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代社會科學界，學者Charles Tilly的「戰爭製造國家」是頗具影響力的觀點。Tilly認為歐洲現代國家的形成，起源16至18世紀後，各國君主由於戰爭動員的需要，將封建體制逐步汰換，當時多場大型戰役促成歐洲各國建立了強大的國家機器，現代意義的民族國家(national state)至此出現在人類眼前。不過，近期史丹佛大學政治系教授Anna Grzymala-Busse發表在政治學頂尖期刊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的文章，提出一個新觀點修正Tilly的解釋。在今年美國政治學會年會將召開前，學會並宣布該文獲頒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當年度(2024年)最佳論文獎。Grzymala-Busse在該文主張，要理解歐洲近代國家的形成，必須找回中世紀的宗教政治(羅馬天主教會)，對當時歐洲國家體系趨向分裂的長久影響，並重新評估Tilly「戰爭機器」國家理論的侷限。
非民主國家國家機器領導層的產生是時常受到關注的議題。中國作為當代少數一黨專政的威權政體，其領導人更替是靠「中國共產黨」制度篩選決定，和許多非民主國家相比始終不太一樣。中國共產黨1980年代初期推動官僚制度的「幹部四化」政策，被視為這邏輯的體現。官方宣稱這是為了革除毛澤東時代單靠政治忠誠選擇菁英的弊病。1980年代後的中共菁英，因此必須滿足許多客觀的考核指標才能晉升到權力核心。許多分析指出該晉升模式對1980年代中國的經濟改革幫助甚大。政權在地方提拔一批具改革意識與專業化菁英，推動靈活的政策，地方的經濟就變好。不過，這類研究的觀察多數限於中共中央委員會層級以上的菁英，沒有從整個官僚體系的視角從上到下系統檢視。為何需要系統性檢視呢？設想今天有個官僚在底層競競業業，經過逐步考核逐級晉升，20年後成為這個國家的掌舵者。這代表制度似乎是開明專制的賢人制(Meritocracy)，提供激勵誘因，官僚好好拼經濟，學界稱作激勵模型（Incentives Model）。但我們知道現實也許不一定這樣，也許一些官僚天生踩著別人往上爬，靠關係庇蔭直上青天。激勵模型的解釋忽略這種情況。因此，沒晉升的官僚真的是表現不好嗎？還是有其他因素影響？討論這些問題得從整個官僚體系角度，檢視制度的真實邏輯才能發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