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誰來撫慰這些受苦、受傷害的心靈？」台灣社會對於威權統治的恐懼，形成一種對政治犯及其家屬歧視性的社會氛圍，使這些人備受排擠與孤立，宛如被汙名化的疾病帶原者般不被社會大眾所接受。在威權統治之下，監獄的矯治功能可以為政治服務，用來糾正與教化政治異議者「偏差」的價值與行為，使他們出獄後順從統治。
然而，有些時候威權統治者會將政治異議者視為「病患」，透過醫院與治療的過程對「健康」重新定義，告訴異議者一件事情：反抗統治的行為出自於行為者的不健康、不健全或者不正常，使之無法對自己的行為負責，因此倘若能夠治癒疾病，則必然不會表達政治異議。
洪秀柱初選過關，如果沒有意外的話，國民黨將不得不按照遊戲規則來提名。如此一來，2016台灣的總統應該會由代表兩黨之一的其中一位優秀女性來擔任，這也使得台灣成為國家元首選舉主要候選人都是女性的亞洲甚至世界首例。近來台灣媒體開始出現兩人背景資料的比較，試圖讓選民們對這兩位女性有更一步的認識。不過，除了分析基本資料之外，在這一場即將到來的歷史性選舉，選民們在選戰中到底會看到怎樣的發展呢？本文就用過去選舉中的一些簡單的數據來預測兩位女主角會如何登場演出吧！
七月，是一個鬱躁的時節。七月的香港，更常像是一個鬱躁的城邦。
九七之後，香港市民每年固定舉行「七一大遊行」，成為香港民主抗爭的精神象徵，也逐漸形塑出香港市民的本土關懷和共同體意識。「民族主義」無疑是政治學最古典也最核心的概念之一。能夠近距離觀察一個活生生的、正在形成的、歷史性的民族主義政治運動，對於一個政治學家而言無疑是一件非常興奮的事。本文即是作者從觀察與分析一個新興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角度，為《鬱躁的城邦》所寫下的一篇具有導讀意義的序言。
威權統治者通常將政治異議界定為「敵人」、「罪犯」與「病患」等三種身分而加以鎮壓，其中「敵人」是構成「罪犯」與「病患」的基本要素，「罪犯」則是組成「病患」的元素之一。本文討論「敵人」與「罪犯」兩種身份，解釋統治者如何使用國家暴力維持他的統治地位，並以包括台灣在內的威權統治經驗進行舉例說明。
對於希臘危機，翻看媒體報導，幾乎都是一面倒批判高福利制度，多數台灣閱聽大眾所接收到的訊息都呈現希臘政府放任浮濫的公務員退休金政策和過低的退休年齡，彷彿希臘人人好吃懶做坐吃山空；再對比出希臘政府高達三千多億歐元的債務，直指希臘高社會福利政策拖垮經濟、削減人民勞動積極性與儲蓄意願，才留下了今日歐盟與自由世界經濟的最大未爆彈。但事實真是這樣嗎？
我們常常看到很多明明是惡名昭彰政客，被以貪汙罪起訴，甚或有貪污、圖利等罪名判決確立前科，卻能一再地在選舉中獲得選票，進而勝選。事實上，這不是台灣特有的現象，而是政治學上一個難解的矛盾(paradox)：「貪污不為人所愛，但貪汙政客卻受到歡迎」，這個難解的習題大概可類比於為什麼電視劇和小說當中，劈腿男總是能一再受到女生青睞而繼續劈腿。政治學針對貪汙政客還能獲得選票這個矛盾的現象，發展出了兩種理論，分別是資訊理論與交易理論(trade-off)，另外還有幾個從「對貪汙嚴重程度的預期」來解釋的政治心理學理論。
去年十月，教育部「國中母語列必修」政策正式跳票。前後兩任教育部長蔣偉寧、吳思華也都用「12年國教修改方向應減少學生考試壓力」來當擋箭牌，國民黨立委潘維剛更在立法院教育文化委員會語出驚人地表示「本土語言列必修政策」是個錯誤政策，「錯誤政策要有即時回頭的勇氣」，還說「母語不等於閩南語」、自己的母語是「普通話」(小編：現代台語其實已經脫離閩南語很遠了)。與此同時，諸多官員、專家及民意代表卻對於台灣的英語教育念茲在茲，認為英語教育才是「國際化」關鍵，而母語教育因為「不考試」、「各人母語不同」而被認為是浪費資源。乍聽之下好像煞有其事，但成長於民主時代、被教導「尊重多元」的年輕世代應該覺得這番話聽起來哪裡不對勁，難道事實真的是這樣嗎？
媒體一再以抽樣誤差為標準來判定對比式民調中候選人支持度差距是否具有統計顯著性，這是對選舉民調的錯誤解讀。這種錯誤，不但國內媒體常犯，國外亦然。而且不但媒體，連影響重大的政黨提名制度也犯同樣錯誤。本文透過對統計觀念的解釋，說明應如何比較民意調查所呈現不同候選人的支持度。
澳洲成為華人移民、留學以及打工度假的熱門國家已不是新鮮事。然而，並不是所有的學生和背包客在澳洲都過得如想像中的美好，事實上多數淪為打「黑工」，受到雇主的各種壓榨和剝削。「黑工」一詞乃是相對於「白工」而言，其特性在於薪資以現金發放、不需繳稅，但無退休金和保險，薪資也通常遠低於澳洲的法定最低薪資（16.87澳幣，約398台幣）。這些低薪且無保險的「黑工」不僅只發生在背包客較常從事工作的農場和肉廠，在華人餐館和其他各種產業中也隨處可見。
近日，韓國「Hydis」勞工為了自身權益來台絕食抗議。對於勞工們來說，抗爭同時也是一場奢侈的行動。本文從談論歐洲和亞洲勞動文化的角度，介紹《過勞之島》這本書給大家。對照歐洲國家普遍不認同超長工時的工作型態，全球勞動者雖然都面臨過勞現象，但是為什麼亞、歐對過勞的定義與職業病徵全然不同？對於亞洲勞動者來說，持續扭曲的勞雇權力結構，如果在計算自身獲利、職業傷害、工作時數之間的權衡後，當勞動者面對高工時和高傷害風險的容忍成本大於抗爭成本時，勞動者會不會對既有勞雇關係反噬？而抗爭的範疇是否會擴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