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來慢到攏相同 新一代的台灣人」:記王甫昌研究員族群概念史演講

「先來慢到攏相同 新一代的台灣人」:記王甫昌研究員族群概念史演講

王甫昌研究的「族群概念史」,不同於「族群史」,不是要研究個別或多個族群(ethnic groups)本身的歷史,「族群概念史」是研究在特定脈絡下,「族群」此一概念是由誰建構、如何/為何建構、在何場域建構、如何使用等等,整個互動和變遷的歷史。王老師的研究,自然是在台灣脈絡之下的使用,時間軸大致從日本時代至西元2000年左右。

台灣與香港:「好的」或「壞的」民族主義?

台灣與香港:「好的」或「壞的」民族主義?

以社群主義思想聞名的喬治華盛頓大學教授艾齊歐尼在最新的一篇文章當中,討論了「好的」與「壞的」民族主義典範,他把新興的香港民族主義視為一種優質的民族主義發展,並預言香港民族主義很可能會「台灣化」,也就是說,他把台灣的民族主義也歸在同一個「好的」民族主義類別。不過,到底什麼是民族主義?什麼是好的或壞的民族主義?

轉型正義會影響選舉嗎?除垢與審判對選舉公正性的正面效果

轉型正義會影響選舉嗎?除垢與審判對選舉公正性的正面效果

近日促轉會前副主委張天欽的不當言論,引發社會爭議。爭議的焦點在於轉型正義與選舉掛勾,而有「選舉操作」之嫌,而從其他國家的經驗來看,除垢也常常引發社會大眾直觀的聯想,被認為是執政者或政治競爭者之間,進行政治攻訐與泥巴戰的工具。不過,施行除垢真的會敗壞選舉公正性(electoral integrity)嗎?

「除垢法」是一種政治操作嗎?政治學研究告訴我們除垢有其正面效果

「除垢法」是一種政治操作嗎?政治學研究告訴我們除垢有其正面效果

Lustratio:拉丁文,意指古希臘與古羅馬的淨化儀式,以豬、羊或牛等牲口作為獻禮,淨化新生的孩童、城市、特定的建築,以及曾經發生犯罪的場所,也可以用於祝福農作、牲口、接受校閱或出征前的軍隊以及新的殖民地。經過約千年之後,Lustratio在20世紀末被賦予法律上的意義,成為「除垢法」(Lustration Law)的主要精神,在中歐及東歐國家用以驅離前共產黨菁英,避免這些菁英擔任特定的政治、教育、軍事、傳媒之職務,確保民主轉型與避免舊菁英復辟。

獨裁者與他們的祕密警察:國家強制機構與暴力行為的比較分析

獨裁者與他們的祕密警察:國家強制機構與暴力行為的比較分析

韋伯曾說,國家是暴力行為的合法壟斷者。然而,每個國家使用暴力手段的方式與程度都有所不同,尤其在政權必然要依賴強制機構(coercive institutions)來做統治的威權政體當中,不管是強制機構的設置方式,以及執法所造成的後果,在不同國家之間存在很大的差距。目前任教於美國密蘇里大學的Sheena Chestnut Greitens,在本書中透過比較歷史分析論述獨裁政權選擇強制機構發展方式的原因,以及不同的設置方式帶來的國家暴力程度及樣態。

灰色的二二八──讀《重構二二八:戰後美中體制、中國統治模式與臺灣》

灰色的二二八──讀《重構二二八:戰後美中體制、中國統治模式與臺灣》

「臺灣人的鮮血,應該流在清白的襯衫上。」這是許多白色恐怖政治犯口耳相傳的回憶中,礦業大亨劉明在獄中的義舉。在那個資源匱乏的年代,當有獄友遭槍決前夕,劉明會請家人送來乾淨的白襯衫供其換上,其中之一是因臺北市工委會案而遭槍決的醫師郭琇琮。這位被評價為仗義疏財的商界聞人,在五○年代繫獄前即活躍於政壇,在二二八事件中,他投入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組織動員青年學生投入治安維護工作,並提供資金援助。然而,在陳翠蓮新作《重構二二八》透過耙梳檔案卻發現,劉明與其至交陳逸松,表面上是活躍於處委會的民間菁英,但同時也是為警總、保密局「運用」的人員。

我們共同的二二八

我們共同的二二八

二二八是台灣歷史中最巨大的創傷。雖然我們將這一天訂為「和平日」,我們對它的回憶卻充滿了火藥的煙硝。歷史回憶的對立來自兩個重疊的根源。一是「現在」政治利益的衝突;另一則是對「未來」的不同願景。前者是政治的恆常,後者短期間內不可能消失。可是難道在現階段我們不能擁有一個共同的二二八?無法讓它成為我們這個政治社區共有的、可珍惜的歷史回憶?

服從權威是邪惡的根源嗎?

服從權威是邪惡的根源嗎?

對加害者做法律的起訴或道德的控訴,是轉型正義的主要任務之一。不論台灣是否對加害者做法律或道德的追訴,對邪惡行為的反省都是必要的工作。
本文討論鄂蘭「邪惡庸常化」的概念並指出,鄂蘭對納粹領導人的理解是錯誤的,她對邪惡的解釋也非常片面。艾緒曼事實上是一個強烈的反猶太主義者。然而,鄂蘭卻指出了一個政治哲學中恆久的議題,以及所有政治體制中的公民所面對的普遍課題:我們應該如何面對不義的權威?

《衣櫃中的骷顱》:東歐轉型正義困境與面對歷史真相的艱難

《衣櫃中的骷顱》:東歐轉型正義困境與面對歷史真相的艱難

威權政體中握有政治權力的菁英,若預期自己在民主化後會被「轉型正義」,必然會抗拒民主化。另一方面,受到威權統治壓迫的政治異議組織,理應在民主轉型後依據政府檔案調查政府暴行,對威權統治菁英進行司法制裁。若是如此,民主化應該是激烈的對抗,但為何有些國家的民主轉型是和平地進行?這些國家的轉型正義又是如何實踐?比較政治學者Monika Nalepa以東歐國家為例,提出了另一種見解:歷史真相帶來的艱難,將使政治異議勢力難以實行轉型正義,但卻由於面對歷史真相是如此艱難,反倒給予前威權統治菁英保障,使他們無懼政體轉型,而願意交出政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