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澄然／東吳大學政治系學生
※本篇文章獲「國科會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補助
你相信嗎？過去五十年內，有五分之一的新興民主國家，一票一票讓獨裁者（或其子女）重新站上了權力頂端。
民選獨裁者與獨裁二代
澳洲雪梨大學比較政治學者 James Loxton 在 2026 年的研究中，將獨裁者（dictator）與民主人士（democrat）結合為 dictocrats 用以指稱在民主選舉中再度勝選取得權力者；獨裁二代 dictocrats 則指前獨裁者的子女，透過繼承父輩的政治資本參與政治者。
根據作者 Loxton 統計，自 1974 年第三波民主化以來，至少有十個國家把前獨裁者送回了民主政府的執政大位；獨二代的案例則出現在至少六個國家——包含：南韓的朴槿惠（父親是軍事獨裁者朴正熙）、菲律賓的小馬可仕（父親是將菲國轉為獨裁政權的斐迪南·馬可仕）、印尼的普拉伯沃（前岳父是長期的獨裁者蘇哈托，本人則擔任過國防部長）都在其中。而這兩類加起來的數目相當可觀：大約五分之一的新興民主國家，都曾選出前獨裁者或其子女擔任總統或總理。
威權遺產 vs. 威權包袱
為什麼獨裁者或獨裁二代能夠在民主化後重新贏得選舉？Loxton 將過去威權所遺留分為正面的「威權遺產」（Authoritarian Inheritance），以及負面「威權包袱」（Authoritarian Baggage）。
「威權遺產」指的是威權時期所遺留下來的政治資產與利益。包含龐大的地方組織、遍佈全國的侍從主義網路（clientelism，簡單來說是奠基於物質利益交換與人際關係的上下從屬關係）、雄厚的財政來源、選民記憶中對過去的好表現，以及（承繼而來的）現任者優勢；「威權包袱」則是威權時期遺留下來的負債與遺緒，包含統治缺乏民主正當性、國家暴力與人權侵害的紀錄，以及嚴重的貪腐問題等等。
威權遺產與威權包袱相伴而生，也就是說，若獨裁者或獨裁二代希望在民主時代贏得選舉，就要試圖卸下沈重的包袱，並好好利用威權遺產。
一般的威權繼承政黨，發展出三種策略。第一是悔改，承認過的錯誤，跟選民說「我們已經不一樣了」，波蘭、匈牙利的共產黨繼承者走這條路；第二是模糊切割，例如改名換姓，跟那段歷史保持距離，讓選民慢慢淡忘，例如巴西的自由前線黨把自己更名為「民主黨」；第三則是尋找代罪羔羊，也就是將威權時期的罪惡推給特定的統治者，試圖區分「好獨裁者」與「壞獨裁者」。例如，巴拿馬的民主革命黨（PRD）在民主化後，選擇擁抱前獨裁者托里荷斯（Torrijos）的政治遺產，同時嚴厲譴責另一位獨裁者諾瑞嘉（Noriega），儘管該黨在諾瑞嘉掌權時曾全力支持他。
然而，民選獨裁者與獨裁二代並沒有這些選擇。對他們來說，想要試圖切格血緣幾乎是不可能的。他們無法可信地與過去切割、掩飾身分，也很難尋找代罪羔羊。最後，只剩下最後一種選擇 ——大聲且驕傲的擁抱過去。
擁抱過去
當民選獨裁者與獨裁二代選擇積極的擁抱過去，他們會試圖將威權包袱轉化為威權遺產。他們到底是用了哪些手段讓選民接受呢？
有的民選獨裁者與獨裁二代會直接沿用或微調過去威權時期廣受歡迎的宣傳標語，藉此喚起選民的記憶。例如玻利維亞前獨裁者班塞爾在民主選舉中，直接沿用他獨裁時期「秩序、和平與工作」的宣傳標語；南韓的朴槿惠在競選總統時，將其父親朴正熙時代最著名的口號「試著好好生活（Try to Live Well）」，改編為「再次試著好好生活（Try to Live Well, Again）」。
他們拒絕道歉，甚至將過去的政變與暴行合理化或「節慶化」。這些民選獨裁者，對過去的濫權毫無悔意，反而以強硬的態度為歷史辯護，甚至公開慶祝威權政績。
