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是台灣歷史中最巨大的創傷。雖然我們將這一天訂為「和平日」，我們對它的回憶卻充滿了火藥的煙硝。歷史回憶的對立來自兩個重疊的根源。一是「現在」政治利益的衝突；另一則是對「未來」的不同願景。前者是政治的恆常，後者短期間內不可能消失。可是難道在現階段我們不能擁有一個共同的二二八？無法讓它成為我們這個政治社區共有的、可珍惜的歷史回憶？
我們共同的二二八
服從權威是邪惡的根源嗎？
對加害者做法律的起訴或道德的控訴，是轉型正義的主要任務之一。不論台灣是否對加害者做法律或道德的追訴，對邪惡行為的反省都是必要的工作。
本文討論鄂蘭「邪惡庸常化」的概念並指出，鄂蘭對納粹領導人的理解是錯誤的，她對邪惡的解釋也非常片面。艾緒曼事實上是一個強烈的反猶太主義者。然而，鄂蘭卻指出了一個政治哲學中恆久的議題，以及所有政治體制中的公民所面對的普遍課題：我們應該如何面對不義的權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