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前監察委員周陽山的調查報告，2008至2010年台灣公務員每年公務出國的費用平均高達30億元，而前幾年爆發的幾樁『妖受讚』 與抄襲事件，也引起大家不少的討論與關注。立法院預算中心也特別在上週公佈了新的檢討報告，但裡面僅限於中央機關。到底我國官員的出國情況如何？錢真的有花在刀口上嗎？出國考察是考察了什麼？
在爬完近六萬筆的公務出國報告後，我們發現什麼趨勢？
再論大法官再任的政治問題
作者上一篇文章 <大法官再任的政治問題> 刊登之後得到不少評論與提問，包含前此李佳玟教授 <大法官再任之政治問題的虛相與實相> 一文，在此同樣以問答形式一併回應。
當全球化來敲門：台灣金融市場與監理制度的變革與現狀 (系列之三)
本篇為系列之三，由於篇幅有限，將快速地帶過全球化對台灣金融市場的影響，說明舊有的金融統治邏輯如何因應全球化的挑戰，然後將焦點放在在金融監理的改革。在研究了金管會成立的歷史背景後，作者認為，台灣的金融監理機制雖然以金融全球化為名，在表面上做了改變，希望對金融市場進行更有效監理，但骨子裡的監理邏輯並沒有完全改變，當國內邏輯碰上國際市場標準，是此次兆豐事件發生的主要原因。
台灣威權時期的金融監理邏輯 (系列之二)
接續系列文第二，本篇文章談同時期(威權時期)金融檢查的制度安排與監理邏輯。這篇文章將指出，由於金融一直是國家的「統治高地」，國家可以透過各種管道控制金融機構，因此金融監理一直未受到重視。這樣的監理邏輯深深地影響台灣金融市場的發展，即便日後統合金融監理權至單一機構(金管會)，很多監理邏輯並沒有根本上的改變。
台灣威權時期的金融統治邏輯 (系列之一)
越演越烈的兆豐案讓台灣金融市場素來不健全的的形象再添一樁案例。為何台灣的銀行醜聞那麼多? 從以前到現在，不管是陳水扁時期二次金改扯出的政治風暴、還是馬英九任台北市長時被質疑賤賣台北銀行的醜聞，甚至到現在蔡英文時期的兆豐洗錢案，台灣的銀行跟國家的關係似乎都很曖昧。這層剪不斷理還亂的曖昧關係哪來的? 市場的競爭邏輯為何無法套用在金融市場? 為何台灣許多大銀行的內部稽核都做得不好? 又為何台灣銀行的監理水準似乎達不到國際標準?
大法官再任之政治問題的虛相與實相
關於前大法官是否能再任大法官的問題，隨著許宗力教授被媒體點名可能擔任下任司法院院長與大法官，婦女新知推薦許玉秀教授擔任大法官，再度引爆爭議。王金壽教授近日於《菜市場政治學》裡發表《大法官再任的政治問題》，對這個問題提出不少質疑。本篇文章不打算談再任的合憲性問題，畢竟這個問題已有不少人談過，本文有興趣的是王金壽教授提出的政治問題。他認為，一旦大法官可以再任，（1）大法官有可能於釋憲意見中迎合上意，以求再被提名與升官，危害司法獨立；（2）未來大法官有可能一當當二十四年，不利於大法官的新陳代謝；（3）很爛的大法官有可能在未來政黨輪替之後再次擔任大法官。
大法官再任的政治問題
近日蔡英文總統原先欲提名前大法官許宗力擔任司法院副院長，若此則許宗力將再度成為大法官，因此有人以違憲理由反對。而改提名司法院秘書長林錦芳，卻引起更大的紛爭。雖然蔡英文已經撤回謝文定、林錦芳的提名。但對於大法官是否可以再任這問題，並沒有得到解決。本文為作者對這個問題的初步思考。
公民意識、公民不服從和政治參與
「公民意識」是指個人對於其公民權利和責任義務的認知，這個概念對於臺灣民眾並不陌生，從早期推動民主改革的社會運動，到近期反黑箱課綱運動，都可以視為公民意識的展現。民主國家普遍樂於發展和深化其國民的公民意識，因為落實民主政治的其中ㄧ項重要因素就是民眾對於政治事務的關心和參與，而公民意識的培養正有助於個人了解其在民主社會中所應該所扮演的角色，進而增進對公領域事務的關注。相較之下，「公民不服從」這個概念則是到了2013年太陽花學運，才在臺灣社會開始受到較廣泛的討論。
中國發展的十字路口
中國的新世代民眾當中，民主價值觀擁有者正在成長，而且將與傳統價值觀分庭抗禮。然而，傳統的價值觀仍然具有相當的強固性。即使是在新世代中仍有一定數量的儒家文化的贊同者，還未形成全面性的變遷。由於世代交替與價值觀變遷，中國的進一步發展已經到了新的十字路口。但除了社會面價值觀結構的整體改變外，尚有國家機器與之互動，實際的發展應該將這兩者互動的結果而論。
遲到的新中國：價值觀的競爭與結構變遷
中國現代化的歷程從19世紀中旬就開始了。1840年中英鴉片戰爭以來，中西文化的衝突與適應事實上一直是中國社會的主要問題。許多政治改革、知識運動、社會改造的目標都是為了處理此一困境。可是從歷史結果來看，我們可以斷言多數努力並沒有取得成功，反而陷入混亂、分歧、戰爭或是狂亂的政治運動之中。總的來看，中國現代化如此困難的因素之一，應該與其存在著競爭性價值觀有很大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