玻利維亞獨裁者班塞爾雖然承認過去的威權統治，但他表示自己「不能整天跪在地上道歉」，並聲稱當年被消失的異議份子「既不是小天使也不是聖人」，暗指他們也並不無辜；蘇利南的前獨裁者鮑特瑟透過民主選舉回歸後，不僅未淡化過去，反而將他當年發動軍事政變的日子訂為國定假日，稱之為「解放與更新日」，公然大肆慶祝，直接重塑社會大眾對政變的認知。
研究發現，獨裁二代則經常歌頌、神話父輩，試圖將過去建立的政治品牌及支持度轉移至自身。巴拿馬的馬丁·托里荷斯（原文）稱父親為「我的英雄」，其競選主題曲以其父為名，歌名直接稱「奧馬爾活著」。他甚至向選民訴求，因為巴拿馬運河條約是父親簽署的，所以運河的鑰匙理當交給托里荷斯家族；菲律賓的小馬可仕公開稱讚其獨裁者父親是治理的「天才」，並誓言會追隨其榜樣。
最後，他們會可能會將過去的政績與現狀進行對比。例如以獨裁時代的經濟繁榮，來對比民主化後的混亂、高犯罪率，試圖動員選民的威權懷舊情緒。玻利維亞民主化後陷入惡性通貨膨脹與頻繁政爭時，班塞爾刊登了一系列報紙廣告，試圖「客觀」比較獨裁時期與當下民主時期的物價和就業率，並打出「要有信心，因為班塞爾將會回歸」的標語。
黃金年代的謬誤：The Good Old Days
如果說一個威權政府做到許多的政績，但卻也有許多黑暗面，或許我們能夠理解為何有些人會想念威權的時代。然而，有些威權政府不僅毫無政績，甚至還貪污腐敗、通常還會大力侵害人民自由，治理狀況相當糟糕，當這樣的政權從威權走向民主，終於擺脫血腥鎮壓、社會控制，迎來自由、民主、法治、人權保障，應是喜事一樁。客觀上而言，人們似乎沒有懷念威權的理由，然而，還是有約五分之一的新興民主國家走向了威權的老路。
Loxton 以菲律賓獨裁者費迪南・馬可仕為例。馬可仕於 1965 年透過民主選舉上任，於1972 年宣布戒嚴，此後以獨裁者之姿統治菲律賓長達十五年。他的政權不僅專制壓迫，更是極度腐敗、治理經濟無方。馬可仕和他的妻子伊美黛（Imelda）侵佔了國庫數十億美元，富可敵國。1986 年「人民力量革命」最終將他拉下台時，菲律賓正面臨經濟萎縮、國債暴增的困境。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這樣的政權理應毫不值得留念。然而，他的兒子小馬可仕在 2022 年的總統大選中，卻成功將這段歷史翻轉。小馬可仕透過社群媒體散布大量的假訊息，成功洗白了歷史，讓許多選民真的相信當年那段貪腐破敗的戒嚴時期，其實是菲律賓歷史上最棒的「黃金年代」，並順利讓他當選總統。
圖片來源：報導者
編按：參考閱讀：
誰最愛的戒嚴時代？菲律賓大選錯亂的馬可仕「獨裁愛與恨」 https://global.udn.com/global_vision/story/8663/6289443
菲律賓大選多重宇宙：你願意給獨裁者之子一次民主機會嗎 https://global.udn.com/global_vision/story/8663/6289491
我們不是「威權笨蛋」？菲律賓選後撕裂的民主對話 https://global.udn.com/global_vision/story/8663/6302481
一夜回到革命前？誰幫馬可仕家族搶回了菲律賓
https://www.twreporter.org/a/hello-world-2022-05-11
杜特蒂和小馬可仕為何接連當上菲國總統？從《現代菲律賓政治的起源》看人民的選擇 https://www.twreporter.org/a/bookreview-philippine-politics
由此可知，有時客觀的歷史事實並非影響選民投票抉擇的決定性因素，而是人們如何記憶國去的威權時代。「黃金年代」的謬誤之所以有效，往往是民選獨裁者、獨裁二代在民主化的時代，成功抓住選民的焦慮與不安。懷舊的本質是一種將記憶美化與淨化的過程，人們在懷念過去時，大腦往往會過濾掉負面感受，獨裁者與威權政黨便利用這點，製造舊時代的美好假象。
臺灣的威權懷舊概況（authoritarian nostalgia）
我們可以觀察到，當臺灣社會面臨經濟、治安上的紛爭，就會有部分的人開始懷念起「蔣經國時代」，即是威權懷舊的一種展現。
