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是個好箭靶: 從比較憲法角度談立院卡大法官的人事案及《憲法訴訟法》修法爭議

司法是個好箭靶: 從比較憲法角度談立院卡大法官的人事案及《憲法訴訟法》修法爭議

今年(2024)8月30日,總統府提名新的司法院正副院長與5位大法官候選人,以如期銜接10月底即將卸任的司法院正副院長與5位大法官。惟歷經2個多月後,黃國昌委員在臉書說「在今年11月起,立法院未通過人事同意權前」,大法官總額不足,只剩下8位,將此情況指為制度缺陷,要求修改憲法訴訟法的大法官出席及表決門檻。而翁曉玲版《憲法訴訟法》草案的第4條與第30條,將決議門檻提高至2/3,甚至以「法定總額」取代「現有總額」,罔顧如第12條所稱依法迴避大法官不計入現有總額,或如第26條第1項規定未參與言詞辯論者不得參與評議及裁判等語,等於實質要求無論如何須10位大法官同意。本文將分析近期立法院的重大爭議法案,尤其關於立法院不審查司法院大法官提名人選,以及關於《憲法訴訟法》的修正草案。立院怠審司法人事案與翁版憲法訴訟法修正案,正在侵蝕台灣自民主化以來累積的憲政成果。因此,我們呼籲所有關心台灣憲政與民主發展的您站出來,抵制憲政開倒車,防止民主與法治倒退發生在台灣這塊土地上。

為何「後真相政治」的解藥不能只靠「事實查核」?

為何「後真相政治」的解藥不能只靠「事實查核」?

2013 年美國波士頓馬拉松爆炸案的目擊者在記者尚未到達時,第一時間把現場慘狀用手機拍攝並上傳到推特 Twitter(現改名 X),從此改變了公民記者在網路科技時代的定義。網路社群媒體的崛起讓許多人的第一手新聞來源從傳統新聞媒體變為交友圈之間的轉載,但口耳相傳的模式卻也帶來更多以訛傳訛的現象,再加上近年來人工智慧 AI 在語言和圖像生成上的突破,科技創新所帶來的問題已不亞於其貢獻,真真假假的訊息不僅能以金融詐騙的方式影響民生,也能透過輿情的操作而控制選舉,進而影響地緣政治。劍橋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透過臉書影響英國脫歐與美國總統大選的醜聞,象徵著人類社會已經進入「後真相」世代。後真相一詞在 2016 年被牛津字典選為年度字彙。雖然中文翻譯普遍將 post 以字面上「後」去做翻譯,但實際上描述的是一種「當訴諸主觀情感比陳述客觀事實更能影響輿論民意」的社會現象,因此 post 以「不重要」或是「缺乏」作為解釋會比用「後」來的更為貼切。換句話說,Post-Truth 是形容當真相不被看重時的社會現象,或是當真相缺乏絕對性時的模糊狀態。

Philip Zimbardo (1933–2024)

Philip Zimbardo  (1933–2024)

史丹佛大學心理系教授Philip Zimbardo於本周以高齡91歲去世。Zimbardo於1971年的史丹佛監獄實驗(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至今仍然對政治科學影響深遠,可說是當代政治科學最重要的實驗之一,甚至徹底改造了全世界對於社會科學實驗的相關規範。權力(Power)是政治科學裡面一個最重要的概念,但是要研究這個概念非常困難。為何人們會創造權力?又為何其他人會服從權力?有哪些因素會影響權力的多寡?這個重大的研究問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尤其引起美國社會科學領域的反思:自啟蒙時代以來,許多對民主跟社會的想像都建立在人是理性的、自主的、啟蒙的。那為何會有納粹?為何整個社會會聽納粹的話?我們對人類的假設跟理解是否根本有錯?這個反思,引起了整個社會科學跟心理學領域的重大轉向,開始認真研究人類跟權力之間的關係。到底人們是先天就有納粹一般的個性(F scale等發展),還是其實完全是後天的因素(法規、環境)導致的(例如Milgram電擊實驗)。

