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關係

全球化重塑了中國經濟樣貌，反過來中國也帶給世界政治經濟新因子。許多人期待或擔心中國正在改變全球遊戲規則，但是也有不少人質疑中國的能力與意願。在本書結論中，我將總結回應三個問題：中國是否會落入發展陷阱，美國為何抵制「中國製造2025」產業升級計畫，以及中國重返資本主義世界帶來的理論挑戰。（編按：本文是《尋租中國──台商、廣東模式與全球資本主義》結論部份的轉載。)

有別於許多學者認為「現代性」乃伴隨歐洲文明而生，進而透過帝國主義的殖民競爭與擴張，散佈至其他地區的論點，作者們認為現代性乃是漫長「社際互動」的產物，其誕生與發展的結果，都與不同社會間的互動息息相關。因此，當所謂的現代性體現於非歐洲以外地區時，它並非如早期現代化論者所言，標示現代與前現代的歷史斷裂點，揭櫫現代化作為國家社會進步發展方針的同時，也開啟從西方移植現代性的單一線性歷史進程。相反地，從社際互動的觀點，重新檢視現代化，它是一股複雜且合成的社會力量，包含著物質與非物質的元素，以及歷史機遇。

本書嘗試論證，十九世紀是一個開啟全球轉型的過程，並重塑國際關係的關鍵世紀。作者們延續Eric Hobsbawm所著三部曲的「漫長十九世紀」的討論，認為這個世紀不僅乘載著十八世紀末期幾場發生於美洲與歐洲的革命遺緒之外，也影響著後來二十世紀國際關係的發展。在十九世紀的這段期間，西方國家所主導的工業化、理性國家建程與各種意識形態發展的進程，連鎖地構成一種新的權力模式。這種權力模式，作為複雜的社會力量，推動著國際關係的發展，並將原有多中心的全球秩序，轉型成為一個以西方為主的核心與邊陲秩序：一個具不平衡與綜合發展特色的國際秩序。

民主和平論(Democratic Peace Theory)自九零年代成為國際關係研究中的一個重要命題。什麼是民主和平論呢？Russett和Oneal（2001）的專書《三角和平論》中提到三個主要和平框架，他們認為民主、經濟互賴與國際組織可以明顯降低國際衝突發生的可能性，並進而創造國家間的和平。 這樣的思維也成為美國外交政策當中的一環。然而，這個理論也不斷地被挑戰，美國新任總統川普(Donald Trump)上台，更是帶來新一波的討論熱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