根據吳重禮（2008）以及李昱孝與吳重禮（2025）的兩篇研究，臺灣威權懷舊的核心對象幾乎集中於蔣經國。吳重禮引用 2007 年聯合報的民調數據指出，當受訪者被問及「歷屆總統對台灣貢獻最多的排名」，蔣經國以 50% 遙遙領先，遠高於李登輝（11%）、蔣介石（6%）與陳水扁（5%）。在政績評價方面，認為蔣經國功大於過的比例高達 65%。
民眾肯定當代政府在自由民主方面的努力，卻仍懷舊威權時期的「繁榮與穩定」。吳重禮的研究發現，相較於蔣經國執政時期，約七成四民眾認為當代政府在「自由與民主」方面有所進步；但近六成民眾認為在「安定與均富」（包括經濟發展、貧富差距、社會秩序、貪污腐敗）方面，當代政府的表現反而不如蔣經國時代。
威權懷舊的程度，與政治效能感息息相關。政治效能感高者，傾向認為在民主體制下自己有參與空間、有能力影響結果，因此會珍視民主體制所提供的機會；反之，當民眾的政治效能感低下，認為自己投票並無法影響社會、政府也不會在乎人民，自然就不在意威權體制所無法給予的政治自由。
威權懷舊的程度，亦受政黨認同高度影響。研究發現，在 2015 年時，泛藍認同者的威權懷舊傾向在統計上其實並不顯著；然而到了 2023 年民進黨執政時期，泛藍支持者對當前政府的評價大幅降低，展現出極為強烈且明顯的威權懷舊傾向。相對地，泛綠認同者在面對威權歷史時，則穩定地給予當前民主政府較高的評價。
如何守護民主
Loxton 的研究發現，讓民選獨裁者與獨裁二代重返執政，雖不能直接推論造成民主倒退的直接因果關係，卻對民主體制有一定的風險。對 Loxton 而言，民選獨裁者與獨裁二代能夠透過「黃金年代的謬誤」與「威權懷舊」在民主時代獲得勝利，就已是民主社會的一大風險——代表只要「操作得當」，威權的資產遠遠勝過威權的包袱。
因此，Loxton 提出了幾種方式來保護民主。第一類方式是制度層面，最直接的方式即是透過法律禁止前獨裁者參政，例如瓜地馬拉 1985 年修改憲法明確禁止曾以政變奪權的前領導人參選總統，目的就是為了阻擋前獨裁者 Efraín Ríos Montt 東山再起。Loxton 引用民調指出，當時若讓他參選，他很可能會勝出。
選制方面改為兩輪決選制，也可以帶來一些效果。Loxton 認為透過兩輪決選制，選民能夠更有機會否決民選獨裁者與獨裁二代。例如巴拉圭獨裁者班瑟（原文），或尼加拉瓜的奧德嘉（原文），都是以一輪相對多數決制中勝選；反之，秘魯的藤森惠子（原文）在 2016 年第一輪選舉大幅領先（近 20 個百分點），但最終在決選中以極小差距落敗，是兩輪決選制發揮作用的案例之一。
第二類方式則是論述方面方面的反制，也就是用歷史事實與證據，揭穿黃金年代的錯誤歸因或假象，藉此糾正錯誤的集體記憶。簡單來說就是歷史補課，讓社會大眾正確地理解歷史，以減少獨裁者後代重新洗白歷史的空間。同時要提醒民主時代的執政者，必須要正視當前真實的民怨，例如治安、經濟、政府清廉等各個面向，提升治理的品質是防止民主倒退的根本之道。
參考資料
Loxton, J. (2026). Why We Elect Former Dictators and Their Children. Journal of Democracy 37(2), 175-186. https://dx.doi.org/10.1353/jod.2026.a986028.
吳重禮（2008）。台灣民眾威權懷舊的初探：蔣經國政府施政的比較評價。選舉研究，15(2)，119-142。https://doi.org/10.6612/tjes.2008.15.02.119-142
李昱孝、吳重禮（2025）。臺灣民眾威權懷舊的再檢視。選舉研究，32(1)，1-37。https://doi.org/10.6612/tjes.202505_32(1).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