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民主的觀點來看，選舉是代議民主的核心，因此理想上選民應該不僅是從「個人特徵」來決定投票對象，也要從候選人的「行為表現」加以評估。然而，選民在決定投票意向時，真的更注重政治人物的行為表現多過於個人特徵嗎？從過往研究可以看到，候選人的立法效能、選區連結、對選民偏好的掌握程度與社群經營都會影響選民投票意向。但是具體而言，哪一項最能夠獲得選民的青睞？為了探討這個問題，瑞士日內瓦大學和巴塞爾大學的3位學者Maxime Walder、Stefanie Bailer與Nathalie Giger在英國、波蘭、荷蘭、法國與比利時進行了「聯合分析問卷實驗」。研究結果發現，相較於個人特質，政治人物正向的行為表現總是能夠獲得選民的青睞。並且在諸多行為表現中，選民最為看重「與選區連結」的行為屬性。
近期，有人戲稱賈永婕董事長是2026年台灣轉型正義的油罐車，因為她幾乎是每天一爆地讓台灣社會、新聞媒體、輿論「重新」認識台灣解嚴前後的黨外民主運動，但是，重新認識也揭示了一個直接的問題——對某些（而且還不少）的台灣人來說，那些被「我們」認識、理解、推崇的歷史可能從來就是不清楚、不認識，不知道的。
轉型正義議題大爆發當然是喜聞樂見的現象，但不應該只寄望於特定的個人，如何從體制與結構中創造更多的契機、投入更多的資源、強化行動與實踐的信念，才有可能讓轉型正義成為這個社會毋庸置疑的常識。我們現在對於台灣歷史與民主的理解，必須認真且持續地透過教育推廣，才有可能降低代溝所形成的認知落差。更不要說，現在還得更進一步面對認知戰、免洗帳號在社群網路上用假消息來洗歷史。
在民主轉型之後，國家能不能、也應不應該信任曾服務於威權政體的官僚，讓他們繼續在民主政府中服務？在目前轉型正義的主流文獻當中，論者多數認為我們不要把他們全面清洗掉，而是保留專業官僚，用制度來去約束他們，而不是排除他們。Holger Kern 與Georg Vanberg兩位教授在2024年發表於Journal of Politics上的Transitional Justice and the Rule of Law: Tainted Judges and Accountability for Nazi Crimes in West Germany一文當中，嘗試挑戰這樣的觀點，並且問：那麼那些曾經跟威權政權政權合作的人，在民主制度下，行為是否「足夠像」沒有污點的官員呢？也就是說，這些前威權的協作者在民主化以後，實際上會不會仍然在法院判決當中偏袒舊政權？透過西德的資料分析，他們發現了，當一個案子當中「有越多與納粹政權有關係的法官」，那些以納粹之名被指控的犯人逃過定罪的機率就越高。我們一起來看為什麼民主化之後「留下來的官僚」未必是中立的專業者，反而可能成為延續威權偏誤的關鍵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