餌,積極發動疫苗外交,以與美國對抗,孤立台灣。可喜的是,台灣在中國的打壓下,採購疫苗步步艱難,卻也漸有進展,且願意出手援助台灣的盟友愈來愈多。可悲的是,這些掀起疫苗之亂者,儘管立場態度多所轉變,但唯一不變的是,一直在美化安全性堪慮的中國疫苗,全力當其啦啦隊。
    抗疫是一場艱困的戰爭,考驗著人性的真誠與險惡。在民主台灣,任何人都可以檢討抗疫的作法與效率。但是,那些在台灣抗疫成績斐然,連國際社會都讚譽有加之際,都吝於給抗疫團隊一點掌聲;等到疫情不幸出現破口,竟然見獵心喜,幸災樂禍,謾罵、詛咒、羞辱不斷,甚至與中國隔海呼應,不顧國人的安全與福祉者,吾人必須揭露彼等的惡毒居心。由此可見,抗疫是一場凶險的戰爭,不但要對抗病毒,更要提防國內潛在的第五縱隊;不過,吾人仍然相信少數人或許不同心,但多數人仍然會團結一致,共同度過這個國安等級的危機。https://talk.ltn.com.tw/article/paper/145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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