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中選會公告，立法委員黃國昌罷免案投票結果，有48,693票同意罷免，21,748票不同意罷免。
媒體上評論眾多，其中很多立論的主要根據是「反對」效應比「支持」效應要來的強烈。因此本文除了分析心理學上「負性偏差」(negativity bias) 的理論適用層次與操作化，也從選舉行為理論中所謂「負面投票」(negative voting) 來分析罷免投票與選舉投票的不同。
本文告訴我們的訊息是：因為「罷免」與「選舉」的不對稱性，要用原來選舉時的得票數來衡量罷免投票的結果，或用罷免投票的結果來預測下次選舉投票的結果，都是不科學的。
信誓旦旦說自己是台灣人別人不是的人，難道就一定是「台灣人」？
政大選研民調所做的「台灣人/中國人認同」趨勢調查為大家所熟知，不過，誰能說每個受訪者口中「台灣人」、「中國人」都有一樣的意義？誰能說25年前和25年後受訪者口中的「台灣人」、「中國人」有一成不變的國族本質？受訪者認同「中國人」者，也許只是早年黨國教育之下對祖國的自然反應，或是戒嚴時期養成的小心翼翼的答案，但也不能排除有人心中對崛起的強國充滿了孺慕憧憬。同樣的道理，經歷過白色恐怖的受訪者，可能在回答「台灣人」時心中會惴惴不安；致力於本土運動者，則可能熱血沸騰、充滿了驕傲；而對於民主鞏固後的世代，則在說「我是台灣人」時恐怕不過像美國人回答「Where are you from?」一樣的家常便飯。
本篇講到「摘櫻桃」問題，既然研究假設的先驗機率是如此重要，我們要如何去判定？要怎麼知道它是多少？我們必須要做文獻的分析、要建構我們的理論，在這種情況之下，會出現摘櫻桃的問題。
作者綜合閱讀文獻提出一個想法：統計學很快就會有很重大的改變，傳統的作法、用p值來作統計檢定的作法，大概再過幾年，就不容易再存在。所以大家必須要應變，這也是文章希望能夠提醒大家注意的一個問題。
作者引用「玉蘭花」這部電影，除了在教學上解釋p值的概念外，認為也可以用來幫我們了解，為什麼用p值來做統計推論有可能是錯的？本篇除了討論p值不是什麼之外，也針對研究假設的先驗機率、後驗機率進行討論。
為什麼要談論p值的問題？因為在近十多年來，不只是政治學界，而是很多學門，特別是在科學領域，有很多文章討論傳統統計檢定方法、尤其是p值統計檢定的問題，甚至有位很有名的統計學者，Andrew Gelman寫了篇文章，叫作The Statistical Crisis in Science–「科學的統計學危機」。
本文不僅探討p值的真正的意義，即p值到底是什麼？它又不是什麼？更提醒大家，科學的結論，還有在商業上、政策上的決策，不應只靠p值來決定。
繼2009年美國牛肉進口爭議，2016年12月中行政院長林全宣布暫緩開放日本核災地區食品進口，為何政府的食安科學在民眾的疑慮中屢次敗下陣來？本文嘗試說明：民眾不但相信命運甚於相信機會、系統性高估微小機率，對負面結果的反應也較正面結果更強烈。在進口有安全疑慮食品這個議題上，日、韓政府、馬政府都已嚐過苦頭，蔡政府孰應汲取教訓。若真有國際關係上不得不然的苦衷，應該實話實說，民眾自然會加以考慮。科學是冷酷的，政府不能不尊重科學，但更不能不尊重民眾的思考方式和安全考量。
生、死、性都是本質可爭議的概念(essentially contestable concepts)，其中尤以「性」為最。
世界上並不存在稱之為「男性」或「女性」的客觀本質；任何性別的主體都可以用「男性」或「女性」的方式來經驗世界。維根斯坦認為一個字詞的意義不能脫離使用者的生活形式 (form of life)，也就是日常生活中的種種活動。所謂「經驗世界」，不外乎維根斯坦所說的生活形式。
從維根斯坦的語言哲學觀點去傾聽，張懸(焦安溥) 11月28日在「同性婚姻法制化」公聽會的這段證詞，也許會幫助你的了解。
什麼樣的行為是道德的，什麼樣的行為不是？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或譯為效益主義）的主張是：一個行為是道德上對的，若且唯若（if and only if）它是在所有可能選擇中最能夠促進社會的最大快樂。這種思考方式比較接近所謂的「結果論」，只要一個行為/決策能帶來最大的效益，那它就是對的。闡述這個哲學概念著名的哲學家包括邊沁(Jeremy Bentham)和彌爾(John Stuart Mill)等人。然而，每當我們在做決定的時候，或者思考公共政策的時候，是否有辦法將一個事情的結果換算成所有人的快樂總合來計算？是否可以將所有選項的效益或者後果放在同一個天秤上面比較？
台灣實行民主政治多年，很多人已學會分裂投票和策略性投票，但很少人知道策略性換票的可能性。在英美等西方國家，早已有網站提供合法平台讓不同選區的選民從事換票，這運作始於2000年美國總統大選。本文將以賽局理論介紹各種投票及換票的策略。
當我們信任一個人時，我們對他的行為會有所預期，而且我們會根據這預期來決定自己的行為。現代政治，舉凡稅捐、教育、健保、食安，乃至於國家認同和民主自由，都會受到政治極大的影響。如果我們信任政治人物，而政治人物辜負我們的信任，其所帶來的壞處，比起他們承擔我們的信任所能帶來的好處，可能會遠遠超過。這種風險，正是人民不願意信任政治人物的原因。
我們為什麼不信任政治人物？因為信任是有風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