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為系列之三，由於篇幅有限，將快速地帶過全球化對台灣金融市場的影響，說明舊有的金融統治邏輯如何因應全球化的挑戰，然後將焦點放在在金融監理的改革。在研究了金管會成立的歷史背景後，作者認為，台灣的金融監理機制雖然以金融全球化為名，在表面上做了改變，希望對金融市場進行更有效監理，但骨子裡的監理邏輯並沒有完全改變，當國內邏輯碰上國際市場標準，是此次兆豐事件發生的主要原因。
當全球化來敲門：台灣金融市場與監理制度的變革與現狀 (系列之三)
台灣威權時期的金融監理邏輯 (系列之二)
接續系列文第二，本篇文章談同時期(威權時期)金融檢查的制度安排與監理邏輯。這篇文章將指出，由於金融一直是國家的「統治高地」，國家可以透過各種管道控制金融機構，因此金融監理一直未受到重視。這樣的監理邏輯深深地影響台灣金融市場的發展，即便日後統合金融監理權至單一機構(金管會)，很多監理邏輯並沒有根本上的改變。
台灣威權時期的金融統治邏輯 (系列之一)
越演越烈的兆豐案讓台灣金融市場素來不健全的的形象再添一樁案例。為何台灣的銀行醜聞那麼多? 從以前到現在，不管是陳水扁時期二次金改扯出的政治風暴、還是馬英九任台北市長時被質疑賤賣台北銀行的醜聞，甚至到現在蔡英文時期的兆豐洗錢案，台灣的銀行跟國家的關係似乎都很曖昧。這層剪不斷理還亂的曖昧關係哪來的? 市場的競爭邏輯為何無法套用在金融市場? 為何台灣許多大銀行的內部稽核都做得不好? 又為何台灣銀行的監理水準似乎達不到國際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