是誰關了燈?台灣第三勢力的未來與可能性

是誰關了燈?台灣第三勢力的未來與可能性

在藍綠之外,您喊得出哪些政黨呢?在今(2024)年初的立委選舉中,政黨票的選票上共有16個政黨,由藍綠兩黨囊括超過七成選票,第三勢力民眾黨則約兩成,其餘13黨得票總數不超過一成。而2020年的政黨票上則有19個政黨,兩大黨獲得將近七成選票,民眾黨、時代力量與親民黨的選票總和則略超過兩成,其餘14個政黨的總得票數同樣不超過一成。光從選舉結果就不難看出台灣小黨生存不易,第三勢力起起落落,而最近民眾黨的政治獻金爭議以及其主席柯文哲的弊案疑雲,讓人不禁思考,台灣的第三勢力怎麼了?今年(2024)9月4日的週三青年日講座以「藍綠之外?台灣第三勢力的生存之道」為題,由台灣公共策益召集人董思齊主持,邀請台灣教授協會會長陳俐甫、前親民黨發言人吳崑玉、台灣團結聯盟黨主席周倪安、小民參政歐巴桑聯盟副秘書長沈佩玲與福和會青年部主任周德望,一同討論台灣第三勢力該何去何從。

2024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意義:「類實驗法」的桂冠獎盃

2024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意義:「類實驗法」的桂冠獎盃

2024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Acemoglu、Johnson、Robinson等人就是「類實驗法」(quasi-experimental methods)的桂冠獎盃。為何某些國家在經濟上獲得成功、某些卻失敗?這是千古以來的人類大問題,無數政治家、政治科學家、哲學家激辯乃至於親身下海操盤,無數論文發表,但從未有定論。因為太多的變數互相糾結在一起,因果關係很難確定。通常遇到這種因果關係不明確的狀況,科學家就拿出壓箱法寶:用實驗設計來做實驗組跟控制組,圈兩塊相同的地,隨機選一塊給民主,另一塊不給民主,一百年後回來看看誰經濟好就知道了。不幸地是,歷史沒有如果,這種實驗無法實行。假如不能真的搞實驗,那要怎麼確定因果關係?這就是Acemoglu等人的厲害之處:他們看遍世界各式各樣的神奇文獻,試圖找到一些「工具變數」(instrumental variable),這些發生在建國之前的變數,可能會促使人們建國時更可能選擇比較開放的制度,但是這些變數不會影響到建國之後的經濟表現,因此可以拿這些變數來預測一個國家本來應該的開放程度,再拿這個預測值來觀察是否影響未來該國的經濟發展,建立起單向的因果關係。

普世人權趨勢與華人社會人權發展的對話

普世人權趨勢與華人社會人權發展的對話

今(2024)年適逢中國六四天安門事件35週年、香港雨傘運動10週年及反送中運動5週年、臺灣太陽花運動10週年,恰是回顧中、港、臺人權與民主發展的關鍵時刻。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與國家人權委員會聯合邀請美國漢學家林培瑞(Perry Link)教授於今年9月中旬訪臺,並與多個學界及公民社會團體合作舉辦「人權發展」系列講座,同時與「菜市場政治學」合作將部分場次演講逐字稿編輯並收錄為科普文章。本文出自林培瑞教授今年9月9日於國家人權委員會的演講逐字稿,經講者審閱及授權後刊登;該演講由政大國發所、國家人權委員會主辦,由國家人權委員會主委陳菊主持。一起來閱讀林培瑞老師的演講內容吧!

全體向右轉?――身在台灣的我們如何討論左右

全體向右轉?――身在台灣的我們如何討論左右

極端政治勢力近年在世界各處崛起,義大利兄弟黨於2022年取得政權,法國國民聯盟陸續在總統大選與國會選舉中展現勢不可擋的民意基礎,英國在今年7月才發生反移民的流血衝突,高喊美國優先的狂人川普正以排山倒海的氣勢準備爭取第二次執政。而這些極右派與反移民的支持者中,也不乏年輕面孔。「向右轉」難道是全世界的趨勢嗎?今年8月14日的Y’s Day「週三青年日」講座以〈全體向右轉?極右派興起與世界政治〉講座為題,由台灣公共策益召集人董思齊主持,邀請東吳大學政治系助理教授陳方隅、福和會青年部主任周德望、東海大學政治系副教授林子立、逢甲大學通識中心助理教授蕭育和、世新大學傳播管理學系副教授劉玉皙等專家與談,探討極右翼在世界各地興起的現象,也一同反思身在台灣的我們該如何應對這波浪潮。

槍擊案會決定大選結果嗎?

