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宏恩／美國內華達大學拉斯維加斯分校政治學助理教授、吳冠昇／美國南阿拉巴馬大學犯罪學與政治學系助理教授、葉耀元／美國聖湯瑪斯大學國際研究與當代語言學系、政治系講座教授兼系主任、陳方隅／東吳大學政治系助理教授
自從台灣解嚴以來，政治科學家就不斷詢問台灣民眾跟國族認同相關的問題：「你覺得自己是台灣人？是中國人？還是都是？」過去30年來，自認為是台灣人的比例從18%增加到64%，整整上升了46%，而自認為是中國人的比例從26%一路下滑到3%。這個變化的幅度之大，在世界各國或各個追求獨立的區域當中都可以說是最突出的，而這也成為台灣政治科學研究的一個特別之處。
政大選研中心重大政治態度趨勢
https://esc.nccu.edu.tw/PageDoc/Detail?fid=7804&id=6960
台灣認同長期以來不斷上升，然而，從各種數據來看，包括上圖政大選舉研究中心的歷年的認同變化圖，都顯示了在2014至2018年這段期間，在各個問卷中回答自認為是台灣人的比例，曾經顯著地下降。在TEDS（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每三個月追蹤一次的資料中、以及由杜克大學每年執行的台灣國家安全調查資料中，同樣顯示了自認台灣人的回答比例在2016與2018年之間相較於其他年份是顯著較低的。
（圖二：使用TEDS每三個月一次的電話調查，可以發現2016年至2018年之間台灣認同是有顯著下降的）
也正因為這樣的趨勢，讓台灣人認同下降成為一個很有趣的研究題目。
過去針對台灣認同上升的研究中，許多都認為這個上升的趨勢是自然而然的：因為台灣跟中國由不同政府統治、生活習慣差異越來越大；中國的文攻武嚇，讓台灣民眾產生對中國認同的反感；新一代的台灣民眾因為一出生就處在兩岸分治的環境之下，能夠想像的族群邊界自然不會超過有共同生活經驗的台澎金馬；而隨著台灣經濟有一定程度的發展，年輕一代會更重視「後物質主義」的自我實現價值，因此就不會為了短期的經濟好處而跟中國妥協（例如這篇文章”The Waning Effect of China’s Carrot and Stick Policies on Taiwanese People”）。這些原因或許都解釋了為何台灣認同在過去三十年來不斷上升。但這些原因沒有一個可以解釋前一段時間台灣認同顯著下降的情形。
在本篇菜市場政治學的新文章裡，我們要介紹這一篇於2023年2月剛被期刊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JAAS）接受的新文章：
Wang, A. H., Yao-Yuan Yeh, Charles K.S. Wu, and Fang-Yu Chen. 2023 “Why Does Taiwan Identity Decline?” 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Accepted.
在這篇文章中，我們透過分析50筆不同的民調資料，來測試台灣認同會下降四種可能的假設：世代交替、武力威脅、國家主義、或是議題所有權。
第一個假設是「世代交替」。假如台灣最老的一代比較具有台灣認同、而年輕的一代比較具有中國認同或雙重認同，那就可能隨著幾年內的世代交替，導致台灣認同的比例下降。但在分析了2012到2020年這段期間全部的民意調查，我們都發現年輕一代的台灣認同比例是遠高於最年長的一代。換句話說，這段期間的台灣認同下降，並不是因為世代交替所造成的。
第二個假設是「武力威脅」。過去研究認為說因為1996年的飛彈危機、以及之後中國不斷對台灣的武力恫嚇，導致台灣認同逐年上升。但假如基於相同因素，考量到中國在2016年的武力威脅程度遽增，解放軍的軍機和軍艦侵擾台灣的頻率不斷上升，這應該只能解釋這段期間的台灣認同上升、而非台灣認同下降。而從個人層級的變數來說，雖然的確有發現台灣民眾越覺得中國會打過來、同時越可能會有雙重認同或中國認同，但是總體層次的證據在2016年前後是相左的。總體來說，很難說是因為中國武力威脅在這段期間上升或下降而影響到台灣民眾的認同改變。
