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威權統治的影響與遺緒，成為新興民主社會無法迴避的問題。蘇聯解體後，中東歐社會探索自身歷史的經驗，也有些作品透過各種書寫與翻譯而引入台灣，但相較於主流關注政治、法律與歷史面向上的討論，衛城出版的《他們說我是間諜》則藉著人類學田野研究的特殊性，進一步呈現更加微觀的「威權統治下的人生」。
書介：《他們說我是間諜：人類學家與她的祕密警察監控檔案》
什麼是政治檔案？政治檔案的內容是什麼？
蔡英文與民進黨政府為了推動轉型正義，在2016年通過《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2017年通過《促進轉型正義條例》、2019年通過《政治檔案條例》，這些條例所要推動的工作，無論是黨產、真相調查、解除威權崇拜、平復司法不法等，皆依賴一項很重要的材料──「政治檔案」。然而，「政治檔案」是什麼？檔案內容又寫了些什麼？
政治學視角下的情治機關研究：秘密警察、線民與情報能力
日前民進黨籍立委黃國書被媒體報導過去曾擔任過國民黨政權的線民，協助威權時期的調查局監控反對運動人士，讓線民、情治機關與轉型正義等關鍵字成為近期台灣社會的熱門話題。事實上，無論是在民主國家或威權國家，政府皆需要透過情治機關來蒐集情報以維持國家安全。雖然相關議題可公開研究的資料不多，但仍受到不少政治學者的關注。到底政治科學家是如何研究情治機關呢？情治機關的運作與政治、統治者又有什麼關係呢？
《政治檔案會說話》書評：如何找尋黑暗時代的微光？
「發掘真相」是轉型正義的第一步，我們現在對於政治檔案的掌握還有很多在迷霧中，真的是需要更多人一起努力投入。有興趣加入卻又不知從何著手的人，《政治檔案會說話》會是一個很好的起點。
政治檔案的開放之路
戒嚴時期的臺灣發生眾多政治案件，無數個人受害、家庭慘遭橫禍，受害者與家屬該如何獲知案件始末？
政治檔案的公開，點燃追查真相的希望，但同時也開啟了戒嚴時期白色恐怖歷史的複雜面貌。不過，檔案中的記載都是事實嗎？我們能不能相信檔案？應該怎樣看待檔案？
「先來慢到攏相同 新一代的台灣人」：記王甫昌研究員族群概念史演講
王甫昌研究的「族群概念史」，不同於「族群史」，不是要研究個別或多個族群（ethnic groups）本身的歷史，「族群概念史」是研究在特定脈絡下，「族群」此一概念是由誰建構、如何／為何建構、在何場域建構、如何使用等等，整個互動和變遷的歷史。王老師的研究，自然是在台灣脈絡之下的使用，時間軸大致從日本時代至西元2000年左右。
台灣與香港：「好的」或「壞的」民族主義？
以社群主義思想聞名的喬治華盛頓大學教授艾齊歐尼在最新的一篇文章當中，討論了「好的」與「壞的」民族主義典範，他把新興的香港民族主義視為一種優質的民族主義發展，並預言香港民族主義很可能會「台灣化」，也就是說，他把台灣的民族主義也歸在同一個「好的」民族主義類別。不過，到底什麼是民族主義？什麼是好的或壞的民族主義？
轉型正義會影響選舉嗎？除垢與審判對選舉公正性的正面效果
近日促轉會前副主委張天欽的不當言論，引發社會爭議。爭議的焦點在於轉型正義與選舉掛勾，而有「選舉操作」之嫌，而從其他國家的經驗來看，除垢也常常引發社會大眾直觀的聯想，被認為是執政者或政治競爭者之間，進行政治攻訐與泥巴戰的工具。不過，施行除垢真的會敗壞選舉公正性（electoral integrity）嗎？
「除垢法」是一種政治操作嗎？政治學研究告訴我們除垢有其正面效果
Lustratio：拉丁文，意指古希臘與古羅馬的淨化儀式，以豬、羊或牛等牲口作為獻禮，淨化新生的孩童、城市、特定的建築，以及曾經發生犯罪的場所，也可以用於祝福農作、牲口、接受校閱或出征前的軍隊以及新的殖民地。經過約千年之後，Lustratio在20世紀末被賦予法律上的意義，成為「除垢法」（Lustration Law）的主要精神，在中歐及東歐國家用以驅離前共產黨菁英，避免這些菁英擔任特定的政治、教育、軍事、傳媒之職務，確保民主轉型與避免舊菁英復辟。
獨裁者與他們的祕密警察：國家強制機構與暴力行為的比較分析
韋伯曾說，國家是暴力行為的合法壟斷者。然而，每個國家使用暴力手段的方式與程度都有所不同，尤其在政權必然要依賴強制機構(coercive institutions)來做統治的威權政體當中，不管是強制機構的設置方式，以及執法所造成的後果，在不同國家之間存在很大的差距。目前任教於美國密蘇里大學的Sheena Chestnut Greitens，在本書中透過比較歷史分析論述獨裁政權選擇強制機構發展方式的原因，以及不同的設置方式帶來的國家暴力程度及樣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