槍擊案會決定大選結果嗎?

在今年(2024)7月13日,美國總統候選人川普在造勢活動上被一名槍手連開數槍,其中一顆子彈劃過他的右耳,川普在隨扈將他護送下臺時,在飄揚的星條旗幟前振臂吶喊「Fight」的英雄式畫面傳遍世界。這件事很難不使人聯想到台灣的「三一九槍擊案」,許多人認為,這起槍擊將決定選舉結果、改變歷史。真的有可能嗎?在2004年的台灣總統大選,由執政黨民進黨的陳水扁與呂秀蓮,對上國民黨的連戰及親民黨的宋楚瑜。在3月19日,也就是選前一天,陳呂兩人在台南掃街時被開了兩槍,雙雙送醫。隔日,「水蓮配」險勝「連宋配」。一般人很可能認為,選前一天的大事肯定會影響投票結果。連宋陣營在選後也馬上提出選舉無效之訴,認為要是沒有「兩顆子彈」,阿扁怎麼可能會贏!所以,槍擊案會決定大選結果嗎?答案是:很可能不會。

無聲的入侵? 紅色數位供應鏈如何衝擊你我的未來?

無聲的入侵? 紅色數位供應鏈如何衝擊你我的未來?

中國的電商正在全球攻城掠地,據統計,2023年的中國線上零售總額將近2.2兆美元,遠甩美國的9810億與英國的1570億美元。中國電商平台淘寶在上(7)月底宣布將台灣加入「全球大服飾包郵計畫」,自8月2日消費者購物滿99元人民幣即享跨境免運,這將政策讓台灣本土電商面臨了消費者與賣家雙雙出走的考驗。今年8月21日的週三青年日以「無聲的入侵?淘寶免運誘惑下的中國滲透」為題,由淡江大學戰略所助理教授馬準威主持,邀請中華經濟研究院助研究員王國臣、臺灣海洋大學法政學院教授江雅綺、前國安委員陳明祺、台灣公共策益召集人董思齊、戀家小舖創辦人李忠儒,一同探討淘寶免運對台灣造成的影響,在場的專家學者也提醒,政府也應儘早提出防堵政策,以避免對台灣產業與金融產生不良影響。

清除毛澤東時代菁英,為改革開路

清除毛澤東時代菁英,為改革開路

非民主國家國家機器領導層的產生是時常受到關注的議題。中國作為當代少數一黨專政的威權政體,其領導人更替是靠「中國共產黨」制度篩選決定,和許多非民主國家相比始終不太一樣。中國共產黨1980年代初期推動官僚制度的「幹部四化」政策,被視為這邏輯的體現。官方宣稱這是為了革除毛澤東時代單靠政治忠誠選擇菁英的弊病。1980年代後的中共菁英,因此必須滿足許多客觀的考核指標才能晉升到權力核心。許多分析指出該晉升模式對1980年代中國的經濟改革幫助甚大。政權在地方提拔一批具改革意識與專業化菁英,推動靈活的政策,地方的經濟就變好。不過,這類研究的觀察多數限於中共中央委員會層級以上的菁英,沒有從整個官僚體系的視角從上到下系統檢視。為何需要系統性檢視呢?設想今天有個官僚在底層競競業業,經過逐步考核逐級晉升,20年後成為這個國家的掌舵者。這代表制度似乎是開明專制的賢人制(Meritocracy),提供激勵誘因,官僚好好拼經濟,學界稱作激勵模型(Incentives Model)。但我們知道現實也許不一定這樣,也許一些官僚天生踩著別人往上爬,靠關係庇蔭直上青天。激勵模型的解釋忽略這種情況。因此,沒晉升的官僚真的是表現不好嗎?還是有其他因素影響?討論這些問題得從整個官僚體系角度,檢視制度的真實邏輯才能發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