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台灣城鄉差距序擴大,資源與人口往直轄市集中,治理逐漸失能。一方面,這是全世界新自由主義浪潮的現象;但一方面,台灣的特色在於承受了中國因素的衝擊,不僅加速地方性的瓦解,還重組為新的權力機制,而這個新的機制反過來不斷壓制原有的在地歷史與文化。我們從地景上可以明確觀察到這點。地景是構成地方性的要素之一,而地景變遷背後往往是政治性的。苗栗與花蓮作為台灣的邊陲縣市,派系為了生存而尋求中國擔當新的「恩主」,在運作過程中,符合中國對於邊陲的凝視以及改造,具體展現在苗栗的「大閘蟹」產業,以及花蓮的陸客夜市上。本文將以這些地景政治為分析對象,突顯背後幽微運作的機制。本文的觀點是,台灣的地方性生產機制正面臨著嚴峻的挑戰,中華帝國持續整編地方,以地方派系作為中介。中國與地方派系的合作,造就了台灣國內破碎、流動的中國主權飛地。本文將以花蓮為例,討論中華新侍從體系的權力機制,並指出新侍從體系的運作方式、侷限以及突破的可能性。
新侍從主義在台灣:「苗栗國」是怎麼來的?
台灣的地方性生產機制正面臨著嚴峻的挑戰,中華帝國持續整編地方,以地方派系作為中介,大幅度地改寫台灣的地景政治,使得台灣主權行使領土上排他的權力。苗栗與花蓮作為台灣的邊陲縣市,派系為了生存尋求中國擔當新恩主,在運作過程中,符合中國對於邊陲的凝視以及改造,具體展現在苗栗的大閘蟹以及花蓮的陸客夜市上。