假如不是單純的世代交替或是敵我之分的話，那另外一種可能就是認同本身的「好處」了。人們為何要尋找一個團體然後認同自己屬於該團體呢？人是群居的動物。我們人類的大腦天生就設計了讓人傾向與人結伴、並在心理上會尋找團體歸屬感、認為自己是某個團體的一份子。但是人們的心理要認定自己屬於什麼團體，往往是透過一個與外界互動的過程，人們會希望這個自我認定的團體可以發揚光大、讓自己也沾光；但假如這個團體負評不斷，人們可能就比較不好意思說自己屬於這個團體、也可能乾脆就拋棄對這團體的認同。換言之，假如我們從這個強調認同的好處的社會認同理論（Social Identity Theory）出發，就可以接著測試下兩個假設。
第三個假設，就是從國家表現出發：無論是哪一個黨的人擔任總統，假如總統表現不好，那民眾就會覺得認同台灣的好處好像沒有那麼多，那就會選擇雙重認同或中國認同。而第四個假設則不太一樣：我們假設民眾對於台灣認同的評價，是跟民進黨籍的總統表現有關、而跟國民黨籍的總統表現無關，因為民進黨過去比較跟台獨議題、認同議題有所連結，因此民眾會觀察民進黨籍總統的表現，來衡量台灣認同帶給自己多大的好處。也就是說，民進黨比較「擁有」台灣認同這個議題（issue ownership）。
對於台灣認同來說，這個問題又隨著中國因素更為複雜。因為在其他國家，假如對該國的表現不滿，可能的改變是降低自己的國家認同而已（例如一個美國人覺得美國政府很爛，就不覺得自己的美國人形象是正面的）。但對於台灣來說，由於中國沒有放棄統一，因此一直提供「自認是中國人」這個選項給台灣民眾選擇。是此，對於一些希望分散風險或避險（hedging）的台灣民眾來說，可能就會在覺得台灣認同沒有那麼正面時，同時加選了中國認同或有雙重認同。
實證資料是否支持第三或第四個假設呢？無論是透過回歸模型、或是透過四年之內詢問同一群受訪者的定群資料（Panel Data）再使用傾向分數配對法（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來觀察背景相同的同一群受訪者，我們都發現台灣民眾在總統評價跟台灣認同之間的連帶關係上，在馬政府時期跟蔡政府時期是相反的。在蔡英文主政時期，台灣認同跟蔡英文滿意度是高度正相關的，而在馬政府時期則是無相關或是負相關。因此，實證資料不支持第三個假設，而支持第四個假設。
（原文圖9，2016年之前總統滿意度跟台灣認同是負相關，但2016之後成為正相關）
我們進一步認為，會在蔡英文執政時期出現這樣的正相關性，也跟2016年之後民進黨同時掌控總統執政權跟立法院有關。因為完全執政，所以民眾就可以直接把施政表現與台灣認同的評價連結起來。在過去扁政府時期可能比較沒有類似的連結，因為當時台灣認同者比例仍不高、還有很大的成長空間，而且當時是分立政府（總統、國會為不同政黨所掌握），因此大家都可以互相指責。換言之，我們之所以看到2016到2018年台灣認同顯著下降，一個合理的解釋是因為當時民眾對蔡政府的滿意度下降，因此連帶的也影響到對台灣認同的評價。這個影響超過了過去理論預測的自然增加的比例，形成我們在總體資料上看到的台灣認同下降的情形。相同的邏輯，也或許可以解釋TEDS最新資料顯示2019年之後台灣認同重新開始增長、但在2021年（隨著控制疫情表現）又開始下滑的情形。
總結來說，我們的這個研究紀錄並試圖解釋一個過去文獻比較少探討的「台灣認同下降」的現象。而人們把自我認同的表態和當地執政者表現連結在一起的現象，也許也可以進一步解釋其他國家或追求獨立的地區的認同上下變化，例如烏克蘭、加泰隆尼亞、香港、北賽普洛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