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台灣城鄉差距序擴大，資源與人口往直轄市集中，治理逐漸失能。一方面，這是全世界新自由主義浪潮的現象；但一方面，台灣的特色在於承受了中國因素的衝擊，不僅加速地方性的瓦解，還重組為新的權力機制，而這個新的機制反過來不斷壓制原有的在地歷史與文化。我們從地景上可以明確觀察到這點。地景是構成地方性的要素之一，而地景變遷背後往往是政治性的。苗栗與花蓮作為台灣的邊陲縣市，派系為了生存而尋求中國擔當新的「恩主」，在運作過程中，符合中國對於邊陲的凝視以及改造，具體展現在苗栗的「大閘蟹」產業，以及花蓮的陸客夜市上。本文將以這些地景政治為分析對象，突顯背後幽微運作的機制。本文的觀點是，台灣的地方性生產機制正面臨著嚴峻的挑戰，中華帝國持續整編地方，以地方派系作為中介。中國與地方派系的合作，造就了台灣國內破碎、流動的中國主權飛地。本文將以花蓮為例，討論中華新侍從體系的權力機制，並指出新侍從體系的運作方式、侷限以及突破的可能性。
宮廟是台灣的政治人物日常地方拜會的重要行程，每到選舉年更是如此，每逢選舉，台灣的廟宇也跟著熱鬧。本文以下簡介由國立中山大學佘健源、國立政治大學卞中佩、Creighton University Colin O’Reilly，以及世新大學劉玉晳等學者所合著，發表在《Foreign Policy Analysis》的〈In the Name of Mazu: The Use of Religion by China to Intervene in Taiwanese Elections〉（以媽祖為名：中國以宗教介入台灣的選舉），探究中共如何透過滲透台灣的宮廟系統來達到介入選舉的目的。該文以高雄市境內的宮廟為研究對象，研究發現高雄市各里的媽祖廟密度與被視為親中政黨的國民黨，在選舉中的得票率呈正相關；然而，都會選區和鄉村選區之間存在差異，僅有都會選區的媽祖廟密度特別與國民黨的得票率呈正相關，這與台灣的宮廟本質存在差異有關，也間接說明為何中共滲透台灣宮廟的效果有所差異。
張保仔一直是香港重要的文化圖騰，是「香港故事」的重要一環。從過去到現在，香港的文化創作者都喜歡以張保仔的海盜故事為藍本，創作小說、電影、電視劇乃至劇場表演（特地為香港參與二〇一〇年上海世博會而製作的歌劇《張保仔傳奇》便是一例）。香港回歸後不久，中國南來文人甘豐穗出版小說《赤鱲角英雄傳：張保仔香港拓荒錄》，自也有回顧漫長的「香港故事」之意。至今，張保仔在香港的足跡仍然隨處可尋——長洲據說曾藏有寶藏或軍火的「張保仔洞」，仍是香港著名旅遊景點之一；於維多利亞港之上，「張保仔號」仍來往穿梭，乘載旅客。為何張保仔會與「香港故事」密不可分？原因大概有二：第一，張保仔為人正直具俠氣，這種人物設定向來具魅力，在喜歡談義利張力的港產黑幫江湖電影之中就更是如此；第二，香港恆久作為港口城市，從來與海洋息息相關。涉及海洋的關鍵詞，定然少不了「冒險」與「自由奔放」，這都是引人入勝的故事元素，以海盜生活為題材的日本《ONE PIECE》全球銷量破五億，大概也可歸因於這些故事元素。
1990年代冷戰結束，伴隨而來的是許多威權國家的解體。這些威權國家由於無法持續獲得來自西方國家的無償金錢援助，因此紛紛解體或是往民主的道路發展。這樣的概念可以用一個小故事來理解：當你們是交往了好多年的伴侶，其中一方突然要出國唸書了，面對這樣的外在衝擊，你們的感情會更加的穩固還是對彼此說一句忘了你忘了我（王傑，1988）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