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人說「太陽花」運動是在反中國，但在淡江大學陸生參選的論戰中，許多學運的重要角色，對中國學生參選表達了正面的態度，顯然並不符合一些人批評他們「逢中必反」的刻板印象。
作者黃兆年認為，此次陸生參選事件，雖然再度引發台灣社會的「中國焦慮」，但往好處想，或許也為學生自治創造了一個「制度」變遷的關鍵時刻，讓年輕人有機會把參與社會／公共事務的能量帶回校園裡。
我們該如何活化現有的學生自治體系？又該如何建構更健全的校園民主制度？且看曾任台大學生會長的黃兆年精采分享。
中國留學生參選淡江學生會會長的爭議，在昨晚（8/13）台大教授范雲公開表態支持後，再度引起多方論戰。大學五年裡有四年的時間都花在學生自治，經常對外戲稱自己輔修的是「學生會系」的許韋婷，試圖從學生會的法律依據，以及學生自治的本質與實際運作的狀況，爬梳整個爭議的脈絡。
至於作者是否支持中國留學生參選的權利？也許可以從文中找到蛛絲馬跡……
理論上當一個社會的貧富不均狀況愈嚴重的時候，人民應該會要求更多重分配政策、更加重視社會正義；但是實證研究方面發現正好相反：愈是不平等的地方，人們要求更少的重分配、國家整體的社會福利水準也愈低。為什麼會這樣子呢？除了有錢或有權的菁英們掌握著較多影響政策的權力之外，本文介紹政治經濟學當中對於個別民眾「政治偏好」的一些研究，來討論為什麼貧富不均「不見得」會帶來重分配的呼聲。
1997年後，香港回歸中國，併入所謂「一國兩制」框架，這究竟是體現了分權、自主的聯邦或邦聯式屋頂，還是隱含著宗主國對邊陲領土的全面滲透與控制？在此過程中，香港公民運動益發蓬勃、佔中運動蔚為風潮，香港民族主義逐漸興起，「港獨」甚至開始萌芽。香港民族主義為何興起？又如何展現？
許多台灣民眾對於立法委員只聽從黨意，未能反映「民意」的現象，感到非常憤怒；名列「割闌尾」排行榜的也正是幾位被貼上標籤的「黨意立委」與「馬意立委」。不過，台灣的立委真的完全讓黨意凌駕一切嗎？除了「黨意」，代表人民的代議士，究竟還會聽誰的聲音，並依照哪些準則行動呢？
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於今年6月發佈的最新民調指出「台灣人」認同來到了60.4%的新高點，而認為自己是「中國人」或者「都是」者分別都掉到史上新低的3.5%及32.7%。為什麼要調查台灣民眾的認同、「台灣人」認同有什麼意義？為什麼台灣認同會逐漸增加呢？台灣認同的升高也意味著台獨或民進黨支持者的增加嗎？
斯諾登（Edward Snowden）洩密事件讓人們發現，生活於數位時代的普通人民其言論自由與隱私權是如何受到「老大哥（big brother）」毫無遮掩的窺探與監控。洩密事件剛滿週年，英國國會甫於上週通過了具爭議性的「通訊資料保留及調查權」緊急法案，這項法案授權英國警方與情治機關要求電信公司提供通訊資料記錄，包括電子郵件、簡訊、電話通聯等。這項事關一般民眾通訊隱私與國家監控權力的法案，在英國與歐盟的立法過程中經歷了何種政治角力呢？
執政者召喚｢沉默大多數｣來動員民意的支持，曾經在美國取得重大成功：1969年尼克森總統發表｢沉默大多數｣的演說，兩周後尼克森總統全國支持率從50%飆升至81%。
馬政府在太陽花學運爆發後，也號召「沉默的大多數」，令人好奇的是，這條動員民意支持的方程式，是否成功複製到台灣的馬政府身上呢？如果不成功的話，民進黨是否坐收漁翁之利？贏得大多數民眾的支持？
7月9號，世界第三大民主國、第一大穆斯林國印尼舉行五年一次的總統大選，這是一場極其重要的選舉，關乎著印尼甚至是東南亞未來的民主進程。雖然同處於亞洲，台灣也有將近20萬的印尼外籍勞工，但我們對於鄰近東南亞國家的了解卻常常遠不及對美國的了解。這篇文章以第一手的觀察分析為何印尼此次的選舉事關重大？我們又該如何理解印尼此次的選舉?
近來，台灣政治性的社會運動風起雲湧，各種議題鼓動人民走上街頭，但為什麼民眾會參加社會運動？上街頭似乎得不到直接的好處，如果別人衝鋒陷陣，自己反而可以坐享其成，不是比較好嗎？若是覺得民選總統還不錯，就讓其他人去努力，如果運動成功了，即使原本反對的人，到時候自己也能夠投票、也可以參選，那為什麼有人那麼笨要大費力氣甚至甘冒受傷乃至刑罰風險來參與抗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