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軍人，還是法律人？」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在訪查任職於台灣威權統治時期的軍法官時，反覆向他們確認這個問題。軍人的職責簡明，需要服從上級命令，在威權統治時期還要效忠領袖。相較之下，軍法官的身分有些特殊，他們不只是軍人，還受過法律專業訓練，在法庭上需要依法審判，也應能理解憲法對於人民基本權利的保障以及權力分立的分際。那麼，當有權介入審判的領袖──例如蔣介石──是個沒有法律專業素養的獨裁者，可以輕忽法律規範而作成「死刑可也」的裁示時，此時坐在審判席上的你，應該當一個軍人還是法律人？
我們先後發表了兩篇作品（2021、2024），對威權統治與司法鎮壓進行研究，而對軍法官有了不同的認識，我們期待這樣的研究成果，可以對威權政體、國家鎮壓下的司法體制與台灣研究有更多的貢獻。
韓國總統尹錫悅在2024年12月3日深夜無預警宣布戒嚴，雖然韓國國會在6小時內推翻戒嚴令，仍引起全球嘩然。韓國短暫的政治風波也喚起許多台灣人的記憶，上個世紀末，台澎與金馬分別經歷38年與45年的戒嚴時期，時間跨度在全球僅次於敘利亞。這段戒嚴的歷史離我們似遠若近，2024年12月25日的週三青年日講座即以「戒嚴的歷史、現實與未來——威脅來臨時，如何在危機中保衛民主」為題，由台灣教授協會會長陳俐甫主持，邀請台灣民主運動影像工作者邱萬興、台大社會系教授何明修、《特搜！台灣都市傳說》作者謝宜安以及台灣智庫輿情與民調中心主任郭玫岑代公共策益召集人董思齊出席，共同回顧台灣是如何走出戒嚴、走向民主。
如何理解威權統治的影響與遺緒，成為新興民主社會無法迴避的問題。蘇聯解體後，中東歐社會探索自身歷史的經驗，也有些作品透過各種書寫與翻譯而引入台灣，但相較於主流關注政治、法律與歷史面向上的討論，衛城出版的《他們說我是間諜》則藉著人類學田野研究的特殊性，進一步呈現更加微觀的「威權統治下的人生」。
蔡英文與民進黨政府為了推動轉型正義，在2016年通過《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2017年通過《促進轉型正義條例》、2019年通過《政治檔案條例》，這些條例所要推動的工作，無論是黨產、真相調查、解除威權崇拜、平復司法不法等，皆依賴一項很重要的材料──「政治檔案」。然而，「政治檔案」是什麼？檔案內容又寫了些什麼？
日前民進黨籍立委黃國書被媒體報導過去曾擔任過國民黨政權的線民，協助威權時期的調查局監控反對運動人士，讓線民、情治機關與轉型正義等關鍵字成為近期台灣社會的熱門話題。事實上，無論是在民主國家或威權國家，政府皆需要透過情治機關來蒐集情報以維持國家安全。雖然相關議題可公開研究的資料不多，但仍受到不少政治學者的關注。到底政治科學家是如何研究情治機關呢？情治機關的運作與政治、統治者又有什麼關係呢？
「發掘真相」是轉型正義的第一步，我們現在對於政治檔案的掌握還有很多在迷霧中，真的是需要更多人一起努力投入。有興趣加入卻又不知從何著手的人，《政治檔案會說話》會是一個很好的起點。
戒嚴時期的臺灣發生眾多政治案件，無數個人受害、家庭慘遭橫禍，受害者與家屬該如何獲知案件始末？
政治檔案的公開，點燃追查真相的希望，但同時也開啟了戒嚴時期白色恐怖歷史的複雜面貌。不過，檔案中的記載都是事實嗎？我們能不能相信檔案？應該怎樣看待檔案？
王甫昌研究的「族群概念史」，不同於「族群史」，不是要研究個別或多個族群（ethnic groups）本身的歷史，「族群概念史」是研究在特定脈絡下，「族群」此一概念是由誰建構、如何／為何建構、在何場域建構、如何使用等等，整個互動和變遷的歷史。王老師的研究，自然是在台灣脈絡之下的使用，時間軸大致從日本時代至西元2000年左右。
以社群主義思想聞名的喬治華盛頓大學教授艾齊歐尼在最新的一篇文章當中，討論了「好的」與「壞的」民族主義典範，他把新興的香港民族主義視為一種優質的民族主義發展，並預言香港民族主義很可能會「台灣化」，也就是說，他把台灣的民族主義也歸在同一個「好的」民族主義類別。不過，到底什麼是民族主義？什麼是好的或壞的民族主義？
近日促轉會前副主委張天欽的不當言論，引發社會爭議。爭議的焦點在於轉型正義與選舉掛勾，而有「選舉操作」之嫌，而從其他國家的經驗來看，除垢也常常引發社會大眾直觀的聯想，被認為是執政者或政治競爭者之間，進行政治攻訐與泥巴戰的工具。不過，施行除垢真的會敗壞選舉公正性（electoral integrity）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