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政治學理論，除了滿足我們對知識的渴望之外，還常常出於解決政治實務問題的需求。如果某種政治學理論能被用來解決重大實務問題，對政治學研究者和學習者而言，無疑會很有成就感，因為這門學問對人類社會做出了具體而明確的貢獻。對於這個世界上經歷了悲慘的種族屠殺經驗的國家而言，在「後衝突」時期，維繫社會和平和建立民主制度，是一項極為艱鉅的任務。政治學所積累的智慧，能夠為此提供何種解方和貢獻，考驗著這門學問的實務解決能力和應用價值，因此成為學術研究中的一個重要課題。
「半總統制」是結合部分總統制特徵和部分議會內閣制特徵的一種憲政體制，其運作方式與總統制或議會制的運作方式是迥然不同的。首先，半總統制與總統制或議會制在行政和立法關係的運作上，最大差異是存在著總統、總理和國會的三角關係，相對來看，總統制下是總統和國會的平衡關係，議會制則是內閣與國會的信任關係。其次，半總統制國家中，總統和國會不是相互獨立的，總統可以解散國會或是國會可以對於總統所提名的總理和內閣進行不信任投票，所以半總統制結合了總統制和議會制的特徵之後，所展現的輪廓全然異於單純的總統制或者是議會制。本文的問題意識在於釐清半總統制下獨有的總統、總理和國會的三角關係運作，並透過對於波蘭和台灣個案的比較和分析，搜尋或診斷半總統制或是總統國會制運作的本質性缺陷，以期對於未來台灣修憲時，可以提供一些處方和解決之道。
政治制度為政治行為者劃定遊戲規則，而具有相同遊戲規則的國家，往往被假設會有較相似的運作結果。不過，實際情況卻並非如此。明明同樣是半總統制國家，也採行並立制為國會選制，有些國家的總統被國會彈劾、被內閣逼宮，最後只能辭職下台；而另外一些總統，則順利推動修憲，企圖讓自己在卸任後轉任總理，繼續掌握實權；也有總統雖然失去國會多數的支持，還面對對立政黨的總理，但仍然具有約束政黨成員以及和國會多數總理抗衡的基礎。為何同樣採用並立制的半總統制國家，卻存在相異的憲政運作結果？本篇文章將介紹筆者與東海大學張峻豪教授共同發表在《東吳政治學報》上的研究成果。我們將並立制定義為「兩種或多種選舉方式並行」的選舉制度，並運用三個解釋變項：總統所屬政黨（總統黨）國會議員的主要產生方式、國會選舉的時機，以及憲法對於總統權力的規範，嘗試回答為何相似制度下的總統們，卻會面對不同結局。
在台灣2024年的總統選舉中，我們不斷聽到有候選人及政治人物呼籲我國憲政體制應該改成議會內閣制。很多人對內閣制的基本印象是會有個虛位的國家元首，但這個元首可能是由國會間接選舉產生的總統，也可能有著皇室血脈的君主。不過，除非我國之後變成「中華王國」或是「臺灣王國」，不然倘若我國變成內閣制國家，那到時候就會有個虛位總統，而不是一個君主。然而，內閣制國家的「總統」就真的完全沒有權力嗎？本文將會介紹由許友芳和蘇子喬兩位教授在《東吳政治學報》上發表的研究，在這篇文章當中展示了大家以為的「虛位」總統不一定真的沒有實權，內閣制國家的總統可能比大家想得還要有權力。
2024年1月9日法國艾塔爾（Gabriel Attal）出任總理，是法國有史以來最年輕的總理。年輕政治人物出任政府首長非單一個案：2017年紐西蘭工黨領袖阿爾登（Jacinda Ardern）在37歲時就任總理；芬蘭也於2019年出現年僅34歲的年輕總理桑娜·馬林（Sanna Marin）。在國內政黨提拔青年政治人物的措施，常是各政黨選舉攻防的熱門話題。連帶使我們開始思考，為什麼有些國家有機會出現較年輕的政治領袖？這背後代表的意義是什麼呢？前述三個國家分屬不同的政治體制。因此，除了該國政治生態以及選民的偏好，憲政體制是否也會影響首長年齡呢？根據林瓊珠、蘇子喬、蔡韻竹三位教授在東吳政治學報上的研究指出，政治制度是影響政府首長初任年齡的因素之一。本研究不僅統計了「憲政體制」和「選舉制度」對政府首長年齡的關聯，更將兩者結合做進一步的研究。三位老師在研究中的幾項重要發現都在文章裡，一起來閱讀吧！
近年來，全世界關心民主的人們不免感到深切的不安與恐懼，因為民主制度看似正面臨嚴峻挑戰：在許多國家，我們看到常以煽動性言論和激進立場吸引選民的極右派候選人順利當選，進一步加劇了社會的撕裂。假訊息的廣泛傳播更讓選舉過程變得撲朔迷離，選民很難在資訊過載與真偽難辨的情況下做出理性的選擇。這樣的背景之下，許多人也開始反思選舉投票、甚至民主的本質，質疑當前的政治參與制度是否能有效代表人民的多元需求，並且穩定地促進公共利益。有學者指出，這些問題的根源在於現代代議制民主的結構性缺陷，因為選民的選擇被限制在少數候選人或政黨之間，難以全面反映其複雜的政治偏好。這些反思，促使「如何讓民主更具包容性、更多元地反映公民意見」成為了當代政治學界與政策制定者的重要課題。今年12月20日，vTaiwan 將舉辦一場有關台灣人工智慧法規的審議活動，屆時將有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awian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 TWNIC）的專家與會，並開放公眾參與，以共同討論 AI 法規的未來發展方向。
