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嘗試論證，十九世紀是一個開啟全球轉型的過程，並重塑國際關係的關鍵世紀。作者們延續Eric Hobsbawm所著三部曲的「漫長十九世紀」的討論，認為這個世紀不僅乘載著十八世紀末期幾場發生於美洲與歐洲的革命遺緒之外，也影響著後來二十世紀國際關係的發展。在十九世紀的這段期間，西方國家所主導的工業化、理性國家建程與各種意識形態發展的進程，連鎖地構成一種新的權力模式。這種權力模式，作為複雜的社會力量，推動著國際關係的發展，並將原有多中心的全球秩序，轉型成為一個以西方為主的核心與邊陲秩序：一個具不平衡與綜合發展特色的國際秩序。
當世界各地開始出現類似的立法措施，目的是想要對抗「假新聞」！
本文以為，莫單純把大眾都當作無知、而不去思考人們，否則會讓正確資訊的傳播事倍功半。政府或臉書可以做的，也許是試著尋找激勵每一個人們更願意表態、更願意分享事實的誘因，透過更多事實來壓下假新聞，而不是由上而下的想直接跟它對抗。
追根究底，對抗「假新聞」終究會是每個人對每個人之間的戰爭，而社群網站只是提供了戰場，可能並非假新聞出現的原因。那麼，所謂值得捍衛的「真新聞」又誰說了算？是本文未竟之處。
這是第一篇系統性的五毛黨實證研究，到底五毛黨是誰？他們做了哪些事？又有什麼可觀察到的脈絡呢？
本文介紹哈佛大學政府系Gary King教授關於五毛黨的研究發現，就方法論上可說是集大成之作，也不意外的登上了第一名的政治學期刊。但更重要的是，讓我們能一窺中共政府在刪文與禁關鍵字之外，另一種可能面對網路輿論的對應方式：轉移注意力。然而，會做這件事的只有中共政權嗎？
影響政治學與經濟學逾半世紀的學者Kenneth Arrow於2017年2月21日辭世。Arrow的研究與教學對當代政治學與經濟學的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
Arrow的研究與教學可謂開啟了當代經濟學研究的大門，對政治學亦影響深遠。回顧Arrow一生的貢獻，以及他所留下的遺緒，有如描繪一部份當代政治經濟學的縮影。
「臺灣人的鮮血，應該流在清白的襯衫上。」這是許多白色恐怖政治犯口耳相傳的回憶中，礦業大亨劉明在獄中的義舉。在那個資源匱乏的年代，當有獄友遭槍決前夕，劉明會請家人送來乾淨的白襯衫供其換上，其中之一是因臺北市工委會案而遭槍決的醫師郭琇琮。這位被評價為仗義疏財的商界聞人，在五○年代繫獄前即活躍於政壇，在二二八事件中，他投入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組織動員青年學生投入治安維護工作，並提供資金援助。然而，在陳翠蓮新作《重構二二八》透過耙梳檔案卻發現，劉明與其至交陳逸松，表面上是活躍於處委會的民間菁英，但同時也是為警總、保密局「運用」的人員。
二二八是台灣歷史中最巨大的創傷。雖然我們將這一天訂為「和平日」，我們對它的回憶卻充滿了火藥的煙硝。歷史回憶的對立來自兩個重疊的根源。一是「現在」政治利益的衝突；另一則是對「未來」的不同願景。前者是政治的恆常，後者短期間內不可能消失。可是難道在現階段我們不能擁有一個共同的二二八？無法讓它成為我們這個政治社區共有的、可珍惜的歷史回憶？
本篇講到「摘櫻桃」問題，既然研究假設的先驗機率是如此重要，我們要如何去判定？要怎麼知道它是多少？我們必須要做文獻的分析、要建構我們的理論，在這種情況之下，會出現摘櫻桃的問題。
作者綜合閱讀文獻提出一個想法：統計學很快就會有很重大的改變，傳統的作法、用p值來作統計檢定的作法，大概再過幾年，就不容易再存在。所以大家必須要應變，這也是文章希望能夠提醒大家注意的一個問題。
作者引用「玉蘭花」這部電影，除了在教學上解釋p值的概念外，認為也可以用來幫我們了解，為什麼用p值來做統計推論有可能是錯的？本篇除了討論p值不是什麼之外，也針對研究假設的先驗機率、後驗機率進行討論。
為什麼要談論p值的問題？因為在近十多年來，不只是政治學界，而是很多學門，特別是在科學領域，有很多文章討論傳統統計檢定方法、尤其是p值統計檢定的問題，甚至有位很有名的統計學者，Andrew Gelman寫了篇文章，叫作The Statistical Crisis in Science–「科學的統計學危機」。
本文不僅探討p值的真正的意義，即p值到底是什麼？它又不是什麼？更提醒大家，科學的結論，還有在商業上、政策上的決策，不應只靠p值來決定。
在傳統政治學裡的民主理論與模型中，民選政府是全民民意的代表，候選人為了追求最多選票，會讓自己的意見靠近全民的中間。這個模型有兩大假設，一是民眾都知道每個政策的重要性和偏好為何，二則是政治人物們只有乖乖聆聽選民的話然後照做。換句話說，每個政策在推動的時候，就是做個民調，然後總統照民調多數意見去做就對了！這兩個假設看似美好，但似乎好到無法致信——總統真的是乖乖聽多數民意在決策的嗎？信或不信，是要透過實證資料去檢驗的，但是要怎麼用科學方法去檢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