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軍人，還是法律人？」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在訪查任職於台灣威權統治時期的軍法官時，反覆向他們確認這個問題。軍人的職責簡明，需要服從上級命令，在威權統治時期還要效忠領袖。相較之下，軍法官的身分有些特殊，他們不只是軍人，還受過法律專業訓練，在法庭上需要依法審判，也應能理解憲法對於人民基本權利的保障以及權力分立的分際。那麼，當有權介入審判的領袖──例如蔣介石──是個沒有法律專業素養的獨裁者，可以輕忽法律規範而作成「死刑可也」的裁示時，此時坐在審判席上的你，應該當一個軍人還是法律人？
我們先後發表了兩篇作品（2021、2024），對威權統治與司法鎮壓進行研究，而對軍法官有了不同的認識，我們期待這樣的研究成果，可以對威權政體、國家鎮壓下的司法體制與台灣研究有更多的貢獻。
1990年代冷戰結束，伴隨而來的是許多威權國家的解體。這些威權國家由於無法持續獲得來自西方國家的無償金錢援助，因此紛紛解體或是往民主的道路發展。這樣的概念可以用一個小故事來理解：當你們是交往了好多年的伴侶，其中一方突然要出國唸書了，面對這樣的外在衝擊，你們的感情會更加的穩固還是對彼此說一句忘了你忘了我（王傑，1988）呢？
本文主要回顧政治學界對威權主義的定義與類型學，從而去思索中國作為威權政體在理論適用上的困境以及展望。此外，也結合政府治理的問題一同去重新帶領讀者釐清威權主義的概念。
新加坡人民行動黨成立於1954年，從1959年起開始執政，至今已逾六十年。｢一黨專政｣﹑｢一黨獨大｣向來多是負面言辭，論者總會聯想起全球之中的不同共產政權。但在新加坡，一黨獨大的人民行動黨卻有截然不同的形象，其治下的國家發展不斷受好評。
拜中國對外威脅擴張之賜，中國學界最近十年被迫開拓了一個新領域──中國影響力操作研究。俄羅斯和中國，同樣對西方民主國家投射銳實力，為何中國特別值得注意？「中國模式」獨樹一幟嗎？
「法治」的形態與意涵複雜，「守法」不足以概括其意。人的一生，終究不能擺脫政治，法律作為政治之物，便不能不細察。
對於威權體制國家的研究在冷戰過後因為對民主勝利的樂觀期待經歷了一段時間的低迷，然而在過去的幾年間，學界又重燃起對威權制度的興趣。
新加坡作為近年的被關注個案，在於它與崛起中的中國的關係，不少論者都指出了中國似乎在模仿新加坡的發展模式，經濟自由但政治被削弱。
當中國的政經影響力從新疆一路延伸至中亞與中、東歐，形成一條威權「監控絲路」（Surveillance Silk Road）時，來自中國的監視器與監控設備會對這些國家造成什麼影響呢？另一方面，向外輸出威權監控系統，對於中國自身而言又有什麼樣的商業利益與地緣政治策略呢？最後，本文將藉由回答上述問題，進一步思考面對這些接受中國數位威權模式的絲路國家以及中國，自由世界又應該如何回應或反制呢？
《Welfare for Autocrats》為今年五月底出版的新書。作者是史丹佛大學傳播學系的Jennifer Pan，是位非常年輕，研究中國政治的新星。在這本書中，Pan探討中國自1993年開始實施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後稱「低保」），一個社會福利政策，如何成為中國威權政府壓迫異己的制度。
面對新型傳染病，中共的作法在一開始是先嚴懲通報消息的人。十二月的時候有風聲傳出、同時我們事後知道中共在 12/31就向世衛組織通報有不明的新傳染病，但一直到到疫情大爆發、真的壓不住之後，才在1/20由習近平表態做好防疫工作，自此之後官方的確診數字才開始上升。即使如此，防疫似乎仍然不是最首要的重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