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8事件中國家暴力的施用雖暫時壓制政治衝突，卻無法徹底解決當時台灣社會對國民黨政府的疑懼與不滿。此外，1948年後國共內戰情勢逆轉，最終是以國民黨受到廣大中國人民唾棄而進入尾聲，國民黨軍兵敗如山倒，國民黨政府則是輾轉流亡中國各地，在1949年終至臺灣。可以想見228事件後族群關係間的疑懼與不滿，在事件後又受到國共內戰情勢的牽引而變得更為複雜。那麼，國民黨政府是如何在社會疑懼與不滿的氛圍中重建與鞏固它在台灣的政權？受到國共內戰情勢影響的台灣社會，又在國民黨政府重建與鞏固政權的過程中受到怎樣的影響呢？本文嘗試以這個問題，介紹1949年國家與社會關係的轉折。
個把月前，國民黨新科主席朱立倫在宣布參選國民黨黨主席的同時，提出要將台灣從半總統制改為「議會內閣制」的主張。然而，對於內閣制是否能根本解決台灣內部的政黨對立與惡鬥，以及民意對行政機關的不滿，則未多加琢磨。要了解內閣制能不能解決台灣的問題之前，總得先知道內閣制與現行台灣體制是甚麼。
本文的結論是：一、內閣制並不會根本的改善台灣現有的政治與社會問題（政黨惡鬥＋政府施政政策不反映民意）。不過，若憲政體制與選舉制度一起進行改變（由單一選區兩票制〔並立制〕改為比例代表制或單一選區兩票制〔聯立制〕），則有可能根本的解決現存的問題；二、問題的癥結點並不在於台灣是半總統制或是內閣制；問題的重點是在於台灣偏好兩大黨的選舉制度，以及其後續的影響。同時，作者提醒大家，這三種制度都是民主國家才有的制度，在威權國家裡面去做這類型的區分是沒有意義的…。
在政治學的傳統裡面，國家（State）的核心定義為：一個（唯一）可以對其領土施展暴力藉以統制人民的實體。為什麼國家的核心成分是「暴力」呢？在傳統政治哲學的思維裡面，當國家不存在之時，人們會回歸到「自然狀態」（ State of Nature）之上，也就是一個沒有高於自身的權力實體存在的狀態。假設我們都在這個狀態裡面：每一個人都擁有差不多的能力，而每一個人都可以選擇控制自己的行為，那麼對於每一個個人來說，他最佳的策略，其實都是去姦殺擄掠。為了要逃脫出這樣一個無間地獄，人們向國家簽訂一個社會契約（Social Contract）。在這個契約裡面，人們放棄個人的自然權力以換取國家的保護，而國家正是透過懲罰來保障人民的安全。所以監獄的出現，其實是人民賦予國家懲罰的權力，將社會上行為偏離法律規範的人隔離，用以保障普羅大眾的安全。
最近有一則報導指出香港大學的中國學生｢99%是共青團｣，這在香港人和臺灣人眼裏是完全不能理解的狀況，類似於貓咪爲什麽一定要擋住電腦屏幕的神秘現象。但是莫急莫慌莫害怕，這在中國的學校裏其實是再平常不過的事情。
本周菜市場政治學，有請作為一個過來人的陸生蔡博藝，來跟大家講講一個在中國念書的小朋友在就學成長過程中，都要經歷過哪些政治化的階段以及這些階段具體長什麽樣子。
在我們的生活中，意識型態（ideology）及相關詞彙常常出現，但也常常被誤用。例如，在柯文哲上任台北市長之前有詩人請辭市政顧問，並說他「原本以為柯是個左派，結果很令人失望」；然而，從去年11月底的九合一選舉以來，有許多人都在講說台灣人左傾、仇富、反商（尤其年輕人被罵最多），而柯文哲上任後大力檢討各種不合理的BOT案，槓上財團，正好又讓許多人跳出來叫市長不要變成左傾、不要反商，否則「會讓大財團不敢投資」。另一個例子是，有篇評論文章說台灣選戰不敗之道是「選前喊左派、選後大右派」，並指出「左傾」讓政治人物下場很慘。他們在說的左與右真的是同一件事嗎？台灣民眾真的是「左傾」與「反商」了嗎？在回答這問題之前，我們正好趁這個機會來談談「意識型態」的意涵，尤其，什麼是「左派」和「右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