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除了台灣以外，各個亞洲國家也紛紛針對公部門的年金進行改革，和台灣相似，改革的原因最主要就是因為沉重的財政負荷。
如果獨厚特定的職/行業，當然是會被譴責撻伐。本文想回頭談的，正是這個「歷史共業」的政治成因，也就是這個「歷史共業」哪來的? 為什麼在台灣當軍公教除了有穩定的工作保障外，福利還那麼好? 又，這個「歷史共業」真的是台灣獨有的問題嗎？
畢竟，在民主的時代裡，選民就會用選票展現他們的不滿，當然，如何設計出一個能夠更永續發展的年金制度，以及設計出能夠保障更多人老年生活的退休制度，還有待政策制定者和民間團體的更多討論與互動才行。
不管在國外或國內，我們經常聽到人們稱自己或他人為「華人」。即使「華人」一詞在某些時候可以用來當作政治動員的口號（例如：支持華人候選人）或是被轉化成更廣泛的政治訴求（例如白種人歧視華人），一般對於華人的認知仍多著眼於其文化和族群上的相似性；換句話說，這個詞彙並不以國家作為特定疆界，而是較近似於Benedict Anderson所稱的「想像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y)。
分隔近百年的兩岸媽祖信仰，各自形成了在地的社會網絡與階序，然而，一九八○年代末部分台灣媽祖廟宇至大陸進香，到二○○○年提出宗教直航，台灣媽祖信仰社群跨越海峽的宗教交流，再再挑戰甚而突破不同時期的兩岸關係政策。在這段期間，媽祖信仰不僅擺脫過往「封建迷信」的汙名而復甦，更由於兩岸媽祖信仰交流，進一步取得了官方肯認，甚至稱媽祖為「海峽和平女神」。這些現象都顯示了：兩岸媽祖信仰社群的互動不僅是宗教性質的社會實踐，也帶有兩岸政治的意涵。
政府捐助成立財團法人，其初衷為希冀透過較有人事、會計與採購彈性的機構，協助行政部門執行公共政策、推動公共任務。但長期下來，許多政府捐助的財團法人早已變調，不僅規避監督、與民爭利、淪為人事酬庸的溫床，甚至落入私人口袋。對此，行政院院會於今年4月「再度」通過《財團法人法》草案，擬以政府捐助比例50%為界線，將財團法人分為「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包括接收日本政府遺留財產者）、「民間捐助之財團法人」兩類來進行分級管理，針對前者施以高密度監督，而後者則採低密度監督。會以「再度」二字來敘述行政院院會通過《財團法人法》草案，代表這個草案的命運乖舛。事實上，政府捐助財團法人該如何被監督與課責，已是我國行政部門的老問題。
許多媒體評論指向，荷蘭的政黨結構走向分裂化，其政治文化正在走向極化，
不過真是如此嗎？
關於荷蘭政黨分裂化的問題，即便荷蘭參加選舉與成功獲得席次的政黨數量增加了，而傳統大黨的得票率和席次則在下降，但大致而言，新興政黨的意識形態和政策主張，不過是較傳統大黨的立場更鮮明一些、辨識度更高一些而已。就「多元」的觀點來說，那些打著單一議題起家的政黨，恰好補足了過往為傳統大黨忽略的議題領域。此外，這些單一議題政黨進入國會後，也必須發展出對其他廣泛的社會經濟和倫理道德問題的立場，混入既有的意識形態光譜。所以，本文寧可說荷蘭的政黨變得更多元了，而不是分裂化了。
這次荷蘭大選的結果，又讓我們觀察到哪些政黨生態的變化呢？本文將陳述官方公布的席次分配結果，和討論荷蘭左派和右派政黨勢力的消長。綜觀本次選舉結果，確實和選前民調預測的方向一致：向右傾斜。包括極右派PVV在內，得票率排名前四位的前段班，均為中間偏右（VVD、CDA）或溫和（D66）的政黨。相形之下，幾個左翼和進步派政黨雖然都有所斬獲，但皆沒能衝到前段班的位置，且即便將他們成長的席位相加起來，也無法彌補工黨（PvdA）丟掉的大片左派江山。
行國語、禁說方言政策，不只直接影響到多年以來學生們學習的內容，更影響到後續一系列升學、就業等差異。但解嚴至今也已30年，在30年之後，許多研究也觀察到台語快速凋零的現象。除了語言使用之外，國語與台語在台灣民眾心中，是否仍有更多不同的意義與政治心理暗示？這篇由台灣大學政治系張佑宗教授與American University政治系教授Jie Lu，在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期刊2014發表的文章中，試著用科學實驗法來驗證這個問題。
司法改革國是會議如火如荼進行的此刻，如何打造更加親近人民的法院，可以說是所有關心司法系統的公民念茲在茲的問題。畢竟，台灣人民對法院的信任度低是長期存在而且令人警覺的社會現象。為了提供國是會議更多討論的材料，也為了促進法與社會的知識普及，我們使用台灣法實證研究資料庫提供的「台灣法律與社會變遷調查」資料，進行分析。本系列上篇文章分析了參與法院活動與司法信任度的關係，我們發現，民眾愈是參與法院活動，對司法的信任度愈低，這似乎跟我們所預想的假設不太一樣。本文接續這個討論。
司法改革國是會議如火如荼進行的此刻，如何打造更加親近人民的法院，可以說是所有關心司法系統的公民念茲在茲的問題。
畢竟，台灣人民對法院的信任度低，有目共睹。事實上，如果絕大多數的人都沒有參與法院的經驗、甚至沒有接觸過法律系統，那麼人們據以評斷法院表現的資訊，究竟從何而來？更進一步說，司法真正的使用者是誰？誰對它的評價才是重要的？這些問題都需要慎重的討論與釐清，才能形塑具體實際的政策目標。
有別於許多學者認為「現代性」乃伴隨歐洲文明而生，進而透過帝國主義的殖民競爭與擴張，散佈至其他地區的論點，作者們認為現代性乃是漫長「社際互動」的產物，其誕生與發展的結果，都與不同社會間的互動息息相關。因此，當所謂的現代性體現於非歐洲以外地區時，它並非如早期現代化論者所言，標示現代與前現代的歷史斷裂點，揭櫫現代化作為國家社會進步發展方針的同時，也開啟從西方移植現代性的單一線性歷史進程。相反地，從社際互動的觀點，重新檢視現代化，它是一股複雜且合成的社會力量，包含著物質與非物質的元素，以及歷史機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