2019年中美發生貿易戰以來，經濟制裁作為美國懲戒中國的主要手段，再次引發學界的關注。經濟制裁現今已經成為西方世界用來對付非西方國家的主要策略，舉凡與歐美發生衝突、利益相左的國家，幾乎都遭受過經濟制裁，小至像美國為了促進民主與人權而對非洲小國的制裁，大至為了避免中國崛起而向中國發動的貿易戰，以及2022年為了阻止俄羅斯入侵烏克蘭聯合歐洲國家與SWIFT（全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管理全球金融機構信息來往的國際組織）對俄羅斯發動制裁。雖然我們常常看到制裁行為，但經濟制裁真的能有效達成目的嗎？當多邊制裁中出現背叛者，制裁的成效是否還能維持？筆者將介紹一篇東吳政治學報2020年的文章：川普政府對北韓經濟制裁的政策－中國的角色與回應。該文主要以美國對北韓的經濟制裁為例，探討經濟制裁的成效，以及從小布希到川普時期，被制裁國家盟友（中國）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筆者將以此作為框架，來跟大家討論影響經濟制裁成效的因素。
在美國的眾多頂尖智庫中，蘭德公司無疑是極具傳奇色彩的代表之一。二戰後，美國軍方為了維持在戰時組建的科學研究量能，在空軍下建立了蘭德計畫；蘭德計畫於1948年正式獨立成為蘭德公司，登記為非營利組織。直至今日，蘭德有數個由美國聯邦政府出資贊助的研究中心，並且蘭德不只是美國首屈一指的國防智庫，同時也是美國最具跨領域研究能力的智庫，研究主題從國防、外交、經濟直至教育、健康、科技、能源與社會政策，也囊括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統計學、人類學、歷史學、法學、公共政策、自然科學、工程等各種領域的研究人員。本文作者很幸運在2024年暑假參與了蘭德公司的暑期實習計畫，在蘭德新一期實習計畫即將開始之際，希望能分享他的經驗，讓更多有興趣申請實習的在學生、考慮其正式職缺的畢業生，乃至於社會科學的學術工作者都能了解相關資訊、智庫的工作環境，乃至於如蘭德這樣的智庫與社會科學的關係。
今年（2024）8月30日，總統府提名新的司法院正副院長與5位大法官候選人，以如期銜接10月底即將卸任的司法院正副院長與5位大法官。惟歷經2個多月後，黃國昌委員在臉書說「在今年11月起，立法院未通過人事同意權前」，大法官總額不足，只剩下8位，將此情況指為制度缺陷，要求修改憲法訴訟法的大法官出席及表決門檻。而翁曉玲版《憲法訴訟法》草案的第4條與第30條，將決議門檻提高至2/3，甚至以「法定總額」取代「現有總額」，罔顧如第12條所稱依法迴避大法官不計入現有總額，或如第26條第1項規定未參與言詞辯論者不得參與評議及裁判等語，等於實質要求無論如何須10位大法官同意。本文將分析近期立法院的重大爭議法案，尤其關於立法院不審查司法院大法官提名人選，以及關於《憲法訴訟法》的修正草案。立院怠審司法人事案與翁版憲法訴訟法修正案，正在侵蝕台灣自民主化以來累積的憲政成果。因此，我們呼籲所有關心台灣憲政與民主發展的您站出來，抵制憲政開倒車，防止民主與法治倒退發生在台灣這塊土地上。
2013 年美國波士頓馬拉松爆炸案的目擊者在記者尚未到達時，第一時間把現場慘狀用手機拍攝並上傳到推特 Twitter（現改名 X），從此改變了公民記者在網路科技時代的定義。網路社群媒體的崛起讓許多人的第一手新聞來源從傳統新聞媒體變為交友圈之間的轉載，但口耳相傳的模式卻也帶來更多以訛傳訛的現象，再加上近年來人工智慧 AI 在語言和圖像生成上的突破，科技創新所帶來的問題已不亞於其貢獻，真真假假的訊息不僅能以金融詐騙的方式影響民生，也能透過輿情的操作而控制選舉，進而影響地緣政治。劍橋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透過臉書影響英國脫歐與美國總統大選的醜聞，象徵著人類社會已經進入「後真相」世代。後真相一詞在 2016 年被牛津字典選為年度字彙。雖然中文翻譯普遍將 post 以字面上「後」去做翻譯，但實際上描述的是一種「當訴諸主觀情感比陳述客觀事實更能影響輿論民意」的社會現象，因此 post 以「不重要」或是「缺乏」作為解釋會比用「後」來的更為貼切。換句話說，Post-Truth 是形容當真相不被看重時的社會現象，或是當真相缺乏絕對性時的模糊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